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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現在也都營建完畢，葉文開始打算放映這些電視劇了，就是需要收費，畢竟葉文通過小空把電視劇里的現代普通話翻譯成唐朝普通話，也花費不少的費用。

葉文可不會錢裝進口袋后再掏錢反哺給他們。

而這唐朝的普通話又怎么說？一些人想當然的認為，既然現代普通話是以明清兩代的首都——bj話為基礎發展出來的，那么唐朝普通話，大概也就跟首都長安的本地方言“關中秦音”差不太多吧？其實并不是。

那么，唐朝的“官話”，到底是以什么地方的語音為準呢？

嚴格地說它跟當時任何一地的方言都不大一樣。

在官場里待的久了就會發現兩點：1雖然大家相互之間交流順暢，但不同地方的人，所說的官話發音還是頗有不同的，就像現代普通話推行力度都這么大了，社會上還是存在著所謂川普、廣普、溫普

2各位官員說話時的遣詞造句，當然不會跟書面語（就是現在能看到的唐代文言文）嚴格保持一致，但是似乎跟正常人在家里說話也不太一樣。說好聽點叫“出口成章”，說難聽點略似現在的公文體、官腔套話，大家都是文縐縐的，之乎者也的，句式語法過分規矩整齊，很少能聽見零碎的口頭語或殘句。

唐朝的“官話”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語言呢？為什么它跟當時唐朝各地的方言全都不一樣？

其實要從三百年前“五胡亂華，衣冠南渡”時期說起。

當時草原胡狄的軍隊已經攻陷了西晉兩京洛陽和長安，司馬家皇帝也做了俘虜，北方和中原地區無可避免地將淪為胡虜天下。那些從東漢起就逐漸形成強大勢力的士家大族，必須為自家的族人和產業做打算，像崔氏、盧氏就決定留下與胡人統治者就地周旋——畢竟那些部族人數太少，不可能把原住漢人全殺光——而像王家、謝家，還有庾家、桓家等，對北方的前景比較悲觀，寧可拉家帶口扛著米袋牽著牲畜跟隨晉皇族司馬睿等一起渡過江淮南下，到如今的南京一帶開辟家業、修筑都城、奉立新君、建立東晉王朝。

這三百年間，原本留在北方中原的那些漢晉士族，像姓崔的、姓盧的，不可避免地要認奉那些南來的草原蠻族為主，也不得不在各方面都深受草原游牧文明影響，包括衣食住行，當然也包括說話發音。不過，正像一千年后又一次游牧文明入關時所發生的事一樣，由于漢人數量巨大、漢人農耕文化更加適應中原地理和氣候，那些南下的匈奴、鮮卑等游牧民，雖然身為統治階層，卻是被漢人生活方式給完全同化了，在中原占據主流位置的語言仍然是漢語，而且北方的“普通話”依舊是洛陽地區的洛陽音。

當然，這里的“洛陽音”和三百年前西晉時期的洛陽音并不完全相同。一則過了三百年，語音自身就會發生演變；二則，也摻雜了一定的胡音，引入了一定數量的胡人語言的借詞。不過在大部分學者看來，北方這種百姓普遍在講的語音，比南方中下層社會群眾（不包括士族大姓）講的“吳語”，還是要“純正”不少。

而那些中原士族南遷之前，江南地區和更南邊的閩粵楚湘，（跟草原游牧民族相比）接受中原文化已經很深了，但是仍然保持著鮮明的自身特色，當地人的語言有的與漢語同源但差異很大，有的根本就不是漢語。當南遷以后，雖然人數少，但有更先進的文化和社會組織，就自然導致當地人的語音向那些南遷的士族靠攏。這個有點像英語殖民地那些所謂“印度英語”之類的東西，它們是少數外來人口文化優勢加上當地土著人數優勢的產物，也就是說，是當地土著用自己土語的音系去生搬硬套學出來的“洋涇浜英語”。而在南北朝時期，就是南方的“老吳語”生搬硬套“洛下音”，最后大部分語音都類似洛陽腔，但整體音系和好些詞匯又是“老吳語”底層的，發展到隋唐，漢晉老吳語基本上就給消滅了，出來的是一種“新吳語”，這個“新吳語”，再往后演變成了現代南方吳語的前身。

其實中國南方的方言基本上都是這樣的，就是在中原一**移民影響下，用南方土著的音系來生搬硬套學的各時代“正音”“官話”。因此，一方面，南方方言里有不少字詞看起來是“保留了古音”；另一方面，南方方言的內部音系卻很“亂”，歷史層次太復雜，整體上很難“還原”到“中原正音”。而相比之下，那些“亂華”的草原游牧民族，因為語言和漢語差得太多，相互影響感染的程度就比較小，發展幾百年以后，大部分游牧民族后代就干脆拋棄了本民族語言，直接去講漢語了。

最后到了隋建國不久的開皇初年，當時有名的八個人來到當時一位著名學者陸爽家里，參加一個對后世影響巨大的文藝沙龍，主要論題就是“我大中華文化圈應該推廣使用什么樣的官話、國語、普通話、正音”。

與會的專家學者首先達成了兩項共識：第一，現代（也就是隋朝初年）人們說話的語音，不管是哪里的，都太歪曲、太猥瑣、太難聽、太“三俗”啦！用這種語音去讀詩經、漢賦、樂府，好多都不押韻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精華都要失傳殆盡啦，嗚呼哀哉！

第二，那么俺們要更正推廣什么樣的語音呢？當然最美好的黃金時代是夏商周三代啦，堯舜禹湯那時候啊！

（此處省略復古癖們的夢話癔癥三千字）只可惜三代離俺們現在太遠了，語音完全不可考，那么退而求其次，俺們就去復原推廣五胡亂華之前的中原洛陽正音吧！

這兩項共識都挺容易就取得了，不過容易的部分也就到此為止。下面進入“洛下正音到底如何發音”的討論階段，學者們就開始斯斯文文地進行學術爭論。

爭論的內容惡意推想如下：

“洛下正音當然應該以南遷士族保存在金陵的音系為主。”來自南朝的劉臻、蕭該等人主張，“北朝音被胡化得太厲害了！比如對家中最重要的男性尊長的稱呼，北方人居然普遍順從胡語，管父兄叫爺、叫哥！漢晉時哪有這種稱呼！”

“啊呸，”來自北朝的魏彥淵、盧思道等人反對，“北方語音固然被胡化了，你南朝語音就敢保證沒受吳越當地夷語沾染？你說北人呼父為爺很難聽，你們南人還呼父為爸呢！一樣‘三俗’鄙陋啊！”

北音胡化，南音夷化，那么到底應該以哪種語音為正統？可能有聰明人說了——當今皇帝講哪種語音，哪種就是正音唄，政治正確的大方向不能變。

您要是那一晚在陸爽家里說了這話，估計沙龍現場立刻就得沉默下來，各位大學者你望望我，我望望他，有的強行忍笑，有的很鄙夷地用眼光殺死你，再有脾氣暴躁的，直接拎著您的脖子丟出門——一個沒文化的土包子，別跟我們這兒瞎摻和搗亂了。

于是大家默默地在心里達成了第三項共識：當今皇帝大隋天子楊氏所出身的西北關隴貴族，是全天下最沒文化、最土氣的上層社會團體，他們的口音（關中秦音）簡直就是漢胡語的雜種，議定官話正音的時候，完全不必考慮他們的語體。

怎么會這樣呢？

要知道南北朝末年的時候，中華版圖里主要分成了三塊對峙。南朝就是長江沿線和以南地區，北朝則以sxhn為界，分成北齊、北周兩國對掐。這三塊里，文化人基本上都在南朝或者占據了sdhb地區的北齊。占據sx關中這里的北周，本來是最弱小也最沒文化的政權，可是架不住人家勇猛能打，最后統一中國當了天下之主的，還就是北周——隋——唐這一系的關隴貴族。

能打歸能打，當皇帝歸當皇帝，雖然關隴貴族們在政治上、經濟上都當了老大，可仍然是一群沒文化的暴發戶。在陸爽家參加語音沙龍的這八位學者，其實每人多多少少都有在周隋當官的經歷，可他們依舊以南朝遺族或北齊后人自居，這里面就沒有一個土生土長的關隴文人。

文化素養這種東西，就得靠世代熏陶才能積累，有錢人一拍腦門搞“******”可搞不出來。別說隋初，天下剛剛統一，百廢待興，楊家皇帝根本不會在“普通話”這種小事上操心，就假設經人提醒，楊家父子忽然想到要把“確定推廣普通話”列入“n大文化工程”了吧，皇帝找來一堆文臣，下詔：“把關中秦音定為官話，向全國推廣。”

文臣們一攤手：“陛下明鑒，我們這些人不是生長南朝，就是北齊余孽，誰也不會說秦音。陛下您自個兒找些關隴文人寫韻書，到全國各地去教授秦音吧。”

皇帝他真的找不出來。所以就算朝廷想辦這事，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何況根本就沒理會、沒想辦呢。

陸爽家的“語音文化沙龍”。討論的最終結果，學者們還是以南遷到金陵那一支洛下語音為基準，參考留在洛陽本地的北音，確定了一套因為折中而變得很復雜的音系，以此作為“高貴有教養的文化人”用來讀書寫作和相互交流的音韻。由主人陸爽的兒子陸法言執筆，經過幾年整理，把這套音系寫成了一本書，書名叫《切韻》。

在參與寫作這本書的那幾位學者看來，《切韻》就是他們理想中的漢晉洛陽語發音。但事實上呢，當時又沒錄音錄像設備可供實地驗證，他們還原的這套語音，跟歷史上真實的漢晉洛陽語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符，那真是誰也不敢說。更何況，萬事萬物均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當中，就算沒有五胡亂華衣冠南渡這一出，洛陽語不受外來影響，它自己也會在內部不斷變化，變個三百來年，也會是另一番面貌了。

其實對于隋人、隋唐以后直至現代的人來說，沒啥必要去糾結《切韻》到底像不像漢晉洛陽話，要知道的是，《切韻》成書后，很快得到了天下文人士子的普遍認同，以及官方機構的承認。最晚到唐貞觀年間，官府的教育機構已經拿著《切韻》作為科舉考試用書，要求全國各地學生寫文作詩的時候都以《切韻》為準。那么自然地，在官場上進行交流時，各地人為了彼此能聽懂話，也都努力向《切韻》的發音靠攏，紛紛自稱在講“洛下正音”了。

再往后，《切韻》音系也隨著時間流逝而不斷地發展變化，歷朝都有增補修刪，但是宋元明清各朝代官方都承認這一系的語音才是讀書作詩的“正韻”，所以它也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文化的傳承，甚至百姓的生活。大概直到五四運動白話文興起，這個文言文讀書音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才漸漸淡出了。

要說起來，以隋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貴族，雖然是一群沒文化的暴發戶，但也是一群很可愛的暴發戶。

他們的可愛之處就在于能夠承認自己沒文化，把相關事業交給有文化的人去做，然后自己努力去學習文化。

如果說周隋之際，關隴貴族里還沒啥文化人，那到了唐初，皇帝大臣們基本都可以提筆寫個賦作首詩了，對“正音”自然也開始接受和講究起來。比如說，初唐的國舅宰相長孫無忌就是位很講究“正音”的學問家，雖然他也是自幼生在長安，但最好別用秦音叫人家的名字“黨孫無忌”，嚴肅點，要用切韻正音優雅地稱呼人家為——“黨參母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