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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孫的援引，楊玉環復歸仙班，《長恨歌》中“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的描寫，便有著落了。不過，復歸仙班，應有一個程式，起碼也有一兩出戲好寫，至少可以寫一出“尸解”。

然后再回到人間，南內凄涼的筆墨，固不可少；民間艷屑流傳，少不得也有人嗟嘆悼念。洪昇心想，除了“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以外，李龜年也大可出場。至于寫到唐明皇改葬楊貴妃一段情節，必不可少，因為有影射董小宛祔葬孝陵的重要關目在內。費躊躇的是，既已尸解，從何改葬？

無論對白、對話或作者/敘述者的敘述，由“談”字輻散而成的“述史”的論述氛圍中，大量的典故知識使高陽的歷史小說充滿非動作性、反情節性，略無景象描寫的一個雄辯整體。他似乎和中國章回小說，也是歷史小說的鼻祖羅貫中正走著恰恰相反的路子。

羅貫中似乎有意識地要將那些原本不屬于庸俗大眾所“應該擁有”的歷史數據改寫成足以吸引里巷黔首的演義，他所使用的淺近文言文至少令說書人不覺枯澀失味，以至于為了成功刻畫出“歷史舞臺”上鮮活的人物，而不惜大量竄改了“正史”的文本——比方說：把斬殺華雄的一筆賬從孫堅那里盜栽于關羽的名下，乃有“溫酒斬華雄”的戲劇性高潮。此一努力可以稱之為演義家“以曲說改正史，卻釋出并顛覆歷史論述”的微妙運作。

然而高陽絕非這樣的演義家。高陽的小說，與其說是從“正史”演（衍）出而為里巷黔首著錄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依仰“正史”而生卻始終附麗于“正史”之下的小說，毋寧以為反而是透過一看似小說的雄辯整體，搜羅各種容或不出于“正史”的典故知識來重新建筑一套可以和“正史”之經典地位等量齊觀的歷史論述。這也是高陽不憚辭費地在諸多原本各自獨立、內容未必相干的小說中借人物之“談”，反復申言他在李義山詩、董小宛身世生死之謎、曹雪芹家族秘辛乃至于陰陽五行生克論等課題上獨到的發明或發現的原因。

終高陽一生，可能無緣深識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寫作的零度》（1953年）或《符號學原理》（1965年），然而，高陽積三十余年數千萬字的孜矻創作，卻不期然暗合于巴特的某些理論。1977年，巴特在法蘭西學院文學符號學講座的就職演說中提及：

說話（parler），或更嚴格些說發出話語（discourir），這并非像人們經常強調的那樣是去交流，而是使人屈服：全部語言結構是一種普遍化的支配力量。

巴特哲學性的關切在于將語言視作一種權力的主體及實踐，他視“語言”“無外”的一種“權勢/奴役”的有機運作。這一運作中必然出現的兩個范疇是：判斷的權威性以及重復的群體性。質言之：語言之所以可以達成溝通，是由于“溝通”的雙方已然先驗地臣服于“語言”與“意義”之契約關系，且此一關系更透過一組又一組可以轉相注釋之符號合群地彼此支持（重復）而益形鞏固。

對“無視于”巴特的高陽來說，他一部又一部以“談”（巴特所謂的“說話”或乃至于“發出話語”——在小說中也就是“對話”和“敘述”）為核心的小說其實另有其和“權力”的依違辯證關系——千百個猶如前述所謂“孫悟空的毫毛”一般被高陽用來“發言”的小說人物正是透過歷史論述所顯現的正典化（canonization）力量向“正史”之“語言”去侵奪權勢之籌箸。

高陽自非征逐世俗權勢之徒，那么，為什么筆者要強調他的小說中“談”的“權勢底蘊”呢？下面這兩段文字是高陽晚年所寫的兩篇文字的片段，先抄錄出來，再綜論之：

但使行有余力，我將從考據唐宋以來詩的本事，研究運典的技巧，來說明詩史的明暗兩面。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夠的學養在中文系中開這樣一門課。（《“詩史”的明暗兩面》。按：此文收錄于《高陽雜文》。）

所謂“茶宴”，以茶為主，以松仁、梅花、佛手為“三清”，沃雪烹茶，稱為“三清茶”，佐以內府果餌，即是現代的茶會。宴中照例聯句，或者御制詩一兩章，命群臣賡賀。……重華宮茶宴以才學入選，親藩王公雖位尊而不得與，此為高宗出身微賤，但卻看不起不讀書的貴人的一種表示，涵義甚深。讀龔定庵詩：“乾嘉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不覺悠然神往。（《重華宮的新年》。按：此文亦收錄于《高陽雜文》，推究文義，當是為報刊所寫應年景之作。）

1987年3月15日，高陽在友人為他舉行的六十五歲壽筵上展示抒懷七律一首，詩卷上有閑章一枚，曰：“自封野翰林。”消息于報端披露，眾人皆以此為酒余趣談，殊不知此五字之中又隱含了多少“不遇”的牢騷。

而“自封野翰林”的豪語若有“明暗兩面”，則明的一面已充分顯示高陽未能受封為“今之翰林”的感慨。在高陽的朋輩之間，不乏常聽他提及“應某校某教授之請，至某系某研究所演講”，頗有授業上庠之概。所謂“但愿有一天，我有足夠的學養在中文系開這樣一門課”不只是祈許之詞，亦深含反譏之意。這與高陽過世前數年時時憤言“恨當今學術界無人堪當大任”之語映對，總成一嘆。

至于暗的一面，我們不要忘記：前引龔定庵詩中的嘲誚，還有龔定庵其人的遭遇、性情與懷抱。龔氏由于書法不佳而不能廁身于一二甲進士之林，深為憾悵，于是勒令家中姬妾人人勤習書法，務使墨跡娟秀嚴整，待“士君子”之賓客來訪時，常差遣這些侍妾奴婢以筆墨書字以窘之，如此調侃居心，與高陽讓故事中的邊配角色顯揚腹笥，其實頗稱異曲同工。我就親聞一位歷史系的名教授在一場酒宴上當著高陽的面開玩笑說：“我三十年寒窗所學，還不如你筆下一個丫鬟。”這也是高陽托言贊賞清高宗“看不起不讀書的貴人”的自尊與自傷。

高陽自從《李娃》（1966年）、《風塵三俠》（1966年）、《荊軻》（1968年）之后，逐漸脫離了大量雜以純就動作性情節或情感式描述為取向的“小說家本位”，從《大將曹彬》（1969年）起，他滂沛的“野翰林”自信自許促使（或加速說明）他解悟了歷史小說寫作者經由典故知識的累積力量取得正典（權勢之另一層次）地位的能力。于是，他的小說人物（許多于“正史”亦班班可考）在大量廣角方法的簡賅綜述之下各自分擔了“次敘述者”的有力發言權，他們對話，并且在對話中制造更多的對話，“談”之又“談”，營造了另一種歷史。這不正是小說“街談巷議”的本質嗎？無論“士君子”稱許與否。

談之又談，眾妙之門，這里面還有玄機。

基于對某一種巨大又神秘的力量之好奇，高陽總會不時地想要驗證：有一種驅使人生、時局和世運的巨力，不斷地催迫著世界前行，無人可以抗拒，也無人得以逃脫。但是就像著迷于星象之學的人，高陽往往也出于喜好驚奇、憬慕造化的心情，對于歷史的發展，高陽還有一種探索并驗證其神秘巧合的懸念。他執意要以抽絲剝繭的尋繹窮究去洞察歷史推移的過程，之所以如此，簡單地說，也還就是為了追蹤自己那“一肚皮不合時宜”的牢騷有何來歷以及如何確當。

另一方面，高陽又不甘于歷史書寫拘牽于正統史官“立足本朝”的詮釋樊籠，并因之而放逐了大量“不合時宜”卻可能“信而有征”的掌故材料，于是便借著小說而大事“重塑歷史”。

當然，這兩方面是動輒會出現矛盾的——一個淺而易見的質疑是：既然世事皆有其來歷（掌故），而這來歷又提供了世事發展、存在之正當性，則牢騷又何必有之？

我曾于一次“進城喝兩杯”的場合里向高陽追問這一點，他微醺而慍，道：“那就不能談了嘛！”我唯唯應之，心想：那也確實不能談了。

高陽所關切的本非“詮釋的循環”之類“狗咬尾巴團團轉”的抽象高論，他毋寧先假設自己的牢騷既有來歷，又因之而誠屬確當，然后再鉤稽文獻、搜求墳典，為他所羅織的歷史“拿捏”證據，所以高陽自成一派的“索隱”“考據”遂多見“發明”，而且難以置辯。

高陽的牢騷約而論之，其實就是“不遇”二字。這“不遇”固然是屈子以下中國傳統文人、知識分子乃至于失意政客所共同具備的一種精神狀態，美之者曰“情懷”，詆之者則曰“身段”。

然而情懷云者，身段云者，其“不遇”則一，也都和主觀的意志與客觀的遭際之間互無妥協的處境有關。高陽之“不遇”也可以從兩個面向上加以了解。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很難在一個由他自己樹布的歷史知識網絡上找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甚或在同一淵博基礎上與之對話無礙的友朋；另一方面——也是極其殘酷而現實的（這與龔定庵何其神似？），他從來沒有一張正式的學者資格證書。

在歷史的迷宮中縱橫捭闔、揮灑出入的高陽一向講究“證據”，但是終其一生，臺灣這個素來好吹噓“文化復興”“文化建設”的地區卻從來沒有以任何“證據”認定過（哪怕是一項榮譽學位的授予）他在明清史、玉溪詩或紅學等領域中浸淫鉆研的功夫以及卓越成家的地位。

任何一個時代誠然少不了“懷才不遇”的人物，盡管“不遇”者眾、“懷才”者寡，但是當濁世滔滔，皆以高陽為“酒徒”、為“墨客”、為“小說家者流”的時候，真正有大損失的難道不是這個社會嗎？屈子投怨懟于汨羅，高陽溺幽憤于醇酒。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揆諸一長遠的歷史，則今之侈言“文化活水”者流，豈非楚懷王之覆案而已哉？

1988年，我赴大陸探親月余，返臺后與高陽匆匆一飲晤。席間有幾番言語，令我無時或忘。其一是我重提準備以太平天國史料為背景寫一長篇小說的舊議，因為同年稍早時我赴報社任事，探親歸來，心緒浮野，正有辭去這“城里的差事”的打算，想重返龍潭索居，再也不到編輯案頭，然而高陽卻竭力反對。他說：“‘辭官’可以，寫太平天國大可不必。”

接著他告訴我：歷史小說之可貴，在于歷史人物之可愛。而洪、楊之徒，“豈有可愛之處？”還說：“值得入小說的歷史人物，大抵不外圣君、賢相、良將、高僧、名士、美人六者。真要是個一流作家，干嗎又要伺候那些個三流人物呢？你不要中了那些‘廣東派史學家’的毒！”

我非治史學者，至今猶其未明：“廣東派史學家”何所指？倘若以洪、楊事按之，多年之后重溫其言，我反而明白了他話里的另一層玄機：高陽對于有清一代，其實懷抱著相當“不從眾”的看法。在臺灣，吃國民教育奶水長大的一代（乃至于他們的父母）大致上對前朝的浮泛印象是糅合著漢族中心主義和民主主義兩層色彩的。是以言及滿清，必稱腐敗專制、喪權辱國，仿佛門戶大開以降的中國在近世所遭受的種種欺凌、所經歷的種種挫敗，都可以簡而約之地歸咎于來自關外的女真族政權，甚至其中的一二名當權者。然而高陽卻不肯這樣想。

高陽在當世之“不遇”，很可以從其家世在前朝的煊赫之中找到對應的明證。高陽的叔曾祖許庚身是光緒十年到十九年間的軍機大臣（卒謚恭慎）。高祖許乃釗亦曾任廣東學政，官至江蘇巡撫。先世尚有“七子登科”（四舉人三翰林）、“五鳳齊飛入翰林”的時譽。

然而到了高陽這一代，迭經戰禍，時逢亂離，除了家學幼習，高陽的知識陶養全靠自修，偏偏到了20世紀中葉以后，“臺灣的教育機器”又全然無視于、亦不關心一個“素人學者”為整個文化體制注入生機活力之可能。春秋時代孔夫子有“禮失而求諸野”的浩嘆與慰藉；迄于民國，“翰林失而寧復不可求諸野乎？”

回首1988、1989年間，每與高陽論文議史，他總不免津津樂道著兩度前往香港中文大學講述《紅樓夢》研究的情景，更不止數次提及曾應臺大某系所教授之邀為學生講授陰陽五行生克的玄理奧義。一旦問起他對臺灣文化界的整體看法，高陽也篤定會搖頭恨道：“一言以蔽之：學術界無人堪當大任！”

正緣于幽憤之深，乃成其興寄之遙。

高陽“以小說治史”的“重塑”企圖也就寓藏著益發“悍然其辭”“沛然莫之能御”的霸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或學者，高陽于“自封野翰林”的笑語諧趣之中，自然可以表示：“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然而作為一個文人，高陽又勢必有“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惋嘆。他既深知天“不”將降學術之大任于仔肩，于獨學寡友的孤子旅途之上又常有“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愴然之憾。而謂“過不了團體生活”云者，而謂“非脫隊不可”云者，又豈是等閑自負“不過”者流所能體會的呢？

1989年，高陽應復旦大學之邀，參加了一項名為“第四屆港臺文學暨海外華文文學學術討論會”的活動，并轉赴浙江杭州祭祖。日后在一篇由他親筆撰寫的《橫橋老屋舊址碑記》的文字中，他特別引述前清梁山舟學士書贈高陽十世祖許學范（字希六，號芋園）的聯語，曰：

世間數百年舊家，無非積德；天下第一件好事，還是讀書。

一生讀書、一生著書、一生談書論書的高陽在1991年年初因肺疾送醫急救，凡七進七出。我去探訪，見他又消瘦了幾分，當時他精神尚佳，猶能筆談，我遂以其新作《水龍吟》之題名請教，詢以：“與辛棄疾‘幾人真是經綸手’一闋是否有關？”

但見高陽頻頻蹙眉，未幾，即振筆疾書數行示我：“我于《聯副》（指《聯合報·副刊》——編者注）發表之說明汝竟未讀耶？”我默然無以應。然而事后我再翻揀庋藏舊報，復向《聯副》查證，其實并無彼文。日后聞知高陽出院，渡得一厄，才稍釋忐忑。

然而我始終不能明白的是，為什么高陽會記得他發表了一篇其實并未發表的文字？此事直至次年三月下旬方得旁證而解：那是一張某餐館印制的請帖，下署“高陽”之名，一望而知是壽誕的邀宴，可是日期卻早在我收信的前一日已經過了。這樣一個對于史事精明審慎的人，珍貴的時間感和因果論在生命的晚期居然就這樣隨著病痛而崩塌了。

我隨手發了一張傳真回復，寥語數行，敬請戒煙節酒，然而我亦深知：這是廢話，一如高陽那般“圣君、賢相、良將、高僧、名士、美人”的溫言善語之于我是一樣的，過耳寓目，不必存心而已。

在相交的最后六年中，高陽于我如師、如友，待我如子侄又如朋輩，我何其有幸能承其教、受其責、感悟其情？而這個時代又何其不幸地逐之于前朝、棄之于酒肆、任其自封野翰林？而今逝者已矣！思之不覺涕下。我為高陽悲，亦為高陽所悲者悲。遙想杜少陵“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之句，竟不堪其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