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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25日10時許，我參觀了花山謎窟，正從洞內走向洞口，還有一分鐘我就要走出這個千古留謎的地方了。這時，我的手機響起。我一看顯示的電話號碼，知道是清遠袁啟生先生家里的。我趕緊接聽。我與袁啟生有幾個月沒通上電話了。五一前后，我往他家打電話，他和他的夫人都不在家，為他家清理衛生的一位女士告訴我，他們夫妻去了廣州的女兒家。兩人身體都很好。我沒有他女兒家的電話號碼。我往他家里寄去了信和《廣東公安報》，上面載有我寫的《您好！袁啟生》一文。我盼望他回家后給我來電話。我倆要好好地聊一聊。此時，我看到是他家里的電話號碼，我高興地趕緊接聽。電話那頭是個女孩子的聲音，很清秀、很低沉：“請問，你是楊遠新先生嗎？”我說：“你好！我是楊遠新。您貴姓？”她答：“我是袁啟生的女兒。我爸昨天中午去世了。”我一聽，全身的肌肉都緊了，腦海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該說什么。袁啟生！袁主席呀！你怎么就這么匆匆地走了呢？年前講好，我今年要找機會去看望你，與你第一次見面，與你第一次干杯，與你接著以往的無數次交談繼續深入。你怎么能不信守承諾，就這樣不聲不響地走了呢？我的恩師！我的兄長！你叫我好后悔！

眼淚從我的眼角嘩嘩流出，洞口外面晴朗的天空在我眼里變了顏色。我只說了一句話：“請你媽媽節哀！”

我離洞口已不遠，這時走來，卻顯得那么的吃力。我最后一個走出洞口，同行的朋友用不解的眼光看著我。我把這個噩耗首先告訴了我同行的好友《人民警察》編審宗廷沼。因為他了解袁啟生與我的友情。他也為之難過。他把這個噩耗和袁啟生與我交往的故事說給了同行的其他朋友，朋友們無不為之難過、為之惋惜。

我內心的痛苦要找人訴說。最了解我與袁啟生的特殊友情的，當然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子。我給妻發出短信：“清遠袁主席已于昨天中午去了陰界。我心沉痛之極。你說該怎么辦？”我妻回復我的短信：“啊！痛哉！為他黙哀，為他扼腕！”我兒子復我短信：“節哀順變。他選擇你和警壇眾多文友在一起的時候離開，就是不想你太難過。希望你更有動力進行創作。”

我無法從悲痛中走出。我領略不到好山好水的魅力。中午，從黃山市往黟縣宏村的途中，我任憑汽車顛簸，我腦海里總是浮現著我與袁啟生交往的情景，我總是想像著他是何等的模樣。相交相知十年，我與他未曾謀一面，我與他沒能干一杯。今生今世，有緣相知，無緣相見。天下哪有比這等事還痛苦的呢？同行的文友們都在打瞌睡，我則心情不能平靜，任痛苦化作淚水滑出。我想好了一幅挽聯。我把它記在了小本子上。到了宏村，我問導游小冷，這里有無郵局。小冷說有。并說：“我們參觀之后要從那里經過。”

15時30分，大家接著參觀、購物，我向宗廷沼先生打了招呼，并拿出擬好的挽聯，征求他的意見，并得到他的贊同，我獨自去找郵局。沒幾分鐘，郵局是找到了。但令人大失所望的是，這里的郵局不能發電報。柜臺內的兩個小伙子還笑說：“如今誰還發電報？！”

我希望快點進黟縣縣城。17時40分，我們入住縣城中城賓館，我還沒放下行李，就向總臺的服務員打聽郵局在哪里。漂亮的服務員回答：“下午5點鐘就已經下班關門了。”我問：“明天什么時候開門？”答：“9點鐘吧！”

我不能再等了。宗廷沼先生給我出主意：“給他家里打電話，要e_mail，或者是傳真號碼。”這個主意真好。大家都去用晚餐。我躲在房間里給袁啟生家中打電話。她女兒接聽，提供了她的郵箱地址，還提供了她的手機號碼。我第一次知道了她的名字：袁兵。我請袁啟生的夫人接電話，她向我描述了袁啟生因病去世的情景。5月12日吃午飯時，她發現他頭有點低，說話語無倫次。趕緊將其送醫院，檢查結果是突發性腦血栓。立即住院搶救。12天后，終于未能挽留住他的生命，于5月24日12時02分不幸去世。我請求她節哀保重。她聽說我要了她女兒的郵箱地址，她說：“我也有郵箱。你發到我的郵箱里吧！”她提供了她的郵箱。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

我立即給陳雙娥電話，轉告她郵箱地址，并請記下我擬的挽聯：

千里驚聞噩耗黃山與我肅立送文壇恩師袁主席遠行，

十年傾吐心語長江伴吾揮淚請警界密友啟生兄走好。

陳雙娥對挽聯內容表示滿意。她當即發出。

我透過夜霧，遙望南國，我心里默念：啟生兄！啟生師！你雖然走了，但你為多少文壇和警界熱愛文學的青年遞交了開啟人生之路、事業之路的金鑰匙。我會永遠記住你。人們會永遠記住你。歷史也會記住你。

2005年5月25日于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