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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六年二月我寫小文略談《人境廬詩草》，附記有云，“去年秋天聽說有我國駐日使館人員在席上聲言，《日本國志》非黃公度所作，乃是姚棟的原著。友人聞之駭怪，來問姚棟其人的事跡，不佞愧無以對。假如所說的是姚文棟，那么我略為知道一點，因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斷定他是寫不成《日本國志》那樣書的。”當時所根據的是作者態度之不同，雖然自己相信不會看錯，總嫌未免稍傾于主觀。近日得到姚文棟的雜文集，可以證明姚黃二家的書名同實異截不相干。姚集名曰“讀海外奇書室雜著”，中縫則題曰“東槎雜著”，共文二十四篇，蓋在使館為隨員時所作，有《陳元赟先生事略》尚可讀，余亦多是照例的慷慨論時務而已。卷末有《日本國志凡例》，作于光緒甲申九月，云全書十卷，分記東西兩京，畿內，東海道等七道，每道以國為綱，首疆域，繼以形勢沿革，以至物產，凡二十四門，蓋是地志體裁，末有未備一條，自言刑法食貨等皆未及記，后之君子尚其補諸。日人星野川口宮原三人皆有跋，見姚氏編《海外同人集》卷上，星野謂其譯我群地志書，集其大成，凡例記采用書籍共九十九部，亦均是舊地志也。由此觀之，二書性質不同顯然可知，姚氏所著固自成一種日本國志，但若與黃著相比，則不可同日而語矣。黃著四十卷，地理才有三卷，刑法食貨共得十一卷，若其最有特色，前無古人者，當推學術禮俗二志，有見識，有風趣，蓋惟思想家與詩人合并，乃能有此耳。若說瑜不掩瑕，則文中惜不注出處，如禮俗志中多用川瀨栲亭之《藝苑日涉》中民間歲時，寺門靜軒之《江戶繁昌記》，往往一篇一卷全文錄入，如能隨處注明，體例當更為完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