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gzstf.cn），接著再看更方便。

第二十章

原來先是湘鄂發生戰爭。王占元自民國二年奉命率第二師駐扎湖北，后升督軍，一直是督軍中的不倒翁。而且自張勛復辟失敗，裁撤長江巡閱使，王占元又升任兩湖巡閱使，儼然就是清朝湖廣總督的身份。

可是，王占元除了會搞錢以外，一無所長。在湖北八年，老百姓苦不堪言。請了多少次愿，要調走王占元，卻始終扳他不倒。

及至隔省的湖南，鼓吹“省憲”，喊出“湘人治湘”的口號，終于驅逐了張敬堯，由譚延闿、趙恒惕主持省政，到底達到了“湘人治湘”的目標。這對湖北人自是一大激勵，便也喊出了“鄂人治鄂”的口號。又恰逢王占元的部隊，軍紀蕩然，越來越不像話，最后竟成了穿軍服的土匪，在宜昌、鐘祥、沙市等處，公然縱火搶劫。甚至在省城的武昌，王占元嫡系部隊第二師王汝勤部，搶官錢局，搶造幣廠，搶之不足，一火而焚。消息傳到北京，湖北同鄉奔走相告，在虎坊橋湖廣會館召開同鄉會，名為“救亡大會”，由武漢災民代表報告兵變情形，聲淚俱下，凄慘無比。

于是一致決議，會后全體列隊到公府請愿。走到袁世凱拆除西苑寶月樓而開辟的新華門，鐵門已經緊閉。僵持到下午一點鐘，徐世昌派警察總監段鴻壽代見，不得要領，便向國務總理請愿。靳云鵬除了道歉之外，表示事實上有不能罷免王占元的苦衷，希望湖北人諒解。

于是日本士官出身的湖北京官蔣作賓、李書城，主張向湖南請兵援鄂。跟趙恒惕聯絡妥當，湘軍分三路向湖北進軍；蔣作賓在長沙亦以“管理全省軍民政務統率全省自治軍湖北自治政府臨時省總監”這個奇奇怪怪、啰里啰唆的銜頭，發布電文，揭明宗旨是：聯合湘軍，驅王保鄂。

王占元得報，在武昌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派他手下的大將，十八師師長孫傳芳往蒲圻、羊樓司一帶迎敵，同時急電北京乞援。曹錕跟吳佩孚商量，認為湘鄂之戰，與北洋全局頗有關系。湘軍如果得勢，西南的勢力，就會擴展到兩湖，進而北向，不可不慮，因而決定援鄂。

兵分五路，而以第四路、第五路為最重要。第五路是吳佩孚親自率領的第三師；第四路為吳佩孚的大將蕭耀南所率領的第二十五師。此去明為援鄂，實際是去接收王占元的地盤。所以蕭耀南兼任前敵總指揮，預定是王占元一逃，便發表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

果然，一切都如預期。王占元看強援壓境，主客易勢，乖乖地請求辭職。卸任時箱籠行李，數百件之多，宛如當年“長毛”裹脅富戶，長驅東下。

接著吳佩孚自洛陽到武昌，通電就職。續調第二十四師張福來助戰，并由海軍第二艦隊杜錫珪，率艦溯江而上，繞出湘軍之后，水陸夾擊。戰場是在岳州一帶。

吳佩孚熟讀《三國演義》，經過視察，決定仿照“水淹七軍”的故事，先后在金口、嘉魚鑿堤，造成決口，大淹湘軍，但老百姓亦死了好幾千。接著汀泗橋大戰，為吳佩孚生平最得意的一仗。不但收復蒲圻，而且攻入湘境，占領了岳州。于是長沙的英國領事出面調停，以允許直軍駐防岳州為條件，停火收兵。

其時與湖北有攻守之約的川軍，沿江而下，過夔州，攻宜昌。吳佩孚揮軍西指，在宜昌附近激戰八天，川軍大敗而遁。由王占元舊部，而為北京政府委任為長江上游總司令的孫傳芳，與川軍總司令簽訂和約，各守疆土，互不侵犯。歷時一月的川湘援鄂之戰，就此結束。

吳佩孚本來一向為張作霖所輕視，認為他是偏裨之將，哪里夠資格發通電、談國事。可是曾幾何時，吳佩孚居然亦是兩湖巡閱使了，與他的東三省巡閱使分庭抗禮。這是難以容忍的一件事。

其次，日本士官出身而有革命思想的少壯將領，如蔣作賓等人，認為直皖戰爭以后，要打倒作為軍閥代表的北洋軍閥，以聯絡奉系為要著。中山先生認為這是很正確的步驟，因而早就遣派信使取得聯絡。蔣作賓、李書城、孔庚之發起鄂人治鄂，雖云自保，實在亦是聲援廣東的革命勢力。如今直系要角吳佩孚控制兩湖，自然深感威脅，因而在戰略上勢必采取更進一步的聯奉制直的策略。這樣便間接促成了直奉之戰。

直奉之戰的導火線是，梁士詒內閣的垮臺。當靳云鵬因為軍隊索餉，教員索薪，“災官”滿京華，財政上一籌莫展時，張作霖便舉薦梁士詒組閣。其時徐世昌看直系勢力擴張過速，漸有尾大不掉之勢，亦愿意扶植奉張，以為制衡。加以梁士詒有“財神”之號，財神當宰相，豈愁“司農仰屋”？所以欣然同意梁士詒組閣。

但徐世昌的左右，尤其是與直系關系很深的人，頗不以梁士詒組閣為然。其中號稱直系智囊的張志潭，在第二次靳內閣中，本來是內務總長。直皖戰爭皖系垮臺，安福系被清算，但與段系一向接近的舊交通系，仍有周自齊與葉恭綽分掌最闊氣的財、交兩部。張志潭為了排除直系的異己，更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便向靳云鵬進讒，說周自齊、葉恭綽在進行的、出于梁士詒主張的整理列國公債，集中了所有的財源，其他政務皆無法推行，內閣非倒不可。所以非去周、葉，不足以維持內閣。靳云鵬大為所動，用迂回的方法，逼周、葉辭職，但周自齊掛冠，葉恭綽不為所動。

于是張志潭又想出很絕的一著，先由靳云鵬提出總辭，隨即由徐世昌再任命靳云鵬組閣。在第三次靳內閣中，交通總長葉恭綽被排除，繼任的正是張志潭。

這是五月間的事。交通總長的滋味極厚，僅僅當了半年，便須下臺，張志潭實在心有不甘。但梁士詒眾望所歸，多以為財政困窘，自是要請“財神”出山。所以在此以前一兩個月，在香港的梁士詒已收到了無數的勸駕信，真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概。張志潭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不讓梁士詒組閣是不可能的，要動腦筋的是，如何讓梁士詒不安于位，而由直系或者讓靳云鵬第四次組閣，那時以“擁立”之功，必能“重拾墜歡”。

于是他去游說曹錕，說梁士詒組閣，一定偏袒奉系，試問直系軍餉從何而出？曹錕對梁士詒是有信心的，張志潭的游說失敗，目標便轉移到吳佩孚身上。

于是專程去了一趟洛陽，一見面便問：“梁燕孫組閣，請問有何意見？”

“我是反對的。梁燕孫一組閣，粵、奉、皖三系就連在一起了，對我們大為不利。我打電報給曹仲珊，主張請王聘老出來組閣，曹仲珊不同意。既然如此，中央的事，我亦懶得問了。梁燕孫組閣，財政上或許有辦法，只要有一大筆餉給我，也就算了。”

“那么，你想要多少呢？”

吳佩孚想了一下說：“三千萬。”

“用什么方式跟他要？”

“梁燕孫組閣，當然要問問我的意見。”吳佩孚極有把握地說，“沒有我的同意，他不敢組閣。等他來問我時，我開條件給他，不怕他不替我想辦法。”

“這一來，”張志潭大為搖頭，“事情就壞了。”

“怎么？”吳佩孚困惑地問，“他給我就給我，不給我，我反對，于我何損？”

“話不是這么說！三千萬不是一個小數目，又當年關，五路財神，哪一路都沒有法子籌措。所以事先提出要求，他一定縮手不干。不如先把他坐在熱灶上，慢慢兒榨他。他不愿意下來，自然要盡量想法子，咱們先得了實惠。倘或他不干，把他攻掉，找自己人頂上去。軍政兩權都在手里，何愁財政沒有辦法？”

吳佩孚深以為然，但有一層顧慮：“梁燕孫的靠山是奉張，曹仲珊跟他兒女親家，恐怕拉不下這張臉來。”

“不要緊。”張志潭是早就想過了的，此時從容答道，“目下華盛頓開會，山東問題爭得很厲害。中國人對日本隱忍已久，這回對中日直接交涉，大表反對，可以拿這件事做個題目，是極好的機會。”

“不錯，是好機會。”吳佩孚欣然接納，“請你跟子武去商量、布置一切。”

子武是張其锽的號，他籍隸廣西桂林，兩榜出身，與譚延闿同年。吳佩孚與他在湖南相識，一見如故，約為異姓兄弟。如今是吳佩孚的秘書，一支健筆，善為凌厲之詞，與饒漢祥的下筆即不免痛哭流涕，相映成趣。而幕僚的文字，亦正與他們府主的性情相合，有“黎菩薩”才會用饒漢祥，有吳佩孚的跋扈，才會欣賞張其锽的過甚其詞。

于是十二月二十四日梁內閣成立。陽歷新年假期一過，便有吳佩孚將借外界問題倒閣的傳說——當然，索餉三千萬，梁士詒無以應付，派人到洛陽疏通，亦無效果，這是以后的話。

一月五日，出于張其锽手筆的吳佩孚的通電發表，一開頭便是“害莫大于賣國，奸莫甚于媚外，一錯鑄成，萬劫不復”，將一頂漢奸的尖帽子，硬套在梁士詒頭上。

接下來鋪陳梁士詒“賣國”的“事實”，說是“自魯案問題發生，輾轉數年，經過數閣，幸賴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為魯案最關鍵，華會開幕經月，我代表壇坫力爭，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籌款贖路，訂發行債票，分十二年贖回，但三年后，得一次贖清之辦法。外部訓條，債票盡華人購買，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種種約束。果能由是贖回該路，即與外人斷絕關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

所謂“華會”，是“華盛頓會議”的簡稱。此會由美國所發起，專為解決遠東問題，被邀的有英、法、日、意、中、荷、葡、比，連東道主總計九國。徐世昌認為他一生的經歷中，國際上從未有如此以平等地位對待中國，頗有受寵若驚之感，因而命外交部部長顏惠慶設立參加“太平洋會議”的“籌備處”，廣籌經費，各省皆曾資助。以張作霖最闊氣，出手便是大洋十萬。

從八月下旬開始籌備，先派大批辦事員，接下來組織專門委員會、代表團秘書廳，聘請洋顧問，組成了一百三十二人的龐大代表團，提得起名字的外交人才，幾乎一網打盡。但廣州拒絕派代表參加，卻有全國商教聯合會推派的兩名代表參加，一個是上海青年會總干事余日章，一個是北大教授蔣夢麟。他們算是民間的代表，負有監督官方代表的任務。

及至會議開始，討論內容不符中國的理想，重點是在縮減軍備，特別是海軍艦只的限制，為美、英、法、意各國所最感興趣；其次是關于遠東問題的共同利害事項。至于中國所特感關切的山東問題及袁世凱遺毒的二十一條問題，各大國認為是中日之間的糾紛，不宜提出——而真正的癥結是，美、英、法、意打算限制日本海軍發展，不愿在中日間的問題上，刺激日本。加以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及兩名洋顧問擬成的書面文件有欠考慮，以致代表團內部還發生了意見。

不過，美、英操縱的這個會，由于中國代表團群情憤慨，有退出的可能，美、英兩國唯恐決裂，想出一個調停的辦法，會外開會，由中、日兩國代表談判，美、英各派代表兩名列席，作為仲裁人。日本勉強同意，中國無可奈何，會外之會總算開成了。

從十二月一日起開會，開到第九天，討論到山東問題的焦點——膠濟鐵路。

膠濟鐵路由中德合辦，久為日本所強占。中國提出的意見是，將此路的全部財產估價以后，分成兩半，中國以一半的價款給日本，換句話說，日本取得德國的那一半，中國一點好處都沒有。

哪知道日本方面表示，膠濟鐵路是花了三千萬日元向德國買來的。日本要求合辦此路；中國要完全收回主權，備款贖路。日本很勉強地同意，接下來便是討價還價了。

錢從哪里來呢？日本代表說可以借日本銀行的款子，而且希望是長期借款。既然借了日本錢，便須雇傭日本人，要求工程師、車務長、會計長，都由日本推薦。而就在此時，國內發生政潮，靳云鵬垮臺，梁士詒組閣。

日本一看有機可乘，便由駐北京的公使，以向梁士詒道賀為名，要求謁見。寒暄既畢，小幡單刀直入地提到膠濟鐵路，他說日本初次讓步，愿此路由兩國合辦；第二次讓步，愿意讓中國收回，而由日本借款。如果借款條件，還要日本讓步，實在沒有道理。

梁士詒的答復是：膠濟鐵路決定借款自辦，并由外交部于陽歷除夕那天，發了個電報給施、顧、王三代表，電文中說：“小幡于二十九日訪晤梁揆，切詢膠濟辦法，告以擬定借款自辦；至一切細目，仍由華府商之。特達。”發文字號是：“京一○六號。”

誰知道這個“京一○六號”電，傳到外界，竟多了一個字。字雖一個，關系極重，多的是一個日本的“日”字。“借款自辦”變成“借日款自辦”。吳佩孚的通電，便是在這句話上大做文章。緊接著“未始非救急之策”之后說：“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閣揆。日代表忽變態度，頓翻前議，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薦。外部電知華會代表，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后再答。當此一發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徑自面復，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并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為不敢為者，今梁士詒乃悍然為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與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為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國！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克用、張邦昌而弗恤，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唯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凡我同袍同澤，偕作后援！”

通電發于一月五日，所以稱為“歌電”。梁士詒在一月七日亦有通電辯稱，并未直接與小幡談外交，亦未說借款限于日本。這是“虞電”。七虞、八庚，吳佩孚緊接著而來的“庚電”，攻擊得更激烈，說“梁氏做賊心虛”，喊出“鋤奸救國”的口號，等于公然要反叛了。

于是國務院用多種方式，聲明并未許日使以借款。但事實雖明，流言不息。吳佩孚三發“青電”，四發“真電”，五發“刪電”，詞越窮而氣益厲，到了一月十九，聯絡江蘇、江西、湖北、山東、河南、陜西六省督軍、省長，電請大總統將梁士詒免職，同時調動湖北、洛陽、鄭州的轄軍，悄悄北上，預備以武力倒閣。

徐世昌見此光景，覺得惹不起直系，便將吳佩孚領銜，請免梁士詒職的電報，親筆批了“交院”二字。這意思很明顯了：“你自己瞧著辦吧！我可沒法子再支持你了。”

梁士詒這一氣非同小可，帶著原電去見徐世昌，要問個明白。

他說：“士詒不敏，累大總統操心。不過，今天的局面，個人進退無關緊要。如果大總統守住原則，只講是非，不論恩怨，稍稍抑制武人跋扈，國脈尚不至于斫喪而盡，那時候我就掛冠，也很值得。士詒所以徘徊者，就是為此。”

徐世昌以為梁士詒不過戀棧，不道他是打著犧牲個人，換取整飭紀綱的主意。早知如此，很可以明一套、暗一套，做得漂亮些。明一套是下令申斥吳佩孚；暗一套是跟直系私下接頭，梁士詒可換，作為讓步，但國體必須維護。那一來，大總統的威信既能維持，內外局勢亦不致弄得如此糟糕。四十年宦海生涯，什么波譎云詭的風浪都經過，獨獨這件事上看不透，不免愧悔交并，默然無語。

見此光景，梁士詒自不需再多說什么，起身長揖：“士詒這就辭行了。”說完退出，一直回家，從此不到國務院了。

當然，徐世昌不管是真心、是假意，總得派人來慰問挽留一番。梁士詒辭意甚堅，但一辭則內閣立即改組，財、交兩部措手不及，好些事無法料理清楚，移交會出大問題。同時，梁士詒組閣是張作霖所支持，而且閣員中陸軍鮑貴卿、農商齊耀珊為奉公所推薦。如今求退，自然亦須先聽張作霖的意見。因此，梁士詒改為請假，徐世昌特任外交總長顏惠慶暫兼代國務總理。內閣似倒非倒，形成僵局。

這時全國的視線都集中在關外，張作霖卻相當持重，在梁士詒請假出京的一星期以后，才發了個通電，話很公平，要求徐世昌“將內閣總理梁士詒關于膠濟路案有無賣國行為，其內容究竟如何，宣示國人，以安眾心”。并進一步表示，“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竊愿為國驅徐，盡法懲治”。最后贊揚浙江督軍盧永祥的兩句話：“賣國在所必誅，愛國必以其道”，要這樣才“不致會以為國除奸為名者，反為巧宦生機會”。這巧宦便是暗指張志潭，亦是隱然表示，如果徐世昌不喜梁士詒，亦不能由張志潭為直系設計，推出人來組閣。倘或如此，“作霖疾惡素嚴，當仁不讓，亦必隨賢哲之后，而為吾民請命也”。不惜用武之意，已是很顯然的了。

電報是打給徐世昌的。徐世昌并無公開的答復，只在張景惠回沈陽時，賦予調停的使命。曹錕及他左右的所謂“保派”，亦多不愿跟張作霖決裂，因而派王承斌出關去疏通，甚至吳佩孚亦派了代表到奉天去解釋誤會。一時干戈終將化為玉帛的展望，頗可樂觀，甚至內閣改組，亦已確定，所須磋商的，只是去梁留葉，還是梁士詒、葉恭綽并去？

話雖如此，局勢卻似黃梅天密云不雨，沉悶不堪。原因是奉直雙方，內部都有矛盾。張作霖在關外自然有絕對的影響力，無奈左右內外，能影響他的人太多。在內，“老哥兒”們主張持重，后一輩的都想“干一下子”。而后一輩又分成楊宇霆的士官派，與郭松齡的講武堂派，前者為“老帥”智囊，后者為“青宮師保”，明爭暗斗，各不相下。在外，張作霖極討厭吳佩孚，而“我哥”曹錕是兒女親家。此外，徐世昌的話不能不聽，梁士詒的交情不能不顧，而與中山先生及皖系合作的密約亦不能不重視。為此，和戰進退之間，始終拿不定主意，因此，內閣問題無法解決。

直系則“洛”“保”兩派的距離越來越大。保派并無吳佩孚的雄心壯志，打起仗來既須支出軍餉，又影響地方稅收，同時打勝了助長吳佩孚的氣焰，打敗了一起跟著倒霉，是件很劃不來的事，所以根本不想跟奉張決裂。

這雙方的情勢已經很復雜了，卻不道徐世昌還有一套打算。他跟張作霖一樣，對吳佩孚討厭極了。但同時亦深感曹錕是一大威脅，意識上猶如光緒之于榮祿、袁世凱兩“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有“卿不死孤不得安”之感，因而希望奉直火并，能兩敗俱傷最好。由他以“北洋領袖”的身份，重新安排勢力范圍，自是上上大吉。否則，奉必勝直，先去了肘腋之患，亦不失為得計。

因為如此，曹錕與徐世昌聽說張作霖預備將當初應曹錕之邀派駐關內，由張景惠指揮的一師之混成旅撤回關外時，不約而同地特派專使，出關挽留。

徐世昌所派是陸軍總長鮑貴卿，曹錕所派的是他的胞弟，直隸省長曹銳。當然，徐世昌也要防備張、曹兒女親家，說不定會“合而謀我”，所以也派他的胞弟徐世章及秘書長吳笈孫，先后到沈陽去見張作霖，要求張作霖增兵入關，庶幾大總統用人行政，不必受他人監視。同時提議，由鮑貴卿繼梁士詒組閣，這在表面上是尊重奉系，其實是明知不會被接納的空頭人情，因為鮑貴卿雖是張作霖的小同鄉，但并非嫡系。鮑貴卿當了內閣總理，地位在張作霖之上，這是件無法容忍的事。所以張作霖對這番“好意”，根本不感興趣。

這樣到了三月底，局勢發生了變化。張作霖加派二十七師入關。顏惠慶一看不妙，抽身為上，好在華盛頓《九國公約》已經簽訂，已經定王正廷為魯案善后事宜督辦，仔肩可卸，便上辭呈，堅決求去。

接著，農商總長兼署教育總長齊耀珊亦呈請辭職，更是一個不吉之兆。因為此人在內閣中代表奉系，辭職即表示奉系與內閣脫離關系，當然是戰爭即將爆發的征候。

徐世昌對處理政潮的手腕，遠比操縱軍人來得高明，特邀周自齊入閣。此人屬于交通系，當然能為奉系所接受；他又籍隸山東單縣，與吳佩孚是大同鄉，則直系以吳佩孚為靈魂之時，自亦不便反對。同時，徐世昌又只準齊耀珊辭兼署的教育總長，仍留農商底缺，表示并未排斥奉系。而周自齊出任閣揆的方式，是以教育總長兼攝國務總理，暗示閣揆人選，仍待各方協商。一舉而有三妙用，是極好的安排，然而無補大局。

就在周自齊入閣的第二天，四月九日，張作霖電令京奉路局，將西段的車廂，一律開往東段。這是動員的必要措施。因此直系亦加緊部署。河北境內京奉、京漢、津浦三路沿線百姓，只聽得車聲隆隆，徹夜不絕，小康之家又要作逃難的打算了。

這樣過了十天，雙方擺隊布陣，大致完成。奉軍除原由張景惠指揮的部隊以外，最基本的二十七師、二十八師，由張作霖率領入關；接著是調裝備最精良的張學良、李景林所部，分九批進駐馬廠、通州一帶。當時內戰，都要師出有名，這一次入關的奉軍，稱為“鎮威軍”，鎮是鎮壓，威是示威，表示并不一定要打。鎮威軍的總司令由張作霖自己擔任，司令部設在塘沽與天津之間的軍糧城，以便于控制水陸兩路。

其時吳佩孚早由洛陽到了保定，特為召開軍事會議。除了他的嫡系部屬以外，馮玉祥亦奉邀參加。他的官銜是第十一師師長代理陜西督軍。十六混成旅改成第二十一、二十二兩個旅，由李鳴鐘、鹿鐘麟分任旅長。馮玉祥由西安帶著二十二旅的一個團長張之江去開會。吳佩孚給他的命令是，十一師出潼關助戰，一部分北上，一部分布防洛陽、鄭州之間，監視河南督軍趙倜。陜西督軍由省長劉鎮華代理。

此外，湖北督軍蕭耀南所部及駐岳州的張福來所部，共抽調一個師、三個混成旅，早已秘密北運，進駐琉璃河、涿州、良鄉、清河等處。雙方對敵，都分東、中、西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