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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慶緒讓史思明返回范陽看家，這給了他一個最好的機會。叛軍集團有個很大的弱點，那就是它的戰線過于漫長，很容易分成兩個軸心，一個是范陽軸心，一個是洛陽－長安的前線軸心。史思明北返后，這兩個軸心的分裂開始表面化。叛軍從來沒有將河南、關中當成自己的土地，在那里他們一直保持過客的心態，能搶便搶，能殺便殺，顯得極其殘暴。當地居民對叛軍非常仇視，這樣的占領區很難為叛軍提供強大的支持。叛軍搶來的財寶統統往范陽運，結果范陽囤積了大量物資，而那里兵源補充也更為方便，同時又遠離主戰場，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范陽集團的力量慢慢占了上風。

安慶緒前有勁敵，后無強援，說是大燕國的皇帝，其實處境極其尷尬。公元758年，唐朝集結起力量來，對安慶緒集團發起進攻，把它徹底打殘。安慶緒逃到鄴城，被團團包圍。史思明起兵救援，結果就是前面提到過的相州戰役。安慶緒得救后，史思明應該和他保持一個什么關系呢？史思明很簡單地把他弄過來殺了，順手把安祿山的其他四個兒子一塊宰了，自己做了大燕皇帝。從這個事就能看出叛軍是一個什么樣的集團。按照歷史上的慣例，史思明該把安慶緒供起來當個傀儡，哪怕你以“弒父”罪把他殺了，也該擁立一個安祿山的兒子當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地篡位。至少也要走個流程嘛，哪能這么說殺就殺？完全不講什么政治合法性，就是赤裸裸的叢林規則。這要是擱在對面的唐朝，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就說明叛軍始終沒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沒有什么意識形態，就是一個不加掩飾的軍事暴力集團。這樣一個完全惟利是視的團體，一旦有風吹草動，就會出現分裂。從政治角度看，叛軍始終要比唐朝政府脆弱得多。

但是在軍事上看，史思明還是很強大的。他不但擊潰了唐軍，還兼并了安慶緒軍隊的殘余。范陽集團和前線集團獲得了統一。史思明帶著這支部隊一路西進，在邙山擊敗了李光弼，一直打到陜州城下。《劍橋隋唐史》說“如果不是他的兒子史朝義在761　　年春通過與人合謀將他殺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這個說法可能高估了史思明的能力，但是這確實是除了靈寶之戰后的那段巔峰期外，叛軍最接近勝利的一次。

結果又出事了。還是老問題，父子關系。史思明的兒子史朝義并不兇險狡詐。按照史書記載，他是一個謙虛寬厚的人，對手下人很好，在軍隊里頗受歡迎。但也許正因為他太受歡迎了，可能反而引起父親的猜忌。史思明非常殘暴，動不動就屠城，對手下人也是說殺就殺。這樣的一個人，看到兒子受軍隊愛戴，可能會有點不舒服。但是他們的父子關系并不是一直就劍拔弩張。《安祿山事跡》記載過一個故事，史思明本來不怎么識字，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陣忽然喜歡上作詩了。史朝義當時被封為懷王，正和大將周贄在前線作戰，史思明想要慰問一下，就送給他們倆一筐櫻桃，看著櫻桃還吟了一首詩：“櫻桃一籠子，半赤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一個手下插嘴說：“不如改成一半與周贄，一半與懷王，這樣押韻。”詩人史思明不高興了：“我不知道韻是何物！怎么能讓我兒在周贄下頭！”但到了后來，兩人關系越來越壞，史思明跟當年的安祿山一樣，覺得兒子沒本事，動了換接班人的念頭。史思明是想把接班人換成小兒子史朝清。這段日子里，史朝清則一直在后方，史朝義則在前方帶兵苦戰，按理說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但其實不然。人類心理往往就是這么奇怪，干多錯多，史朝義越是打仗，父親越是覺得他打得不好；史朝清越是在后方，父親越覺得他一旦施展出來肯定不錯。史思明不斷挑兒子毛病，有次還惡狠狠地說：“俟克陜州，終斬此賊！”史朝義害怕了，在別人的慫恿下搶先下手。史思明被縊死前說：“你們殺我太早了！為什么不等我攻克長安？現在大事不成了！”

大事果然不成了。這幾乎是4年前安慶緒弒父的翻版。它產生了同樣的后果，新的范陽－華北集團和新的前線集團開始分裂。叛軍集團勉強接受了他當新的大燕皇帝，但是河北的幾位將領開始各自為政，不服號令。此時叛軍實力其實超過了唐軍，卻失去了進攻能力。在前面的文章里，唐朝皇帝給人的印象好像相當討人厭，整天玩弄政治權術，拖前線的后腿。但是看看叛軍集團，我們就會知道：一個擁有政治合法性、擁有號召力的皇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寶貴。

《兵車行》，徐燕孫作于1956年，現藏中國美術館。描繪玄宗時連年征戰，士兵出征時與家人惜別的情景

兩京易取，河北難收

昭覺寺之戰后，史朝義一路逃竄，仆固懷恩窮追不舍。史朝義連戰連敗，越來越像一條落水狗。唐朝的政策是“首惡必辦，脅從不究”，就盯準了史朝義一個人窮追猛打。所以河北諸將們大多袖手旁觀，看著這條落水狗在水里掙扎。史朝義終于奔回范陽老巢時，這個老巢已經容不下他。這個被眾人拋棄的大燕皇帝只好自縊身亡。

唐朝和河北叛軍達成了和解。他們向唐政府宣誓效忠，同時保留自己在河朔的地盤，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戰爭雙方其實都沒有贏，也都沒有輸。唐朝坐穩了江山，叛軍則得到了一大塊土地。打了8年仗，最后弄到這么窩窩囊囊的結局，難怪很多史學家感嘆唐政府的短視，導致后患無窮。是啊，為什么不再加把勁兒呢？為什么不再趁著大好形勢再剿一把呢？有人說這都怪仆固懷恩，他明明已經能打下河北了，卻要養寇自重，所以才弄出這么個和解方案來。

這種想法其實高估了唐軍的實力。說到這里，首先牽涉到一個問題：安史之亂為什么打了8年？在安祿山剛起兵的時候，這場戰爭確實不需要打8年。當時唐朝力量占據優勢。河西、隴右軍團能和安祿山的主力抗衡，河朔軍還能出兵河北，如果應對得當的話，唐軍確有可能在一兩年內結束叛亂。但是靈寶戰后，問題就不是幾年能結束叛亂了，而是能不能結束叛亂。

河西、隴右軍團被殲滅，這個損失一直到最后也沒能被彌補。唐政府方面占地雖廣，但整個江淮以南都沒有被真正軍事化，只能提供財政支持，在軍事方面則自保有余，卻無力對叛軍發起進攻。唐軍主要力量大致可以分為三部分：朔方軍主力，朔方軍的一個支系河東軍，再加上從敵人那里逃過來的一支平盧軍，這支力量并不太強。在八年戰爭中，雙方實力雖有所消長，但是總體來說，只要叛軍聯合起來，唐軍就打不贏。史思明把叛軍兩個集團整合起來，就能橫掃唐軍直逼關中。只要叛軍分裂為河北集團和前線集團，唐軍只盯著前線集團打，就能打贏。也就是說，靈寶戰后唐軍始終是相對弱勢的一方，叛軍則始終被分裂的問題所困擾。昭覺寺戰役后，叛軍的前線集團損失極大，接近消亡，敵軍只剩下了一個集團，這時唐軍又恢復了優勢。但即便如此，河北集團也不是大家想象中茍延殘喘的強弩之末。它的實力依舊和唐軍比較接近。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是個非常特殊的地區。陳寅恪先生對它做過專門的研究，指出這里有強烈的“胡化”傾向，和唐朝內地截然不同。這里種族混雜，民風剽悍，婦女兒童都能彎弓射箭，可以說是唐帝國內最具軍事潛力的一個地區。如果看后來的唐代史，更會對河朔地區的戰斗力有深刻印象。這里的士兵往往能以幾州之地，和整個唐朝政府對抗。而以后來的契丹帝國之強，一個幽州藩鎮就能獨自把它阻擋于邊境之外。而且這個地區對叛軍是相當支持的。我們可能會覺得叛軍倒行逆施，哪里會有人民的支持？叛軍在占領區確實極其殘暴，形同野獸，比政府軍要惡劣得多，當地居民肯定痛恨叛軍。但是在安史集團的老巢，人們對安祿山等人往往相當推崇，甚至接近于宗教式的膜拜。直到叛亂結束很久以后，河北民間還有很多人稱安祿山、史思明為“二圣”，安史舊將、首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為了討好軍情民意，甚至把安慶緒和史朝義也加進去，弄了個“四圣”。河朔地區對中央政府的敵對情緒，由此也可見一斑。

正如黃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紀中國政治史》說的：“兩京易取，河北難收”。這樣的一個地區，哪里是容易平定的？何況唐軍的實力還遠談不上雄厚呢。昭覺寺之戰已是險勝，要一鼓作氣掃清河朔，談何容易？當時僅范陽的李懷仙就握有5萬軍隊，加上其他軍閥，可以湊出十多萬大軍。仆固懷恩攻進河北時手中軍隊不過一兩萬，哪有力量真去剿清叛軍？即便唐軍主力揮師北上，恐怕也非一兩年可以成功。仆固懷恩確實太想立功，唐政府也確實妥協得太痛快，但是這個結局并非是某個人的蠢笨或者陰險所致，它主要還是實力對比的結果。叛軍祭出了首領的頭顱，唐朝犧牲了河朔的土地，雙方這樣勉勉強強地共存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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