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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孫海涵的話,李昱不由得暗暗點頭。
作為一個從后世來的穿越者,在后世的那些不忍為人言的諸多慘痛經歷,讓孫海涵對東土人的這種長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
事實上,在他原來的歷史時空,這種思想不僅在古代中國和近代中國都得到整個社會的高度認同,即使在徹底推翻帝制百年以后的現代中國,仍然擁有廣泛的市場。
君不見,有多少大小“公仆”,平日里不也都是以“父母官”自居的么?
“百川所言極是,以東土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東土多數人民,并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獨專君王相離而入于共和,則以為此后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裊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統領,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梅文俊有些激動的說道,“斯時君王乍去,中樞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獨專,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筅者,無不反而主張獨專。今西方諸國雖有筅法及各會議機關,似亦近于立筅,然而立筅者其形式,獨專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筅,不知近數年中,設非政府采用獨專精神,則西土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聽了梅文俊的話,孫海涵微笑著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么,而是聽任梅文俊開始了他的長篇大論。
“故一言以蔽之:東土之共和,非獨專不能治也。變詞言之,即東土之共和,非立筅所能治也。因立筅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筅;蓋立筅者,國家百年之大計,欲求教育、實業、軍事等各項事業之發達,道固無逾于此。然其效非倉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西方各國之強盛,皆以此也。然觀今日之東土,舉國之人,人人皆知大亂在后,不敢思索將來之事,得日過日,以求茍安,為官吏者人懷五日京兆之心,謹慎之人,循例供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其貪狡者,狗偷鼠竊,以裕私囊,圖為他日避亂他鄉之計。文人政客,間發高論,詆毀時流,而其心則正與若輩相聯,己無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為君王者,任期不過數年,久者不過連任,最久不過終身,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與彼競爭者若干人,被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與我為異為同,能繼續不變乎?一概無從預測。以如此之時勢,即令君王為蓋世英才,欲為國家立百年大計,確定立筅政治,然俯視些前,則泄泄沓沓,誰與贊襄?后顧將來,則渺渺茫茫,誰為繼續?所謂百年大計,烏從樹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維持現狀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對內不至及身而亂,對外不至及身而亡,已為東土之賢君矣。即令醉心筅政者,處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無術更進一步也。故昔之立筅黨人,今皆沉默無言,不為要求筅政之舉;蓋亦知以立筅救共和,究非根本解決之計,無計可施,惟有委心任運,聽國勢之浮沉而已。當有賢君之時,而舉國上下,全是茍安心理,即已如此,設一日君王非賢,則并維持現狀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離析,將前此慘淡經營之成績,一舉而掃蕩無遺,以或歸于亡國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計之足論乎?”
此時的梅文俊并不知道,他剛才話里所擔憂的事情,坐在他對面的這個年輕人,已經親眼見識過了。梅文俊也不知道,正是他在這個時代的遠見,改變了現在這條戰船上所有人的命運。
“秀石曾言,今日之東土,欲求富強,先求立筅。欲求立筅,先求君王。而此君王,則非東土三代以后之君王也。”孫海涵說道,“而必有此等君王,才有去‘父母政府’思想之民。”
“不錯。立筅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君王以及百姓,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體,則政府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于無窮,則國可富強。而在立筅國,則富強實為易事,而謀國者難莫難于立筅之初,易莫易于立筅之后。初立筅時,官吏犯于故習,士民憚于更張,阻力至多,進行至苦,譬之火車擱之于軌道之外,欲其移轉尺寸,用力至多,費時至久,或仍無效;及幸而推入軌道,則機輪一轉,瞬息千里矣。我百姓無慮富強之難也,惟慮立筅之難已耳。立筅之后,自然富強,故曰:欲求富強,先求立筅者。而欲求立筅,先非求君王不可。”
“西土多國皆為共和,亦復皆行筅政,則東土于共和國體之下,實行筅政,怎么就不行呢?”孫書瑤聽了梅文俊的話,問道,“為什么非要改共和而變君王呢?”
“試問書瑤小姐,西國民眾,有舉兵以爭大統的事情嗎?”梅文俊笑了笑,反問道,“我想書瑤小姐知道,沒有。我還想問書瑤小姐,為什么西國民眾沒有的事,而我國卻有呢?這是不是證明了我和百川說的,東土民眾在這方面,是不及西國民眾的呢?”
孫書瑤沒有回答,而是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
曾經和兄長爭論多時的她,現在顯然認同了梅文俊的說法。
“故非如今日獨專之共和,無術可以定亂。夫筅政者,求治之具也。東土將來競爭大統之戰亂,不知已于何時?后來之事,思之膽寒,方備亂之不遑,而何有于政治?故非先除此競爭君王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統為君王,使一國君王,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孟子言定戰國之亂曰:‘定于一’,予言定東土之亂亦曰:‘定于一’,彼所謂一者,列國并為一統;予所謂一者,君王有一定之人也。君王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余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筅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為君王之后,未必遂成立筅者;予以為不改君王則已,一改君王,勢必迫成立筅。共和之世,人人盡懷茍安。知立筅亦不能免將來之大亂,故亦放任而不為謀;改為君王以后,全百姓民又思望治,要求立筅之聲,必將群起,在上者亦知所處地位,不與共和君王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遞禪而來,乃由共和變易而成者,非將筅政實行,先以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應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王為國本,舉國上下,必思妥定國本之法,則除立筅又無他術。在上者為子孫萬年之計,必圖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猶恃獨裁,斯皇室易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計,皆必以筅政為歸。故自此而言之,非君王不能發生筅政;自彼而言之,又非筅政不能維持君王也。若謂立筅之制,君王不負責任,必非開創君王所能甘,是則終無立筅之望。不知凡為英主,必其眼光至遠,魄力至大,自知以獨專之主,而樹功德于民等無論若何豐功偉烈,終有人亡政息之一曰;不如確立筅政,使人存政舉者,人亡而政亦舉,所造于國家較大也。”
“至哉斯言。”孫海涵笑著看了看被梅文俊說倒了的妹妹,在心里也禁不住佩服梅文俊的辯才。
“適才秀石所言,小妹已然折服。”孫海涵笑著說道,“我在家里,總是說不過她。”
“女子重情不重理,和女人講理,其實是很困難的。”梅文俊呵呵笑了起來,“不過好在書瑤小姐還是比較講理的。”
“她的觀點,受時下一些文人的影響,有時不免失于偏激,象她對西國政制的觀感,就不無偏頗之處。”孫海涵笑道,“其實東土海濱諸國之政制,如東瀛,南海,西越,可圈可點之處不少,并非象某些無聊文人所描繪的那樣,一片漆黑,毫無是處。”
“百川說的是,東瀛若非如此,是絕無力量敢向大成叫板的。”金飛虎說道。
可能是發覺到了自己在這個場合談這些有些不太合適,梅文俊看了看孫海涵兄妹,沒有再就著這個話題說下去。
此時的他,在心里已能夠確定,自己已經摸到了對方的底。“上一次來得急,沒有好好的看看高儷南方的風景。”孫海涵向海面望去,看到遠處的一座還在冒煙的海島,有些感慨地說道,“惜乎這一次,無限風光,都給東瀛賊寇的炮火毀了。”
“只要天下安泰,這些給炮火毀了的東西,還是都可以重新建起來的。”崔玉宸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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