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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城墻外的居住區進一步擴大。天籟小說ＷｗＷ．』⒉康熙時，據孫嘉淦所見，‘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燦若云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注釋62）。不僅如此，閶門外的商業區已與楓橋鎮連成一片，延綿2o里之長（注釋63）。當地的虹橋毀壞后，‘城內外從橋而達者日不下億萬，眾悉呼艇爭渡，負販竇夫則望洋而嘆’（注釋64）。”[1]

他這一段話是說滿清時期的蘇州比明代更繁榮了，居住區和商業區進一步擴大了。孫嘉淦這段話的出處注釋62是孫嘉淦著的《南游記》，關于閶門和楓橋連成一片的出處，他文中對應的引文注釋63：“康熙(松江府志)卷54遺事:‘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里’”，虹橋這段的引文注釋64是：《同治蘇州府志》卷三三橋梁（實為津梁）。

表面上看真是一點問題也沒有，一個是引用清人《南游記》的話，一個是引用康熙時期的《松江府志》，再一個是引用清朝同治時期的《蘇州府志》。

當然如果了解一點時代背景，就會有些納悶。孫嘉淦是康熙二十二年出生，康熙五十二年中進士，他的《南游記》寫于其母死后丁憂之時，其文中自敘時間在庚子秋，那就是康熙五十九年（172o年），而康熙《松江府志》是在康熙二年修的。

李伯重把康熙五十九年的記錄放在前面，康熙二年的記錄放在后面，兩者之間用“不僅如此”來連接，以表明更進一步的關系，這確實蹊蹺得很，難道時間在這里居然倒流了？最后一個同治蘇州府志，似乎時間順序還對得上。

我們再去查一下康熙二年的《松江府志》，結果大吃一驚！原來“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里”這句話的原文明明是記載明代蘇州時期的情形，和滿清半點關系都扯不上，卻被李伯重張冠李戴到了清朝頭上。

其原文出自卷五四《遺事下》。我把其相關背景摘錄一下：

“崇禎乙亥（也即1635年，崇禎八年），好事者倡議擴城（指擴大松江府城），方知府岳貢，銳于有為，欣然從之，遂命衙官破土，民皆以為不便，……錢機山龍錫貽書止之”

這錢機山龍錫，就是赫赫有名的袁崇煥后臺，曾經擔任內閣大員的錢龍錫，機山是他的號。《明史》中說他崇禎四年后就“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兩遇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尼不行。福王時，復官歸里。未幾卒，年六十有八”。

把他說得真是可憐兮兮的，崇禎死后才回故鄉。然而從《松江府志》的這段記載來看，這廝分明早就潛回家鄉松江華亭了，要不然也是在戍所待遇幾和上賓無異，根本不是流放犯的處境，這才可能任意通信，甚至對家鄉地方官員指手畫腳。

康熙《松江府志》這段話的意思是在崇禎八年的時候，有人提議要擴建松江府城，當時的知府方岳貢，也欣然采納這個建議。結果觸犯了當地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錢龍錫就成為了他們的利益代言人，給方岳貢寫了一封書信要求終止修城計劃。

“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里”這句話就出自錢龍錫給方岳貢這封書信里的內容，其上下原文是這樣的：

“且市井商賈托業不同，水次貿遷，城外為便，使西城果筑，又當移居以就之。蘇郡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里，未聞別議興筑，何獨敝郡偏于民窮財盡之時，倡此勞人動眾之說？如民居必在城內，則自東關至華陽橋，阛阓亦四五里，南北兩關，亦復櫛比，又何獨惜于此，而忍于彼乎？”[2]

錢龍錫反對修城的理由有三個，一個是修城就要花錢，錢從哪里來，當然是從大戶出。“即持議者之心，亦必知必及于大戶也夫。此興無故之役，以竭其膏髓，大戶既窮，小民立槁，固不可為矣”。

怕要大戶掏錢是一個理由，但最主要的理由還不是這個，而是城外居民實在太多了，幾乎每一寸土地都已經被開利用

一旦要擴建城池，城墻所經之地的那些居民就要拆遷，這是他們堅決不干的。

還有一點就是涉及蘇州的這段引文里說的了，城外從事商業貿易的市民這么多，你就算擴建了，你有辦法把他們都包括進去嗎？如果根本不可能都包括進去，那為什么要厚此薄彼？擴建城池又有什么意義？

正是為說明這一點，錢龍錫才拿蘇州做例子，他說蘇州城外的商業區，從吳閶到楓橋，綿延二十里，都沒有擴建城池，憑什么我們松江就一定要擴建。

從這段記錄來看，倒是可以看出明代晚期，城市人口大量溢出到城外，范圍甚至比城內要大兩三倍之多，已經是普遍現象了。那些擴建城池的固然是原本城內人口達到飽和，就是那些沒有擴建城池，其市民溢出城外的數量甚至規模更為巨大，以至連擴城都無法包容進去，只能破罐破摔，索性不擴城了。

任何心智正常的人，只要他查閱過康熙《松江府志》原文的人，都不可能搞錯。所謂蘇州“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里”只能是指的明朝時期的蘇州，和滿清時期的蘇州連半毛錢的關系都扯不上。

李伯重對康熙松江府志內容既然是如此造假，把一清二楚明代蘇州的情形安到了滿清的頭上，那么他引用的那個同治蘇州府志又如何呢？

《同治蘇州府志》卷三三《津梁一》里確實有關于虹橋的記述，虹橋在蘇州城外，若按“城內外從橋而達者日不下億萬，眾悉呼艇爭渡，負販竇夫則望洋而嘆”，城外人口密集達到這樣的程度確實令人驚嘆。

但問題是這段記述是誰寫的，是描繪哪個時代的？

《同治蘇州府志》中同樣清清楚楚記載著這段話是明朝的牛若麟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