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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場熱烈的討論開始在新聞媒體上展開了。不同于一日前的討論，這一天的討論都是圍繞戈文和巴金的兩篇文章展開的，大都是贊揚和歌頌戈文文章中的觀點的。

地方報紙就不多說了，連《光明日報》等原先對《羊城晚報》的社論持反對意見的一流報紙此刻也改弦更張，終于代表編輯部發表了自己的正面觀點，這其中以《光明日報》刊登的文章無疑最具有代表性。這一次，《光明日報》刊登了國內著名哲學家，教育家馮友蘭老先生的文章——

有人說在目前的中國提倡個人生命價值觀是“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想發展中的一股逆流”，但我要說，《發展的中國需要重視個人生命價值》一文改變了以往思想界依附政策的傳統模式，提出了一個新的哲學問題，這實質上是一場人的崛起的運動。

特殊時期以其極左的方式嚴酷地摧毀了人本主義思想，以至于使得那個時期成為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文化最恐怖時期。這是錯誤的！我們不能一直讓思想停留在那個黑暗的時代，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這是圍繞著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躪下要求解放出來的種種內涵是所有知識分子的心聲，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民日報》的這篇評論可以與五四運動里登高呼應的組織者相提并論。

……

在《上海日報》上，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錢谷榮老先生同樣高度贊揚了戈文的這篇文章——

今天在看到《人民日報》刊登發表了戈文同志的這篇文章，我深表贊同，我們不僅要在思想界提倡人道主義精神，在文學界同樣要提倡人道主義精神。

我曾在1957年寫過一篇《論文學是人學》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我陳述了一個觀點，那就是文學就是人學，不能把文學當做政治服務的工具的！

所謂人學，就是用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和研究的文字。其實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

人道主義假如沒有雨果托爾斯泰式的人間關懷，那么其胸懷其悲憫就沒有了比大海比天空更廣闊的博大和浩瀚。但人道主義假如沒有以生命個體的自由為指歸，那么就會喪失人道主義的精神地基，連同其深邃的心靈底蘊，從而很可能會流落到后來諸如大眾文學，工農兵文學之類的聽命文學和服務文學上去，致使對人間的關懷，變成了落草為寇和話語暴動的別一種說法。

而過去的特殊時期，讓文學被用于話語暴動，然后再反過來成為權力話語的附庸，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最為慘痛的一個教訓。

……

諸多享譽國內的老學者、老專家們的言論都將《人民日報》上戈文的這篇文章評價為80年代最具思想性的理論文章，為思想界、理論界解放了思路，是為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開路的第一篇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文章。

僅僅是依靠著《人民日報》上的這篇文章，一下子戈文就變身成為思想界理論界的熱門專家學者，很多媒體都將年紀輕輕的戈文稱作思想界的啟蒙老師。

一下子獲得這樣的稱贊以及面對文化領域里幾個大家的如此贊譽，讓戈文不禁一陣頭皮發麻。雖然他對于自己能博得如此大的名聲感到高興不已，可是自己真的當得起這樣的稱呼嗎？自己之所以能寫出來讓所有人都佩服的文章，無非是自己接觸過后世各種各樣的學說，可以說自己的成名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可是別人的思想、別人的觀念總有用完的一天，等那時自己又該怎么辦呢？難道還整一出狗血的傷仲永嗎？

想到這里，戈文對于提高自己的知識、能力越來越迫切了。有時候壓力未嘗又不是動力呢！

而事情并不是到此為止，更加好玩的事情還在后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