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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這樣推測，唐玄宗即位以后，所感到的對皇權的威脅仍是朝廷高層和皇室內部。唐玄宗和他的宰相們如姚崇等人認真總結了“再三禍變”的起因，極力避免重蹈覆轍，以安定皇位。

采取的重要措施有如下三個方面：一是不用功臣；二是諸王外任和伺察；三是整頓禁軍。

應該注意到，在歷次政變中，常常是那些有功之臣權勢過大，擁立某一位親王陰謀奪權，禁衛軍常常成為他們發動政變的工具。那些功臣有特殊的地位，有號召力，能夠影響甚至動搖皇帝的地位。

唐玄宗采納了姚崇的建議，把擁立自己為帝的功臣們都一個個罷免，或調到外地任職，或解除實權，虛職架空，如郭元振、張說、劉幽求、鐘紹京、王琚、崔日用、魏知古等人，都在唐玄宗奪權的斗爭中立過大功，先是受到重用，任為高官，但不久都或被罷職，或被外任，或被流放。

唐玄宗在位時任用的宰相，如果考察一下他們的出身，大致有兩類，一是邊帥，出將入相，這種情況后來被李林甫杜絕；二是門第不高，也沒有太多的政治資本，如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等，他們不可能在朝廷形成大的勢力，搞點兒小團體可以，搞成凌越于皇權的朋黨勢力都不行。

所以，盡管后來李林甫、楊國忠等人專權自恣，還是都要討好玄宗，都要看唐玄宗的眼色行事。

李氏諸王也常常是禍亂的根源，因為只有他們才有可能在政變中被人擁立為帝，成為對皇權的直接威脅。唐玄宗即位不久，根據姚崇的建議，命諸王外任刺史。如開元二年六月，以宋王李成器兼歧州刺史，申王李成義兼幽州刺史，豳王李守禮兼虢州刺史等。

唐玄宗把親王們的日常生活和行動置于嚴密的監督之下。這種約法三章，是非常不人道的，在這樣的制度下，身為皇室的人皆形同禁囚。至于玄宗有時親赴諸王住處，賜金分帛，都不過是掩蓋其提防猜忌心理的面紗而已。從唐初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奪位以來，唐朝一系列的宮廷政變常與北門禁軍有關系。

唐玄宗非常注意對北門禁軍的掌控。他先是重用心腹王毛仲掌管禁軍，當王毛仲權勢力過高時，又及時撤消了他的兵權，把他流放。接著任命“淳樸自儉”的陳玄禮為禁軍將領。陳玄禮對唐玄宗忠誠不二，一直到安史之亂發生，禁衛軍沒有發生過類似過去參與宮廷政變的行動。

在防范政變方面，唐玄宗用心極細。他注意到在歷次政變中，常有僧道，即和尚、道士參與其中。這些人與朝官相勾結，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妄說天象吉兇，為一些人謀反篡位制造輿論，還利用他們的特殊身份出入達官貴人之家，傳遞情報和消息。

所以，他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詔書，禁止百官與僧道交往。詔書中指斥那些僧人、道士“詭托禪觀，妄陳禍福，事涉左道，深斁（敗壞）大猷（道術）”因此，“百官家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兇，要須設齋，皆于州縣陳牒寺觀，然后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說的是誰家有婚喪之事，需要請和尚道士設齋念佛，必須向州縣打報告，指定人數。違犯者，御史臺和金吾衛可以隨時抓人。

在防范政變、鞏固皇權的各種措施都取得良好效果以后，唐玄宗的心里便產生了強烈的安全感。從唐朝建立以來，還沒有發生過統兵的將軍發動叛亂的嚴重事件，沒有前車之鑒，不太容易產生后顧之憂。

不僅本朝，再回溯一下唐以前的歷史，由邊將發動叛亂成功的例子也極少，改朝換代要么是農民戰爭，要么是大丞相篡位，要么是北方那些游牧民族一窩蜂地涌進中原，而由一位邊將舉兵成功的例子幾乎沒有，這可能是他對安祿山放松警惕的原因之一。不光是他，宰相李林甫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才敢放手讓那些蕃將常任久戍，擁強兵保衛帝國的邊境。

這才是唐玄宗一直無條件信任安祿山的內在原因，沒有發生的事情，并不代表永遠不會發生，安史之亂爆發之后，唐玄宗才清醒的認識到這一點，不過已經為時已晚。

晚年唐玄宗好大喜功，內心極度膨脹，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偏偏唐玄宗選擇性的失明，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