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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車前往莫斯科……關于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我所知道的情況在活頁夾里暫時只占了幾頁紙：十七歲上前線，在第五集團軍三十二坦克旅第一營作戰，任衛生指導員。她參加過著名的普羅霍洛夫卡坦克大戰——蘇聯和德國雙方在那次戰役中一共投入了一千二百輛坦克和火炮戰車，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坦克大戰。為了給解放自己家鄉的第三十二坦克旅建立陳列館，鮑里索夫市的中學生調查組收集了大量資料，也是他們悄悄給了我維什涅夫斯卡婭的住址。坦克部隊的衛生指導員通常由男性擔任，可是這里卻突然冒出個小丫頭來。我希望了解其中的故事，馬上收拾行裝上路去采訪她……我已經開始琢磨：如何在數十個被采訪者的地址中進行選擇？起初，我把所有被采訪者的姓名都記錄下來。隨著電話一個接著一個地打來，她們輪番向我講述，邀請我去采訪，通常都會和她們一起吃茶點。我開始從四面八方收到信函，地址也都是前線郵戳。她們寫道：“你也是我們中的一員，你也是前線的姑娘了。”很快我就發現，自己不可能面面俱到，應該采用另外一種篩選和積累資料的辦法。怎么做呢？我先把現有的地址分門別類，再建立這樣一個原則：盡量記錄不同軍事崗位上婦女的事跡。要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通過自己所從事的事業，通過我們在生活中，或參與事件中的定位去認識人生的。可以這樣假設：護士看到的是一種戰爭，面包師看到的是另一種戰爭；空降兵看到的是一種戰爭，飛行員則又是一種戰爭；沖鋒槍排排長看到的也與別人不同……在戰爭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野半徑。一位女性是在手術臺邊工作的，她說：“我見過多少截下來的胳膊和大腿啊……簡直無法相信世上還會有四肢完整的男人了。似乎男人們不是受傷，就是陣亡了……”（捷姆琴科，上士，護士）另一位女性是圍著炊事車的鍋臺轉的，她說：“有時打完一仗，誰也沒活下來……熱粥熱湯全做好了，可就是沒人來吃……”（季尼娜，列兵，炊事員）還有一位女性的活動半徑只是小小的飛行艙：“我們的營地在密林深處。有一次我飛行歸來，打算在森林里散散步。這時已經是仲夏季節，草莓都長出來了。我沿著林中小徑走著，突然發現：地上躺著一個德國人……身體都已經發黑了……當時我真是嚇得魂飛魄散。別看我已經打了一年仗，但在這以前我還從未見過死人。那是在高空中，是另一碼事……只要一起飛，我們心里便只有一個念頭：找目標，扔炸彈，返航。我們不必去看什么死人，所以這種驚恐我們從沒經歷過……”（邦達列娃，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而在女游擊隊員的腦海中，至今還會把戰爭與熊熊篝火的氣味聯系在一起：“干什么都少不了篝火——烤面包啦，煮湯啦。就是篝火燒剩下的一些黑炭，我們也要在上面烘烤皮襖啦、氈靴啦什么的。夜間所有人都靠炭火取暖……”（葉·薇索茨卡雅）但是，有好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單獨與自己的思想相處。在火車上，女乘務員送來了茶水，車廂里立刻熱鬧起來，大家彼此愉快地做了自我介紹。桌子上有一瓶傳統的莫斯科牌伏爾加，還有自制小吃，于是，就如我們常說的，開始了一番坦誠親密的交談：關于自己的家庭秘密和政治傳聞，關于愛情和仇恨，關于領導和鄰居，等等。我早先以為，我們只是同路人和閑聊伴侶而已……我也告訴他們，我此行是去看望誰，是為了什么目的。我的那兩位同行旅客，一個當時是工兵營長，在戰爭中一直打到柏林，另一個在白俄羅斯森林里打了四年游擊。于是我們就開始談論起了戰爭。后來，我是根據自己的回憶把我們的談話記錄了下來。“我們已經是瀕臨死絕的種類了，就像猛犸一樣！我們那一代人，堅信人世間總有比普通人生更為偉大的東西。祖國就是偉大的思想。嗯，還有斯大林。為什么要撒謊呢？就像俗話說的，在歌曲中，歌詞是不能被抹去的。”“這是當然……我們游擊隊里就有個勇敢的女孩……經常去破壞德國人的鐵路線。她所有的家庭成員都在戰前被鎮壓了：父親、母親和兩個哥哥。她和她的阿姨，就是母親的妹妹，住在一起。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她就尋找游擊隊。在游擊隊中，大家都看到，哪兒危險她往哪兒沖……就是想證明什么……可是所有人都獲得過嘉獎，只有她從來沒有。因為她父母是人民的敵人，就從來不表彰她。在我軍反攻到來之前，她的一條腿被炸斷了。我到醫院里去看她，她哭著對我說‘現在大家總應該相信我了吧’。那是個很漂亮的女孩子……”“當時有兩個小姑娘到我這個營來，還要當什么工兵排長。誰知道是干部處的哪個蠢貨把她們派到我這兒來的。我當即把她們打發回去，盡管她們氣得死去活來。就她們，居然還想到前沿去當工兵排長，排雷開路！”“您干嗎要把她們攆回去？”我問。“理由多了。第一，我有足夠的優秀中士，派來的這兩個小姑娘能做的事，他們全能做好；第二，我認為，女人沒必要到前線去摸爬滾打、日曬雨淋。我們男人已經足夠了。而且我還知道，必須要為她們挖單獨的掩蔽部，還要下令安排一大堆女孩子必不可少的、各種各樣的討厭事情。”“這么說，您認為姑娘們在戰爭中只能是多余的累贅了？”“不是，我可沒這么說。要是回顧歷史，在各個時代，俄羅斯婦女不僅送丈夫、兄弟、兒子去作戰，為他們擔驚受怕，等待他們回來，而且還有雅羅斯拉夫娜公主那樣的例子——親自登上要塞城墻，把煮沸的松香澆到敵人頭上。可是在我們心里，在我們男人的心里，總還是有一種負疚感：竟然讓女孩子們來打仗！我心里一直有這種感覺……我到今天還記得，那是我們撤退的時候，正值秋天，連續幾天大雨滂沱，沒日沒夜地下。我就看到一個被打死的姑娘躺在路邊……長長的辮子，渾身是污泥……”“這是當然……我曾聽說過，我們的護士們在陷入敵軍重圍后，冒著四面八方的子彈保護傷員，因為這時傷員就跟孩子一樣虛弱，對這一層我能理解。可是這樣一番情景我就不能理解了：兩個女人帶著狙擊槍爬到中間地帶去殺敵。我無法擺脫這樣的感覺，這畢竟是‘狩獵’呀……我自己就是個狙擊手……但我到底是個男人呀……”“可她們是在保衛自己家園啊，是在拯救自己的祖國?啊……”“當然當然……或許我能帶這樣的女人去偵察，但是我不能帶我老婆去……嗯，是這樣的，我們已經習慣于把婦女當作母親、當作未婚妻，然后是美麗的太太。我弟弟給我講過一件事，當時一群德國俘虜被押著從我們城里經過，我弟弟那幫小鬼就朝俘虜隊伍打彈弓。我母親看到了，‘啪’地給了弟弟一個嘴巴。原來，俘虜也是些大孩子，希特勒把最后的老本也拋出來啦。我弟弟那會兒才七歲，但他記得很清楚：我媽媽怎樣一邊看著這些德國人，一邊放聲大哭：‘你們的媽媽真是瞎了眼，她們怎么肯把你們這樣的人放出來打仗啊！’戰爭，就是男子漢大丈夫的事。你可以寫的男人打仗故事難道還少嗎？”“不對……我就是證人，不對！我們都記得戰爭爆發后頭幾個月的慘狀：空軍的飛機全都被消滅在地面上，我們的坦克就像火柴盒一樣燃燒。槍支都是又老又舊，幾百萬官兵被俘虜。幾百萬啊！只有一個半月，希特勒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教授都被征兵打仗了，老教授們！而姑娘們自愿地沖到了前線，膽小鬼是不會自己上去的。這都是勇敢的、非凡的女孩子。有統計數據顯示：前線醫務人員的傷亡人數僅僅次于步兵營，高居各軍兵種傷亡率的第二位。比如，在步兵中從戰場上把傷員背下來，這意味著怎樣的代價？我現在好好告訴您……“有一回我們發起了沖鋒，可是被敵人的機槍像割莊稼似的掃倒了一片，一個營就這樣沒有了，全都躺倒在地，但并沒有全部犧牲，有很多人受傷了。德國人還在掃射，火力不減。這時候，一件讓所有人完全料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突然從戰壕里躍出一個小姑娘，接著跳出第二個、第三個……她們開始包扎傷員，并把他們往回背。一時間，連德國人也驚得呆住了。戰斗一直進行到晚上十點多鐘，女孩子全都負了重傷，但她們每一個人救出了兩三個人之多。可是上級給她們的獎賞卻十分吝嗇，戰爭初期獎章發得不多。那時規定，背下傷員的同時還必須帶回傷員的武器。進了衛生營，首先要問的是：武器在不在？因為當時我們的武器裝備還不充足。不管是步槍、沖鋒槍、機關槍——全都要背回來的。1941年曾經發布過關于嘉獎救護人員的281號命令：從戰場上救出十五個重傷員（連同他們的武器一道）者，授予戰斗獎章，救出二十五人授予紅星勛章，救出四十人授予紅旗勛章，救出八十人授予列寧勛章。而我要講述給您聽的是，在戰場上哪怕是救出一個人，都意味著什么……那是從槍林彈雨下救出來的啊……”“這是當然……我也記得……嗯，是的……有一回我們派偵察兵到一個有德寇駐軍的村莊。先去了兩個偵察員……緊接著又派出一個……都沒有回來。隊長就叫出我們一個姑娘：‘柳霞，你去吧。’我們把她裝扮得像個牧羊女孩，送她上了大路……怎么辦？結果會怎樣？男的都被殺了，一個女人可以通過嗎？這事情，是的……不過看到女人手中拿著步槍……”“那女孩回來了嗎？”“我忘了她姓什么……但我記住了她的名字，柳霞。她也犧牲了……那是后來有農民告訴我們的……”“所有人都久久不說話，然后，我們為死者舉起了酒杯。話題轉到另一個方向，大家談起了斯大林，談到他在戰前如何毀滅了最優秀的指揮干部和軍事精英，談到殘酷的集體化和1937年肅反、勞改營和流放。談到如果沒有1937年，可是能就不會有1941年，我們就不會一直退敗到莫斯科城下。但是，待戰爭結束后，人們把這些都忘掉了。勝利把一切陰暗面都遮蓋了。”“在戰爭中有愛情嗎？”我問。“在前線的姑娘中，我見過很多美人，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把她們當女性看。盡管在我看來，她們都是相當出色的姑娘，但是我們一直把她們當作好朋友看待——是她們把我們從戰場上背回來，救活我們，幫助我們康復。我兩次負傷都是她們給背回來的。我怎么能對她們有非分之想呢？難道您能嫁給自己的兄弟嗎？我們那時候都叫她們是小妹妹……”“那戰爭過后呢？”“戰爭結束了，她們突然顯得那么需要愛護，柔弱得不行。瞧，這是我妻子的照片，她是個聰明的女人，但她對女兵們一直懷有偏見，認為這些女孩子上戰場是為了找情郎，就像浪漫小說里那些纏綿悱惻的故事那樣。雖然在現實中，我們部隊里確實也有人談過戀愛，但最多的還是純潔無瑕的女孩，很干凈的姑娘。可是戰爭結束后……經過了骯臟污濁，經過了虱子滿身，經過了與死神擦肩，誰都想追求美麗和優雅，想找明媚可人的美女……我有一個朋友，在前線被一個姑娘愛上了，按我現在的理解，她就是個大美人，是個護士。但他并沒有娶她，退伍后找了另外一個，更加嫵媚的。但是他和自己的妻子過得并不幸福，還是會經常回想自己的戰地浪漫曲，那段愛情對他來說別有含義。他是從前線回來后甩了她的，因為在四年時間里，他看到的她，總是穿著一雙破靴子和男人棉衣。我們總想努力忘卻那場戰爭，結果連自己的姑娘們也忘卻了……”“這，當然了……大家那時都還年輕，都想生活得……”就這樣，整整一夜沒人閉眼，一直聊到天亮……走出地鐵站，我立刻就找到了這個靜謐的莫斯科庭院。院子里有兒童滑梯和秋千。我一邊往里面走，一邊想起剛才電話里那個驚訝的聲音：“您已經來了？這么快就找到我了？您不去退伍軍人協會確認一下嗎？他們有關于我的所有資料，他們都檢查過的。”我真是很困惑。我早先以為，痛苦的經歷會給人自由，使他們變得只屬于自己，處于個人記憶的保護中。現在我卻發現不是這樣，至少不全是這樣。情況往往是這種意識和（在一般生活中不存在的）超意識都是分開存在的，就好像某種不可動用的儲備，或者好像在多層礦藏中那層薄薄的金粉。必須花很長時間去除掉那些無用的巖層，共同在毫無價值的塵土中搜尋，最后才能找到那閃光耀眼的金子，找到上天的贈予！這些正是我們實際上的為人，我們是由什么東西、什么材料構成的呢？我想要弄明白的是，這種材料為什么會那么堅硬。我就是為此來到這里的……一位個子不高、體態豐滿的女人開了門。她像男人那樣，朝我伸出一只手，表示歡迎，一個小孫子拽著她的另一只手。從這孩子的沉著鎮靜，便可猜出她的家人已經習慣了陌生人的頻繁來訪。他們總是在等候客人到訪。在一支鹿角上掛著一頂坦克帽，在一張光滑的小茶幾上擺著一排小小的坦克模型，每個小坦克上都帶有贈予者寫的小標簽：“某部隊全體官兵贈”“坦克學校學員贈”……在沙發上，我旁邊“坐著”三個布娃娃——穿著清一色的軍裝。就連窗帷和房間的壁紙也都是保護色的。我明白了，在這個家中，戰爭還沒有結束，永遠不會結束。從哪兒開始講好呢？我甚至在這里為你準備了文本……那這樣吧，我就從內心感覺開始講吧。就像以前那樣……就像對女友那樣給你講吧……我先說說，坦克兵部隊是多么不情愿接收女兵，甚至可以說他們根本不予考慮。那我是怎么進去的呢？我家住在加里寧州的科納柯沃市。那時我剛剛通過考試，要從八年級升到九年級。同學當中誰都不懂戰爭是怎么回事，它對于我們還像是一種游戲，一種書本上的東西。我們受到的都是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教育。我們就相信報紙上的話：戰爭很快將以我們的勝利而結束，很快很快地……那時我們家住在一棟公寓樓中，樓里有好多人家，每天都有人上戰場：彼佳叔叔啦、瓦夏叔叔啦……大家都去為他們送行，好奇心強烈地折磨著我們這些孩子，我們跟他們一直走到火車站……當樂曲奏起來時，婦女們號啕大哭——這一切都沒使我們害怕，相反卻把我們逗樂了。管樂隊反復演奏著進行曲《別了，斯拉夫女人》。我們向往的，就是能伴著這首歌曲坐上火車跑到外面去。在我們看來，戰爭是在很遙遠的地方。比方說我吧，就特別喜歡軍裝上的紐扣，它們閃閃發亮。盡管我已經到救護訓練班學習了，可仍像是在做游戲……后來學校停課了，動員我們去修筑防御工事，住在荒郊野外的棚屋里。我們甚至為此感到驕傲，因為我們總算開始做一些與戰爭有關的事情了。我們被編入弱勞力營，從早晨八點干到晚上八點，一天干十二個鐘頭，挖防坦克壕。我們全是些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有一次，正在干活，我們突然聽到一種聲音。有人高喊：“空襲！”又有人叫著：“德國人！”大人們急忙跑開躲避，而我們卻覺得很有趣，想看看德國飛機是什么模樣，德國人又是什么模樣。飛機從我們頭頂上飛過去，什么都沒看清。地面一片混亂，人們四散逃竄。過了一會兒，飛機又轉了回來，這回飛得很低，我們看清了上面的黑十字，不過仍然是一點恐懼都沒有，只有好奇。突然，飛機上的機槍口冒火了，開始了猛烈掃射。我們親眼看著平時在一起學習、干活的小伙伴們倒了下去，頓時驚得目瞪口呆。我們怎么也弄不明白這是怎么回事。我們繼續站著、看著。成年人向我們撲過來，把我們按倒在地上，可我們還是一點都不害怕……很快，德國人離我們的城市非常近了，只有十來公里，已經可以聽到炮聲隆隆。我和姑娘們一起跑到兵役委員會去，說我們也要去保衛祖國，我們要一起去，沒有任何討論的余地。結果，我們沒有全部被收下，他們只收下了有耐力、有氣力的姑娘，當然首先得年滿十八歲，而且是優秀共青團員。有個大尉在給坦克部隊挑女兵。不用說，他對我不屑一顧，因為我只有十七歲，身高最多一米六。“要是步兵受了傷，通常倒在地上，”他向我解釋著，“你可以爬到他跟前，就地包扎，或者背回掩蔽部。坦克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是他在坦克車里負了傷，就必須把他從艙口里面背出來。難道你能背動這樣的壯小伙子？你知道嗎？坦克兵個個都是大塊頭！在你要往坦克上爬時，四面八方都在朝它開火，子彈、炮彈皮到處飛。你知道坦克燃燒是怎么回事嗎？”“難道我不是跟大伙兒一樣的共青團員嗎？”——我差點要哭出來了。“當然，你已經是共青團員。可是你太小了……”和我在同一學校和同一救護訓練班學習過的女友們——她們確實是高高大大、體格強壯的姑娘——都被招走了。我感到很委屈，她們都要走了，我卻要留下來。我去為朋友們送行。當然我什么都沒對父母說。姑娘們都很同情我，于是她們把我藏在了帆布里面，我們就一起乘坐敞篷重型卡車往前方開去。大家都扎著各式各樣的頭巾：有黑色的、藍色的，還有紅色的……我就用一件媽媽的小短衫代替頭巾。好像我們不是開赴戰場，而是去參加業余歌手音樂會似的，太搶眼了，就像電影上一樣……現在回憶起那些情景，還都要笑出來的……舒拉·基賽廖娃甚至把吉他也帶上了。卡車向前行駛中，我們已看到戰壕了。戰士們看到我們，大叫大嚷：“女演員來了！女演員來了！”我們開到司令部駐地，大尉下令整隊。全體人員都跳下卡車排好隊，我站在最后一個。姑娘們都帶著行裝，而我啥都沒有。因為我是突然跑出來的，所以什么東西都沒帶。舒拉就把她的吉他塞給了我說：“拿著，不然你手里什么都沒有……”參謀長從司令部里走了出來，大尉上前去向他報告：“中校同志！十二名前來服役的姑娘聽候您的指示！”中校看了看我們的隊伍，說：“這里并不是十二名姑娘，而是整整十三名啊。”大尉還是堅持己見：“不，是十二名，中校同志。”他絕對相信是十二名女兵。可是他轉身一瞧，立刻向我走來：“你是打哪兒鉆出來的？”我說：“我是來打仗的，大尉同志。”“你給我站出來！”“我是和女友們一道來的……”“你要是和女友一起參加舞會，就一起參加好了。可這里是戰場……給我走近些！”媽媽的短衫還扎在頭上呢，我就這樣朝大尉走過去，向他出示了救護班的證明書，請求道：“您不用懷疑，大叔，我是有力氣的，我做過護士工作，我還獻過血呢……您行行好吧……”兩位首長都看了我的所有證件。最后中校還是命令：“把她送回家去，搭最早的便車！”在汽車還沒來時，他們決定把我暫時放在衛生排。我坐在衛生排里，做著紗布棉球，只要一看到有汽車到司令部來，我馬上就溜進樹林。在那里待上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等汽車開走了，我再回來。就這樣過了三天，我們營投入了戰斗。我們三十二坦克旅第一坦克營全體出動去作戰了，我就在掩蔽部內做接納傷員的準備。半個小時不到，傷員就開始送回來了……還有犧牲的人……這次戰斗中我們的一個姑娘也犧牲了。這下倒好，大家早把我忘在腦后了，他們對我的存在已習慣了。上級甚至已想不起我是怎么回事了……現在該怎么辦呢？我得有軍裝穿啊。上面發給我們每人一個背囊，好讓我們放放私人物品。背囊是新的，于是我把收口的繩子剪斷，把袋底拆開，套在身上，就成了一條軍裙……我又找來了一件不很破的套頭服，腰間系上一條皮帶。我決定去向姑娘們炫耀一番。可是，我剛扭著腰肢在她們面前走了幾圈，準尉司務長到我們掩蔽部來了，后面跟著參謀長。司務長大喝一聲：“立正！”中校走了進來，司務長向他報告：“報告中校同志！姑娘們中間出現嚴重事故：我發給她們背囊，讓她們放私人物品，可是她們卻把自己套進去了！”參謀長一下子認出了我：“哦，你還在這里呀，這個小兔子！那么這樣吧，準尉，發給姑娘們全套服裝就是了。”我們收到了什么呢？坦克兵有帆布褲，膝蓋上還縫有墊布，而給我們發的卻是薄工作服，像是印花布那種料子。土地上散落很多金屬彈片，石頭也全都散落出來，所以沒過多久，我們渾身又破破爛爛的了，因為我們不是坐在坦克車里，而是在地上爬來爬去。坦克常常起火燃燒，坦克手就是活下來，身上也被燒傷了。我們也會燒傷的，因為要鉆到火里去，要往外背渾身著火的人。這是真的……從艙口往外背一個人出來很困難，特別是炮塔射手，而死人比活人還要重很多。我很快就知道這些了……我們都是沒有經過軍事訓練就到部隊來的，所以對于什么軍銜是什么官，一無所知。司務長一個勁兒向我們灌輸說，現在你們是真正的軍人了，應該向任何軍銜比您高的人敬禮，走路要挺胸昂頭，大衣要扣好紐扣。可是那些男兵呢？見我們都是些黃毛丫頭，便總愛拿我們開玩笑。有一次，衛生排派我去打開水。我到了炊事員那兒，他打量著我說：“你來干什么？”我答道：“打開……開水。”“水沒燒。”“為什么？”“炊事員們還在鍋里洗澡呢，先洗完澡然后再用鍋燒開?水……”我信以為真，提起水桶往回走。迎面遇到了醫生：“你怎么空手回來了？”我回答說：“炊事員們正在鍋里洗澡呢，水還沒燒。”醫生搔搔后腦勺，問：“哪有炊事員在鍋里洗澡的？”他帶著我轉回去，狠狠地教訓了那個炊事員一頓，給我灌了滿滿兩桶開水。我提著開水桶，迎面又碰上了政治部主任和旅長。我立刻想起來，上級教我們要向每個軍官行禮，因為我們是列兵。可現在來了兩位軍官，我該怎么同時向他們兩人敬禮呢？我一邊走一邊想。等走到跟前，我放下水桶，兩只手同時舉到帽檐上，分別向他們兩人行禮。他們正走著，本來沒注意我，這時卻驚訝地睜大了眼睛：“是誰教您這樣敬禮的?呀？”“準尉教的，他說必須向每個軍銜此我們高的人敬禮，而你們是兩個人在一起走……”對于我們女孩子來說，軍隊里的每樣事情都是深奧復雜的，要學會識別肩章標志就特別困難。我們參軍那會兒，還有菱形的、小方塊的和長方形的各種領章。你總得費勁去想，某某軍官是什么軍銜。有一次，有個軍官對我說，把這包文件給大尉送去。可我怎么識別他是大尉呢？我邊走邊想，結果把“大尉”這兩字搞忘了。我走到他跟前說：“大叔，有個大叔，就是那邊的一個，叫我給您送這個來……”“到底是哪個大叔呀？”“就是那個，總是穿套頭軍裝，沒有穿制服那位……”我們記得住的，不是這個中尉或那個大尉，而是別的特征：好看的或難看的，棕色頭發的或者高個子的……“喏，就是那個大高個兒！”——你馬上就知道是指誰了。不用說，當我看到了燒焦的工作服、燒焦的胳膊、燒焦的面孔時……我怕……太震驚了……我忍不住流下淚水……天然的淚水，女人的淚水……坦克手們從燃燒的坦克里跳出來，渾身都是火，冒著煙，還常常斷了胳膊、斷了腿，傷勢都很嚴重。他們躺在那里，請求說：我要死了，請幫忙寫封信給我的媽媽，或者，請幫忙寫封信給我的妻子……而我其實是做不到的。我不知道該怎樣對人講述死亡的事情……有一回我雙腿受傷，坦克手們把我抬到一個烏克蘭的村莊。我記得這村莊是在基洛夫格勒一帶。衛生排所在地的女房東哭著說：“真細（是）的，介（這）么年輕的小伙子！……”坦克兵們聽了她的口音，笑了：“大媽，介不細小伙子，細個丫頭！”她坐在我身旁，仔細端詳說：“細丫頭？細丫頭？明明細個年輕小伙兒嘛……”我那時頭發都剃了，穿著連衫褲工作服，戴著坦克帽——像個地地道道的小伙子……大媽在高板床上給我讓了個位置，甚至還為我宰了一頭小豬，好讓我快些養好身子……她老是憐憫地說：“莫不細男人不夠了，介么一個小妞都挑來打仗……還細個小丫頭嘛。”我十八歲那年，在庫爾斯克會戰中，被授予一枚戰功獎章和一枚紅星勛章；十九歲時，獲得了衛國戰爭二級勛章。部隊補充新兵時，來了許多小伙子，他們年紀很輕。對他們來說，勛章當然是很稀奇的。何況我和他們年齡差不多，都是十八九歲。有一次，幾個小伙子譏笑地問我：“你是怎么弄到這些獎章的？……你也參加過戰斗？”甚至還有這樣故意挖苦的：“難道是子彈也能穿過坦克鐵甲了？”后來，我在戰場上冒著槍林彈雨給他們中的一個小伙子包扎。我記得他叫謝戈列瓦特赫，他的一條腿被打斷了。我給他上夾板時，他請求我原諒他：“小護士，原諒我吧，我那時挖苦過你。坦誠地說，我已經喜歡上你了……”您問我們那時懂不懂愛情？如果說有的話，那也是中學生的愛情，而中學生的愛情是幼稚的。我記得，我們是怎樣落入包圍圈……我們只能用雙手掘洞藏入地下，除此之外一點辦法都沒有。連鐵鍬都沒有……一無所有……四面八方的敵軍圍得越來越緊。我們就下了決心：夜里行動，要么突圍出去，要么死掉拉倒。我們都知道死的可能性更大……我不知道，下面這件事該不該對您講？我不知道……我們隱蔽起來，坐等黑夜到來，不管怎樣也還是想沖出去啊。有個中尉叫米沙，當時營長負了傷，米沙自告奮勇擔負起營長的職責。他才二十歲……對我說起他以前很喜歡跳舞，還會彈吉他。接下來他突然問我：“你大概嘗過那種滋味吧？”“什么？嘗過什么？”我那時想吃的都想瘋了。“不是什么東西，是人……小娘子！”在戰爭前有種餡餅就是這牌子。“沒——有——”“我也還沒有嘗過那滋味。要是就這么死掉了，卻還不知道什么是愛情的滋味……夜里我們會被打死的……”“你說到哪兒去了呀，傻瓜蛋！”我這才明白他的意思。我們為了生活而死，可還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一切都還只是書本上讀到的那些東西。我最喜歡看愛情影片……在坦克部隊里，衛生救護員死得相當快。因為坦克上沒有規定給我們的位置，只能緊緊扒在鐵甲上面。我們那時只擔心一件事，就是別把腳伸到履帶里去，還必須留意哪輛坦克起火了……馬上要跳下這輛坦克跑向那輛起火的坦克，爬上去……在前線時，我們共有五個知心的閨密：柳芭·雅辛斯卡亞、舒拉·基賽廖娃、托妮亞·鮑布柯娃、季娜·拉泰什，還有我。坦克兵們都管我們叫“科納柯沃城五姐妹”。那四位女伴后來全都犧牲了……在柳芭·雅辛斯卡亞犧牲的那場戰斗前夜，我和她坐在一起，互相摟著說心里話。這已經是1943年了，我們師打到了德聶伯河畔。柳芭突然對我說：“你知道嗎？我在這次戰斗中會死的……我有一種預感。今天我到司務長那兒去，求他發一件新襯衣給我，可他舍不得，他說你不久前才領過一件。明天早上我們兩人一起去吧，你陪我去求求他。”我安慰她說：“我已經和你一起打了兩年仗，現在子彈都躲著我們了。”可是到了早上，她還是一個勁兒地勸我一同去找司務長。我們總算討到兩件新襯衣。這樣，她終于有了件貼身的新村衣……雪白雪白的，有一道小松緊帶……結果她真犧牲了，全身是血……白襯衣和紅鮮血，紅白相間——這情形到今天還留在我記憶里，而她在事前已經有了預感……犧牲后，柳芭的身子似乎特別重，我們四個人一起才把她抬到擔架上。在那次戰斗中犧牲了很多戰友，我們挖了一個巨大的戰友合墓，把所有的小伙子安葬在一起，和以往一樣，每個人都沒有棺材，柳芭的身體安置在最上面。我實在無法相信這一事實：她已經不在了，我永遠也看不到她了。我想要從她那兒得到點東西留做紀念。那時她手上戴著一枚戒指，是什么質料的，金的還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雖然小伙子們都勸我，說你還是不要拿，這是不祥之兆，但我還是把那枚戒指取了下來。最后告別時，每個人都按慣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扔了下去，投進墳里，留給柳芭……我記得她很喜歡我這枚戒指……她的家人中，父親參加了整個戰爭，活著回來了，哥哥也從戰場上回來了。連男人們都活著回來了，柳芭卻死了……舒拉·基賽廖娃，是我們幾個當中最漂亮的一個，她是被燒死的。她把重傷員藏在干草垛里，敵人開槍掃射，草垛著了火。舒拉本可以逃出來，可那就得扔下傷員，而他們誰都動彈不了……結果，傷員全都燒死了，舒拉也和他們在一起……托妮亞·鮑布柯娃犧牲的詳細經過，我是不久前才得知的。她是為了掩護愛人才被迫擊炮彈片擊中的。彈片飛舞時，那可真是千鈞一發啊……她居然還能搶在彈片的前頭？她救了彼佳·鮑依切夫斯基中尉的性命，因為她愛他。中尉就這樣活了下來。三十年后，彼佳·鮑依切夫斯基從克拉斯諾達爾來到莫斯科。在我們前線老戰士的聚會上，他找到了我，這一切都是他告訴我的。我和他一起到了鮑里索夫，找到了托妮亞犧牲的地點。他從她墳上取回了一把土……捧在手上親吻……我們本來是五個姑娘，科納柯沃城五姐妹，一起離開母校……可是只有我一個人回到了媽媽身邊……瞧，她們的照片全掛在這里，我們一共五個人……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誦起詩來：姑娘勇敢地跳上鐵甲為的是保衛祖國和家橫飛滾燙的彈片奈她如何因為她心中燃著一團火當我們抬起擔架上的女孩朋友，定要記住那淡淡的秀臉她承認她在前線就寫詩，我已經知道她們中間很多人在前線寫詩，到如今她們還在用心謄寫，保存在家庭檔案里——雖然詩歌寫得笨拙，但令人感動，充滿了真誠的情感。前線相冊也是感情的詩篇，在每個人的家里，她們都給我看相冊，反復回憶姑娘們可愛的影像。在戰場上的時候她們常常談愛情，而現在她們卻在談論死亡。我現在有一個和睦的家庭，很好的家庭，三代同堂……可是我還是活在戰爭中，感覺總是在戰場上……十年前，我找到了我的朋友瓦尼亞·波茲得尼亞柯夫。我們當時都以為他死了，誰知道他還活著。他那輛坦克（他是車長）在普羅霍洛夫卡大戰中打掉了德軍的兩輛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們全犧牲了，只剩下瓦尼亞一個人——但他失去了雙眼，全身燒傷。我們把他送到醫院里，大家都以為他活不成了，因為他全身沒有一處好皮膚，全燒焦了。不料過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的地址……已經過了大半輩子……我還記得，自己走上他家那座樓梯時，兩腿直發軟；會是他嗎？不會弄錯人吧？他親自開了門，用雙手撫摸著我，辨認著：“小尼娜，是你嗎？小尼娜，真是你嗎？”過了這么多年，他還認得我！他母親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他和她一起過活。我們一起坐在桌旁，她只是不停地抹眼淚。我問她：“您干嗎還要哭？我們老戰友會面了，應該高興才對。”她回答我說：“我有三個兒子上了戰場。兩個死了，只有瓦尼亞活著回來了。”可是她的瓦尼亞兩只眼睛沒了……我問他：“瓦尼亞，你最后看到的是普羅霍洛夫卡戰場，是坦克大戰……你還記得那一天嗎？”您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遺憾：我過早下命令叫全體成員離開燃燒的坦克，本來可以再打掉一輛德國坦克的，而小伙子們后來還是都犧牲了……”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一直到今天……我和他在戰爭中是有過好感的……雖然彼此間沒有挑明了說，什么都沒有說過。可是我心里有數……為什么只有我活了下來？為了什么啊？我總是在想……我只能這樣理解——這是為了給后來人講述這些事……——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準尉，坦克營衛生指導員）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觸還在繼續，不過已經是書信交往了。根據錄音帶，我把最令我感動和震撼的故事挑選出來后，遵照諾言給她寄了一份去。幾個星期后，從莫斯科來了一包很重的掛號印刷品。我拆開一看，是剪報、文章，還有關于衛國戰爭老戰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在莫斯科各中學所進行的軍事愛國主義教育的正式報告。我寄給她的那本資料也郵了回來，里面簡直沒剩下什么了——刪得面目全非。關于炊事員在大鍋里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絲毫無損于她的“大叔，那邊的大叔派我給您送來這個”那段，也刪掉了……在寫有米沙故事的那頁紙上，畫了三個憤怒的問號并在旁邊寫了批注：“對我兒子來說，我是個女英雄。上帝啊！讀過這些之后，他會對我怎么想啊？”后來我又不止一次地碰到這種事：在同一個人身上存在著兩種真實：一種是被強行隱藏于地下的個人真實，還有一種是充滿時代精神的整體真實，散發著報紙的氣味。前一種真實很難抵抗后一種龐大勢力的沖擊。譬如，如果房間里除了講述人之外，還有一些親朋好友或者鄰里街坊，那她就會講得缺乏激情、缺乏可信度，遠不如和我單獨待在一起的時候。于是她的講述就成了一種公共談話，對觀眾的演講，就不可能深入到她私人的體會中去，結果我發現的是一種堅固的內心自我保護意識和自我審查，而且還不斷地進行修正。甚至形成了這樣一個規律：聽者越多，故事越枯燥無味，越顧左右而言他。于是可怕的事件表現為偉大的事業，而人類內心的隱晦陰暗一瞬間就變成了光明清澈。但我已經深陷于歷史的荒野，在那里，聳立的紀念碑上，不僅鐫刻著功勛和自豪，還留下了令人費解的一切。尼娜·雅柯夫列夫娜也是這樣一種情形：她對我談的是一種戰爭：“就像跟女兒談心一樣，要讓你知道，當時我們完全還是孩子，是被迫經歷那一切的。”而為演講大廳準備的卻是另一種戰爭：“人家怎么說我也怎么說，像報紙上寫的關于英雄和功勛的官樣文章，用完美的榜樣教育年輕人……”這種對于普通人性的不信任，每次都令我震驚與無奈，這是企圖用理想和理念去偷換和替代生活本身。那些司空見慣的溫暖，其實卻是冰冷之光。但我還是不能忘記在她家的廚房里無拘無束喝茶的情景。她一個人講，我們兩人一起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