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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經濟學的“道路”與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

顧海良

我們知道，哲學社會科學的創新主要體現在理論創新、體系創新和方法創新三個方面。就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常態來看，理論創新和體系創新的關鍵是方法創新，如果沒有方法創新，就不可能有理論創新。理論創新的核心是“術語的革命”，而“術語的革命”正是以方法創新為前提的。同樣，只有方法創新才可能有進一步的體系創新。方法創新是理論創新的前提和基礎，而體系創新又是以方法創新和理論創新為前提和基礎的。

依此來看，在唯物史觀創立之前，馬克思還沒有方法的創新，他甚至對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多有質疑，持不贊成的態度。唯物史觀的創立實現了方法創新，馬克思旋即由勞動價值論的“質疑者”變成勞動價值論的“贊同者”。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體現了馬克思經濟思想的第一次轉變，1857年8月《〈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以下簡稱《導言》）的寫作，奠定了馬克思經濟思想第二次轉變的方法論基礎。我們可以看到，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寫作時，馬克思在從勞動價值論的“贊成者”變成“創新者”的同時，也實現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和體系創新。

2017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嚴格來講，應當是《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這應該是政治經濟學學術上的正確表達。我們現在讀的《資本論》第一卷并不是德文第一版的譯本，而是由恩格斯所編輯形成的德文第四版的譯本。《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版在結構上由7篇25章構成，而《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分作6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釋的價值形式歷史與邏輯發展四個階段的理論，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還是雙重論述，主要內容被當作“附錄”來對待，沒有列為正文。現在講《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必須強調是《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我極為簡單地講這一過程，主要是要說明，《資本論》在理論、體系和方法上是不斷創新的，是與時俱進的。

以下，我主要講三個問題。

一、《導言》與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兩條“道路”

我們在紀念《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150周年時，還要紀念《導言》出版160周年。《導言》在馬克思經濟學方法創新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出現了，同時也要把方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具體分析之中。我們現在通常所講的“范式”，就是方法在理論體系中運用的體現和反映。講馬克思經濟學方法，我選取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道路”的角度來講。這里講的“道路”，不是指經濟發展的道路，而是指馬克思關于方法論的說法。

馬克思在1857年8月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了“兩條道路”的問題：“第一條道路”是從具體現實出發，抽象出問題的概念、范疇；“第二條道路”是從簡單的理論范疇通過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達到最具體、最復雜的范疇，這是一個在思維中以理論體系“再現”的過程。

《導言》在對“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進行闡釋時，一開始就區分了政治經濟學方法上的兩條“道路”，并認為只有“第二條道路”即“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的“道路”，才是政治經濟學的“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在“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中，抽象“上升”到具體，絕不是抽象“產生”具體本身的過程，而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過程，是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正確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馬克思在《導言》中所說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不能按照習慣的說法，講成“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是不符合馬克思思想本意的。馬克思這里講的“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專指建立科學體系的方法。在解讀《導言》第三節時，一定要把它看作馬克思對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方法的探索，而不是泛泛地講方法，更不是講研究方法。

馬克思認為：“第一條道路”是指“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特點在于“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第一條道路”對于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來說，顯然“是錯誤的”。“第一條道路”是錯誤的，“第二條道路”是正確的。那么，這是不是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只能沿著“第二條道路”，即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才能形成呢？有的學者認為，既然馬克思講抽象上升到具體是唯一科學的方法，那么我們要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也只能運用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與這個問題相關，在討論到政治經濟學起始范疇時，馬克思確定的《資本論》的起始范疇是商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也應該是類似商品這樣的抽象范疇。甚至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起始范疇也是商品。在這些問題上，大家爭論不休。

我們似乎陷入了一種思維定式中，即認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唯一方法。究竟是不是這樣的？馬克思經濟學道路中的“第二條道路”專指什么？建立中國特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 “第一條道路”是否也有其科學價值？我們能否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建立的新的“道路”？這些是我們應該探討的問題。

首先要搞清楚《導言》與政治經濟學的“兩條道路”的問題。馬克思的《導言》是為當時建立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而寫的。在《導言》寫作的過程中，他發現，一開始就把最終的結論在《導言》中預先告訴讀者并不十分合適，馬克思由此而中斷了《導言》的寫作。但是，《導言》切實闡釋了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體系建設的三大問題的基本觀點，即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方法和結構這三個問題的基本觀點。

對象就是生產和交換、分配、消費的關系。馬克思對此做出的闡釋的創新點是：明確地提出這四個環節是生產和交換、分配、消費，對四個環節中生產的決定性作用做了強調，其他三個環節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反作用。要突出生產在這一經濟關系中的關鍵的、決定性的作用。

四個環節構成經濟關系的“總體”，構成“總體”中的相互關系。盧卡奇依據馬克思的“總體”方法，提出過“總體與個體相比具有至高無上的優越性”。也就是說，對象必須置于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下，才可能有經濟科學的產生。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生產一般”，而是“生產特殊”。只有在既定“總體”內的“生產特殊”中的經濟問題，才是真實的經濟問題；在既定“總體”之外的經濟問題，并不是真實的經濟問題，而是馬克思當時說的“幻想的、虛假的”經濟問題。

“總體”是先行的，“總體”是既定的，政治經濟學總是以一定的經濟關系為前提的。比如說，“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是最一般的理解，但這個最一般的理解，對經濟學來講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恰恰不是一般而是特殊。這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的出發點，在方法論上設定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而不是虛無的經濟關系。所以《導言》在講四個環節的關系時，破除了當時流行于各種經濟學中的把四個環節割裂開來的或者將其并列起來的錯誤觀點，確定了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社會性和歷史性。這是馬克思《導言》中確定的方法論的核心要義。這一核心要義在《資本論》中就體現為商品、貨幣和資本這些范疇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構成了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認識。

馬克思為什么認為“第一條道路”從具體實際出發上升到理論范疇是“錯誤的”呢？馬克思提到：“17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后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第一條道路”從實際和具體開始，從現實前提開始，從現實出發得到理論范疇，是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問題的關鍵在于，《導言》所講的是“政治經濟學體系建立”的方法，在這個問題界域內，“第一條道路”就是錯誤的。只是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條道路才是錯誤的。這里并沒有否認“第一條道路”在政治經濟學其他方面的正確意義。

馬克思所講的“第一條道路”是存在的，存在于什么地方呢？一是存在于現實問題的研究過程中。二是存在于經濟思想史過程中，在17世紀中葉剛剛發端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從現實具體的問題上升到理論范疇，這些理論范疇為后來的經濟學體系提供了基礎和條件。沒有這個過程就不會有抽象上升到具體，也就是說，從具體問題研究出發到抽象理論結論在經濟思想史上是有意義的。三是在政治經濟學的問題研究上是有意義的，是從問題出發、以問題為導向的方法。馬克思講過，他最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就是“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從當下的國情出發，從當前正在發展變化的經濟關系現實出發。

由此來看馬克思提出的“第一條道路”，就是混沌的整體尚未有序化，有序化的結果就是經濟學范疇的提出，從現實具體出發的這一思維上的反復過程，就是“第一條道路”的意義。然后才有“第二條道路”，對經濟范疇的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思維上的“再現”，來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在思維中“再現”的具體，這個具體不再是混沌的表象，而是“有序的總體”。我們現在講的復雜系統、復雜問題，混沌經過思維上的抽象上升到具體的“再現”，才能變“混沌”為“有序”的總體，只有這個過程才能把理論體系表達出來。所以“第二條道路”是正確的，盡管“第一條道路”構成了“第二條道路”的前提和基礎，但它本身不能成為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方法。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否定“第一條道路”，只是限于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界域，并不否定“第一條道路”在政治經濟學思想史上的意義，也不否定其在政治經濟問題研究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