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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翻閱《困學紀聞》，見卷十七有這一則云：

“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云，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翁鳳西注引《中說·事君篇》云：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其實，深寧老人和文中子的評論文藝是不大靠得住的，全謝山在這節上加批云：

“六朝之文所以無當于道。”這就湊足了鼎足而三。

我們再來《全梁文》里找梁簡文的原文，在卷十一錄有據《藝文類聚》二五抄出的一篇《誡當陽公大心書》云：

“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墻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這些勉學的話原來也只平常，其特別有意思的卻就是為大家所非難的這幾句話，我覺得他不但對于文藝有了解，因此也是知道生活的道理的人。我們看他余留下來的殘篇剩簡里有多少好句，如《舞賦》中云：

“眄鼓微吟，回巾自擁。發亂難持，簪低易捧。”又《答新渝侯和詩書》中云：

“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里細腰，令與真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又《箏賦》中歌曰：

“年年花色好，足侍愛君傍。影入著衣鏡，裙含辟惡香。鴛鴦七十二，亂舞未成行。”看他寫了這種清綺語，可是他的行為卻并不至于放蕩，雖然千四百年前事我們本來不能詳知，也只好憑了一點文獻的紀錄。簡文被侯景所幽縶時有題壁自序一首云：

“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于此，命也如何。”《梁書》四《簡文帝紀》雖然說：

“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于輕艷，當時號曰宮體。”又史臣曰：

“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于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但下文也說：

“洎乎繼統，實有人君之懿矣。”可見對于他的為人，君子也是沒有微辭的了。他能夠以身作則地實行他的誡子書，這是非常難得的事情。文人里邊我最佩服這行謹重而言放蕩的，即非圣人，亦君子也。其次是言行皆謹重或言行皆放蕩的，雖屬凡夫，卻還是狂狷一流。再其次是言謹重而行放蕩的，此乃是道地小人，遠出謝靈運沈休文之下矣。謝沈的傲冶其實還不失為中等，而且在后世也就不可多得，言行不一致的一派可以說起于韓愈，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至今遂成為載道的正宗了。一般對于這問題有兩種誤解。其一以為文風與世道有關，他們把《樂記》里說的亡國之音那一句話歪曲了，相信哀愁的音會得危害國家，這種五行志的論調本來已過了時，何況倒因為果還是讀了別字來的呢。其二以為文士之行可見，不但是文如其人，而且還會人如其文，寫了這種文便非變成這種人不可，即是所謂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這也未免說得有點神怪，事實倒還是在反面，放蕩其文與謹重其行，其實乃不獨不相反而且還相成呢。英國藹理斯在他的《凱沙諾伐論》中說過：

“我們愈是綿密地與實生活相調和，我們里面的不用不滿足的地面當然愈是增大。但正在這地方，藝術進來了。藝術的效果大抵在于調弄這些我們機體內不用的纖維，因此使他們達到一種諧和的滿足之狀態，就是把他們道德化了，倘若你愿意這樣說。精神病醫生常述一種悲慘的風狂病，為高潔地過著禁欲生活的老處女們所獨有的。她們當初好像對于自己的境遇很滿意，過了多少年后卻漸顯出不可抑制的惱亂與色情沖動，那些生活上不用的分子被關閉在心靈的窖里，幾乎被忘卻了，終于反叛起來，喧擾著要求滿足。古代的狂宴——基督降誕節的臘祭，圣約翰節的中夏祭——都證明古人很聰明地承認，日常道德的實生活的約束有時應當放松，使他不至于因為過緊而破裂。我們沒有那狂宴了，但我們有藝術替代了他。”又云：

“這是一個很古的觀察，那最不貞潔的詩是最貞潔的詩人所寫，那些寫得最清凈的人卻生活得最不清凈。在基督教徒中也正是一樣，無論新舊宗派，許多最放縱的文學都是教士所作，并不因為教士是一種墮落的階級，實在只因他們生活的嚴正更需這種感情的操練罷了。從自然的觀點說來，這種文學是壞的，這只是那猥褻之一種形式，正如許思曼所說唯有貞潔的人才會做出的。在大自然里，欲求急速地變成行為，不留什么痕跡在心上面。……在社會上我們不能常有容許沖動急速而自由地變成行為的余地，為要免避被壓迫的沖動之危害起見，把這些感情移用在更高上穩和的方面卻是要緊了。正如我們需要體操以伸張和諧那機體中不用的較粗的活力一樣，我們需要美術文學以伸張和諧那較細的活力，這里應當說明，因為情緒大抵也是一種肌肉作用，在多少停頓狀態中的動作，所以上邊所說不單是普通的一個類似。從這方面看來，藝術正是情緒的操練。”小注中又引格勒威耳的日記作例證之一云：

“拉忒勒耳在談謨耳與洛及斯兩人異同，前者的詩那么放蕩，后者的詩那么清凈，因為詩里非常謹慎地刪除一切近于不雅馴的事物，所以當時甚是流行，又對比兩人的生活與作品，前者是良夫賢父的模范，而后者則是所知的最大好色家云。”中國的例大約也不少，今為省事計也就不去多找了。凱沙諾伐是言行皆放蕩的人，擺倫的朋友妥瑪謨耳則很有簡文的理想。或評法國畫家瓦妥云，“蕩子精神，賢人行徑。”此言頗妙，正可為此類文人制一副對聯也。（九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