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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下午四點，南劍一中教研室。

當楊子建和汪滟去門房取樣報時，門衛秦師傅就將情況通報給校長辦了，然后，教研室、語文組的十幾位老師就都知道了，本校高一學生中，出現了一位“小詩人”。

醞釀了一天，劉主任聯系教研室、語文組的幾位負責老師，臨時召開一個會議。

在會議上，林老師拿出楊子建兩周前寫的一篇測試作文，所有人閱讀后不禁搖頭，這作文只能算良好，遣詞造句雖然通順，但語言幼稚，結構松散，表現手法單一，立意不深，毫無創新，是再正常不過的中學生作文。

對于《霜月的記憶》，所有老師掀起了質疑的聲音，定性為“抄襲”。

這些老師為什么這般嚴厲？

首先，九十年代初，文人對“立言”要求非常高，文化市場信用也還沒被“舉國山寨”給摧毀，一個小作家不會憑白無故地冒出來，他有一個筆力和閱歷積累的過程，并且還會持續創作下去。作家猶如工廠，會有一個從稚嫩到成熟的“產品”生產期。

其次，國內中學生被認為是未成年人，沒有自主能力，老師不僅傳道授業，還要充當監護人，而楊子建是他們的學生，如果出現大丑聞，不僅責任在他們，還會影響學校的聲譽。

換句話說，學生抄襲，社會譴責的不是學生，而是老師、學校、家長和報刊責編。

因此，報刊錄用學生稿件，才會要求有老師推薦，或者要家長擔保——而且家長還得是有聲望的社會名流，如南劍三中那位著名的天才小作家馬秋遠，也得經過責任老師的“指導”、“點評”后，才能在國家級少年刊物發表。至于《花雨季》和《三重》兩位中學生作家其實靠“拼爹”，他們的父親一是文學教授一是文化干部，而且他們成名太突然，至今仍有人置疑“代筆”。

楊子建畢業于南塘鎮初中，出身農民，一中老師們對他一點都不了解，他是什么性格，有什么創作經歷，這讓他們更沒有把握，而且楊子建沒有通過老師，就擅自向報社投稿，這本身就違反常規。

會議最后決定，調查清楚，不管是不是抄襲，都要壓下此事，對該學生進行批評教育，禁止這類事再發生。

會后，筆名“洪峰”的一中老師作者立即給言叢打電話，通報了會議內容。

言叢聽說楊子建是一名高一學生，也大吃一驚，開始懷疑詩歌是抄襲的，雖然古代少年天才詩人比比皆是，如王勃、王維、白居易等等，但他不相信自己有運氣看到一位。

不過，當他再看一下這組詩歌，又覺得說它是高中生寫的也講得過去，因為這五首仿古詩歌，真的非常一般，不過是把古代的意境換下現代的新詞，只是古詩意境有些唬人罷了。

他有些好奇，決定下周抽空去一趟南劍一中，親自了解一下楊子建本人再做決定。

楊子建回到學校時，雨仍然沒下，但颶風把地面的悶熱給吹散了。

一個人在食堂吃完飯，回宿舍，洗完澡，躺在床上休息，一時舒爽得舍不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