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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龔赴里，純屬偶然。那次我出差蓮城，目的是借朋友關系，完成分配給我的廣告任務。對雜志刊登五花八門的廣告，我歷來持不同觀點。橋東橋西穿梭了半天，業務也算“做”得可觀。接下去對這樣的業務不想再“做”，而想采訪。朋友介紹了龔赴里，同時告知：他是一個有爭議的人，你采訪他，要擔點風險。我一生經歷的磨難不算少，早已是洞庭湖里的麻雀，對大小風險不以為怪。不過，這次采訪我沒有驚動任何人，而是在“地下”進行。

這是一個陽光融暖的日子。也是一個“大吉大發”的日子。

1993年12月8日。上午8時，我跨進湘潭市公安局那座陳舊的紅樓，推開底層樓梯下那扇油漆斑駁的木板門，一股冷氣迎面襲來，我不禁打了個寒顫。我正欲后退，只聽門里有人向我發出熱情地招呼：“同志！您找誰？”

室內光線暗淡，我睜大眼睛，循著聲音搜尋，看見兩雙“眼鏡”正靜靜地盯著我。于是，我做了回答。立刻，一雙“眼鏡”低下，“親吻”面前的書桌，一雙“眼鏡”則迅速朝我靠攏。我注意打量這兩雙“眼鏡”：兩位男子年紀都約摸50多歲，“親吻”木桌的那一位，長方臉，平頭，著馬夫尼警服，戴兩只袖套，佩二級警督警銜。朝我走來的這位，瘦高個，瘦長臉，烏黑、倔強的發絲，寬闊、平坦的額頭，眼睛深邃有神，鼻梁高挺，下著馬夫尼警褲，上穿藍布國防服。

“我是龔赴里，那位是我的同事肖云升?！?

就這樣，未經任何人介紹，我和龔赴里、肖云升有了第一次握手。我在肖云升對面、龔赴里旁邊坐下，他倆中間是三張三屜桌成丁字拉開距離，中間架一塊大木板所組成的晃晃悠悠的辦公臺，上面堆滿了許多我讀不懂的書本和紙片+紙條。

老肖依然埋頭“吻”木桌，仿佛根本沒有外人的“入侵”。龔赴里停了手中事，與我交談。他說已有朋友告訴他，我要對他采訪。他說，他從未接受過記者的采訪，因為他沒有什么值得采訪。我沒有說非采訪他不可。我肩上沒有任務，采訪成功與否，均無關緊要。我沒有強人所難，我說：“你工作吧！我只在這里看一看?！?

他點點頭，投入了工作。

室內很安靜，只有門外上下樓梯的腳步聲不停地傳來，使我的耳膜感到極不舒服。他倆卻沒有任何反應，依然全神貫注地審視著桌上的小紙片。我暗暗佩服他倆鬧中求靜的本領。

對他倆撥動的那一張張小紙片，我一張也看不懂。我感到乏味，便把目光移向四周。我這才看清，這是一間陳舊得無法再陳舊，簡易得無法再簡易的辦公室：墻壁灰不灰，白不白，粉刷物這里脫一塊，那里掉一層，腳下的木質地板，不是這端翹起，就是那端陷落，起身移步，便發出嘎嘎嘰嘰、吱吱啞啞的淺吟低唱。三張辦公桌，有黑有黃，有紫有棕，有寬有窄，有高有低，沒有一只抽屜不是歪歪斜斜、齜牙咧嘴的，有兩條桌腿明顯地露出技藝不高的木工重新拼接的痕跡。最令人心顫的是，老龔、老肖坐的藤椅，只有一大框架承受人體，坐墊空空，朝下看，如一口四周長滿野草枯藤的廢井，也如同古稀老人張開的長滿胡子的嘴。這就是“填補我國筆跡微機管理空白”的知識分子的工作環境？過去，在“四人幫”極左路線的統治下，我國知識分子才會是這樣的工作環境。如今，“四人幫”被粉碎已十多年，改革春風吹遍神州，蕩漾四海，我眼前的這兩位年過半百的知識分子的工作環境為何如此糟糕呢？我眼前浮現流光溢彩的鋁合金門窗，明亮可人的大理石地面，威嚴氣派的紅木老板臺。我懷疑這屋子的主人不是在填補國內空白，不是在攀登世界科學技術高峰，而是兩個胡思亂想、不守本分的角色。不然，他為何不愿接受我的采訪？肯定生怕露了馬腳。我這樣一想，心里便不再憤憤然，惶惶然，反倒覺得能給他們這樣一個工作環境，就是挺不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