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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裘窮之前的封侯到封皇子,按照宋朝十二個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來算,雖然確實是一般宗室子弟升遷的必然途徑,但中間卻是差了七八個階位的。
所以這雖然也在裘窮的計劃之中,但眾人難免有些驚疑,這升遷速度有點太過夸張了吧,就算是裘窮的確德才兼備,于國有功,也不至于直接坐火箭吧。
其實,爵在上古時期代表祿位,或與封土相連,或與租稅相依,但到了唐宋時期,基本已經變成了一種酬勞官員的虛銜,有官品、無俸祿,像裘窮之前那種空頂了個頭銜一點實權沒有的閑散侯爺,也并不少見。
所以雖然大宋朝廷之中,反對之人非是少數,但近年來趙擴依照裘窮的指點,牢牢把持著軍政大權,韓侂胄等三省六部之類的朝廷大員都根本無力反抗趙擴的命令,更別說其他什么小官兒了。
裘窮深得趙擴信任,自然是水到渠成,連升七級,直接變成了皇子這種了。
至于當王爺,其實和當皇子比起來,并沒有裘窮想象中那么好。
宋代對王爵人數的控制相對比較嚴格,繼承制度跟別的朝代有所不同。
很多情況下,爵位擁有者死后,爵位是不傳給兒子的,而是在他所屬的支系下的同一輩份的人中選擇年長者繼承,直到這一輩份的人都沒有了,再從下一輩份的子侄中選擇年長者繼承。
所以經常可以看到某一爵位,在同一字輩的人中傳承了好幾次。
而且宋代雖然設置了嗣王一爵,但幾乎是虛設,一般地說,親王的兒子只承襲國公,只有年高德劭者才加恩進封郡王,然后后代以國公世襲。
而因為宋朝的宗室制度導致,王爺相對于皇子來說就相當的尷尬了。
大家都知道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吧,作為對這些武將們的交換,太祖除了廣賜武將宅田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約為婚姻”。
“約為婚姻”固然是拉攏武人的手段之一,大部分宗室成員的婚姻對象也都是武人或武人之后,但是這些宗室作為武人的親家,也不得不讓皇帝防范他們與親家勾結謀逆。
所以從宋太宗開始,皇親宗室們就被圈養在汴梁城內。雖然授予崇高的虛職并廣賜宅田,但并不允許他們參與朝政,并且嚴厲杜絕他們與外臣的各種往來。
于是,宗室們沒有了任何的行政職責,其日常也無非是吃喝享樂架雞斗犬而已。作為社會廢物,他們自然在歷史上也就籍籍無名了。
直到后來“靖康之恥”的發生,使得宗室基本被一網打盡,盡擄北地,只有極少數得以隨高宗逃往南方。
這些逃往南方的宗室們因為對金戰爭需要,迎來了參政機會,他們越來越多的參與到了朝政之中,在高宗、孝宗兩朝甚至可以參加科舉考試。
由于曾經沒有任何參政權的宗室們突然開始頻繁參與帝國事務,使得南宋的文官集團對他們產生了很大的意見,于是,宗室們始終被皇帝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
南宋時期的宗室,相對于北宋時期宗室有了一定的自由,不再是一個個社會廢物。
但是他們的參政范圍也仍然存在各種各樣的限制,于是他們就逐漸參與到地方文化中去,逐漸被同化為了地方的士大夫階層。
而他們的血緣維系,又使得他們在地方上不斷地凝聚,這也成為了整個南方宗族制度的來源之一。
至于皇子,正所謂國家的興衰在于皇室,皇室的興衰在于皇子,皇子作為皇權的附屬品,隨著皇權的產生而產生,也隨著皇權的滅亡而滅亡,作為皇位世襲的產物,皇子始終依附于皇權,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兩者可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不論哪朝哪代,面對皇子的升遷問題都是小心謹慎,生怕有所閃失的,因為一旦處理不當,輕則會發生如唐代‘玄武門之變’之類的宮廷********,重則會引起明代‘靖難之役’之類的內戰,更有甚者會導致一個王朝的覆滅。
這些事件一旦發生,于國于民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即便是成功奪權的皇子也難免背負一個奪權篡位的罵名。
比如一代明君康熙皇帝,因未妥當處理立儲之事,引發了曠日持久的皇位之爭,雍正雖最終在“九龍奪嫡”之中勝出,卻落下刻薄寡恩的罵名。
而裘窮這件事情,則是全靠趙擴一意孤行,一力承擔了,趙擴作為一國之君,自然有他獨特的識人眼光,雖然不能肯定裘窮以后會如何,但現在,裘窮確實是大宋皇儲的不二人選。
不過裘窮并沒有任何當皇儲,繼而當皇帝的想法,這在他看來太過瘋狂了。
不論是權利、金錢還是美人,在裘窮眼中其實都并沒有那么誘人,全力意味著責任,如果只是當一個昏君,那倒是輕松,吃喝玩樂,無所不為,然而想當一個昏君也要看看環境吧。
大宋現在,四面強敵,蒙古金國虎視眈眈,稍有疏忽就會亡國家滅,背上千古罵名,這可不是鬧著玩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