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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到1993年3月底，江南機器廠勞動服務公司沒有交出一枚樣品。到了4月份，才交給我100枚試制品，質量卻不合格。我提出意見后，交還對方。

此后，對方又送來了200枚，質量還是不過關。不僅產品沒出來，模具也沒出來，應刻制56枚模具，到2月底才刻出2個模具。

8個多月過去了，對方沒有遵守合同，眼看毛主席誕生百周年紀念日只有幾個月了，如果任對方拖延下去，這套新產品的開發就有失敗、虧本的可能。

于是，我對這套產品重新設計，重新開發，對設計、生產、銷售的全過程進行落實。3月上旬，我將28枚改變為18枚，分成兩組。3月中旬聯系生產廠家。3月底4月初，看到了三個廠家試制出的樣品，從中挑選、確定了兩個廠家，每枚像章價格為4.5元，簽訂了制1萬套的合同。

于是，刻模、生產，緊鑼密鼓地進行，與之相伴的是做好發行工作，溝通發行渠道。

我對全國市場作了兩種分析，如果大局穩定，經濟發展，這套毛主席像章的發行量就大，反之，發行量就小。

為了提高人們的購買興趣，向全國發布消息，限額發行2萬套，具有珍藏價值。果然，消息發出只有幾天，全國各地紛紛來函來電，2萬套全部訂完。

我向韶山市工商銀行提出要求，增加1萬套，得到同意。同時，我又設計了一種分組包裝，有5千套，也很快售完。

制作這么多毛主席紀念章，需要200多萬元流動資金，上面未給貸款，全是我自己想辦法解決。

在經營過程中，廠方業務人員提出給我回扣，被我拒絕。我說，我訂制的產品是要賣出去的，你給我回扣，如果質量不過關，積壓下來，賠本的是我自己。如果時間不抓緊，遲于12月26日，就沒有意義了。

產品送來一部分，驗收合格率比較高。廠方業務人員又提出給我回扣，他們說，產品質量，交貨時間，我們都保證了，你不用擔心了。只希望你下一批業務繼續與我廠合作。他們一再堅持要讓利給我。在這種情況下，我接受了他們給的回扣。

我的想法是，廠方既然堅持給回扣，當然是要給我本人，就暫時收下來，以后再作處理。當時經營比較緊張，我的思想，精力，全部集中在生產、銷售上，不可能過多的考慮這筆回扣問題。

太陽城有一個經營管理制度，合同以外的，收受客戶的回扣要上交，然后個人返回百分之二十。我是想把18枚套仿幣鍍金毛主席紀念章發行完之后，再處理回扣之事。如果這些毛主席紀念章不售完，一旦積壓，我就要賠本100多萬元。

憑良心講，這么大的業務，要成功，是頭等大事。回扣放在那里，等忙完了再處理來得及。況且制度中間并沒有規定回扣什么時候上交。我的合同期是1993年12月底。

所得回扣，實質是獎勵我的合法收入，與受賄、貪污罪應區別開來。我的前提是個人承包。我要求法律部門，要求新聞輿論，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和政策作為判斷的標準，對我的情況作具體分析，具體判斷，我相信我是無罪的。你作為記者，又是副總編，我相信你有百分之八九十的自主權。我想你對我的案子的全部情況進行采訪、調查，你會得出公正的看法，我相信你會接受我的觀點。

18枚套仿幣鍍金毛澤東紀念像章的發行，除了深遠的政治意義之外，還可創100多萬元的利稅，這對國家是一個貢獻。不能賺了錢就是集體承包，虧了本就是個人承包。檢察院的領導找我談回扣的問題，我的腦袋象會要爆炸。

太突然了。我不知怎么搞才好。經過一天一夜的思想斗爭后，我既承認了事實，又擺了理由。我被逮捕以后，多少個晚上睡不著覺，思前想后，我想應該有個公正的結論。

我沒有插斷他的話，讓他一口氣談了這么多。之后，我把紀錄交給他過目，并請他在上面簽字。他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遍，在記錄末尾寫道：

“以上是我談的情況，是實。洪先洋10.23。”

他把采訪本還給我，又立刻收回去，接著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如果進行報道，請送給我一份，謝謝！（您同意發稿前給我看一下。）洪先洋10.23。”

我步出韶山市公安局看守所，上車，沿著環山公路朝檢察院駛去。

這條路通向上屋場、滴水洞，也通向銀田寺、長沙城，通向全國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過去，這條路沒有如今這么寬，這么平，是一條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在這條路上，少年毛澤東看過牛，擔過柴，青年毛澤東舉過火把，集合過隊伍，中年毛澤東帶著自己的親人，帶著韶山的有志之士，投身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這路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潤著烈士的鮮血，是烈士的軀體，將昔日的羊腸小道拓寬成了這平坦光滑的環山公路。當眾人在這條路上走過的時候，切不可忘記犧牲了的烈士們。

我想返身問問洪先洋，他在這條路上走過的時候，是否這樣想過。可惜時間不允許，我還要去市檢察院繼續采訪劉智勇。也許劉金輝從天山腳下抓捕逃逸的貪污犯已經回來，那樣，我可以與他作一次長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