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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在近代文學上的影響很是顯著，俄土之役俄國有托爾斯泰伽爾洵，日俄之役有安特來夫威勒塞耶夫，歐洲大戰有法之巴比塞，匈之拉茲科，德之雷瑪克等，都是非戰文學的大作，而日本在日俄戰役之后乃有櫻井忠溫，在《肉彈》等書本中大發揮其好戰的精神焉。——如正確地說這是并非文學，那么現代日本可以說別無任何的戰爭文學了。

說到中國，中國文學里的非戰的氣味從古以來似乎是頗濃厚的，小說戲曲不發達，但從詩文上看去也可以明白。只讀過《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的也總還記得杜甫白居易陳陶李華諸人的句子，關于戰爭大抵有一種暗淡的印象，雖然這于戍邊的人似乎不大相宜，不過反對元首的好大喜功，不愿意做軍閥資本家的犧牲，這原是極好的意思。但是，后來不知怎地有點變了，我想這未必因為后來中國不打仗，大約還是國民不當兵了的緣故罷？“好男不當兵”成了事實之后，文學也隨之而起變化，從前所寫是兵役之苦，現在一轉而為兵火之慘，我說有點變，實在乃是大變，換句話說，簡直是翻了個身，天翻而地覆了也。

中國的兵在什么時候改征發為招募，這個我不大明了，總之這是一件大事情，與國計民生有重大的關系，那是無疑的。我們知道，無論怎樣有教化的民族，一當了兵，拿了武器，到了敵地，總不會怎么文明的，我們不能想像中國古時的征兵的如何比募的好，但募的總要比征的不好，這事似可想像得到。好男不當兵，此其一。有職業的，安分的，怕死的，都不愿干這個勾當，那么只有和這些相反的人才來投效，原來質地便不純善。招募即是傭雇，完全是經濟關系，所以利潤多少成為中心問題，一方面考量勞力與工資的比例，有時覺得不值得拼命，一方面如見到有額外利益可得，自然也就難免出手，此其二。有這幾種原因，其魚肉人民可以說是難怪的，即使不是當然。清末洪楊的時候，老百姓視“花綠頭”與長毛同類，有時或更過之，有賊過如梳兵過如篦之說。明末謝在杭的《文海披沙》中云，“賊本烏合，而復藉召募無賴之兵擊之，是以賊驅賊也，故寇雖平必困于軍士之擄掠，”亦慨乎其言之。就現在來說，馮煥章先生的軍隊從前駐在北京的時候名譽很好，因為兵士的袖子上有一個圓的標識，上書“不擾民”而能實行不擾，故市民歌頌為世希有。嗚呼，即此可見募兵之能與人民相安為如何不易得了。

老是說中國的募兵不好，恐或為愛國家所不喜聽，或者不如且找外國的來講講也好。但是不幸，我仿佛聽說現在——至少在國聯的十四國之中用募兵的除中國以外再沒有第二國了。這頗有點使我為難，可是幸而我還記得歐洲中世紀時有過什么康陀帖厄里（condottieri），多少找到些材料。據說康陀帖厄里即一種兵卒受了傭雇替人家打仗的，十四世紀時義大利貴族多雇用英國浪人，到了十五世紀后都是義國流氓充當了，其職業在打仗，不打時隨便劫掠鄉村為生，有些頭領也找機會尋出路，如斯福耳札由此做到密闌公爵。“因為他們對于所參與的戰爭沒有利害關系，他們的目的并不在解決而反在延長這戰事，所以他們多行軍，少打真仗，藉以敷衍，又時常變換主顧，圖得更多的報酬。”這是見于書上的，說的是義大利四五百年前的事，與中國未必相合，總之可以當作參考。他的第一教訓是這用于內戰很是適宜。但是書上又接續說道，“這戰爭完全墮落成為一種喜劇，不久就為從嶺外侵入的異族所戳穿了。”這恐怕只好算作第二教訓，因為下文更沒有話了。

我至今不知道中國到底是征兵好呢還是用募兵好，募兵有些缺點如上文所述，而征兵又有別的不便，雖不擾民而不易使喚如意。在這時候我讀同鄉屠君介如所譯拉茲科的《戰中人》，不禁發生感慨，原作既好，譯文亦佳，這是一部極好的非戰小說，只可惜來得太早了。中國現在還是募兵，那里懂得兵役之苦，中國現在還不是戰，那里談得到非戰呢。這部書拋到中國社會里去，會發生若何反應，我實在不能知道，但是屠君翻譯這部世界名著的勞力，我們總是應該感謝的。

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