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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井荷風隨筆集《冬天的蠅》中有一篇文章，題曰“十九歲的秋天”，記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他十九歲時住上海的事，末題甲戌十月記，則已是五十七歲了。起首處云：

“就近年新聞紙上所報道的看去，東亞的風云益急，日華同文的邦家也似乎無暇再訂善鄰之誼了。想起在十九歲的秋天我曾跟了父母去游上海的事情，真是恍有隔世之感。

在小時候，我記得父親的書齋和客房的壁龕中掛著何如璋葉松石王漆園這些清朝人所寫的字幅。蓋父親喜歡唐宋的詩文，很早就與華人訂文墨之交也。

何如璋是清國的公使，從明治十年（一八七七）頃起，很久的駐扎在東京。

葉松石也是在那時候被招聘為外國語學校教授的最早的一個人，曾經(jīng)一度歸國，后再來游，病死于大阪。遺稿《煮藥漫抄》的頭上載有詩人小野湖山所作的略傳。

每年到了院子里的梅花將要散落的時候，客房的壁龕里一定掛起何如璋揮毫的東坡的絕句，所以到了老耄的今日，我也還能暗誦左記的二十八字。

梨花淺白柳深青 柳絮飛時花滿城

惆悵東欄一樹雪 人生看得幾清明

何如璋這人大約很見重于明治的儒者文人之間，在那時候刊行的日本人的詩文集里，幾乎沒有不載何氏的題字或序以及評語的。”

《煮藥漫抄》我很有運氣得到了兩本，雖然板本原是一個，不過一是白紙一是黃紙印的罷了。此書刻于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去今不遠，或者傳布不多，故頗少見。書凡兩卷，著者葉煒號松石，嘉興人。同治甲戌（一八七四）受日本文部省之聘，至東京外國語學校為漢文教師，時為明治七年，還在中國派遣公使之前。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夏重游日本，滯大阪十閱月，辛巳莫春再客西京，忽患咯血，病中錄詩話，名之曰“煮藥漫抄”者紀實也。小野湖山序之云：

“余向聞其嬰病，心竊憫之。頃者福原公亮寄示《煮藥閑抄》一冊云：是松石病中所錄，以病不愈去，臨去以屬余者，海濤萬里，其生死未可知，子其序之。余見書名愴然，讀小引益悲，因思公亮之言則復不勝潸然也。”據(jù)此可知荷風所云病死于大阪的話不確，卷末松石識語時在乙酉（一八八五），前有朱百遂庚寅（一八九〇）序，松石正在江寧，“隱于下僚”也。松石以詩人東游，比黃公度還早三年，乃《漫抄》中了不說及日本風物，只有一二人名而已。湖山翁敘其再來時事云，“流寓平安浪華間，身外所赍，破硯殘毫耳。”今閱詩話，不免惜其稍辜負此筆硯，未能如黃君之多拾取一點詩料回來也。

何如璋是中國派赴日本的第一任使臣，黃公度就是跟了他做隨員去的。《日本雜事詩》后有石川英的跋，其一節(jié)云：

“今上明治天皇十年（光緒三年）大清議報聘，凡漢學家皆企踵相望，而翰林院侍講何公實膺大使任。入境以來，執(zhí)經(jīng)者問字者乞詩者，戶外屨滿，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荷風所云見重于儒者文人之間大約也是事實。但是前后不過七八年，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中法之役，何如璋在福建與其事，岡千仞在滬上日記（《觀光紀游》卷四）中紀之曰：

“八月廿八日曾根俊虎來，曰明日乘天城艦觀福州戰(zhàn)跡，因托木村信卿所囑書柬寄何子峨。信卿坐為子峨制日本地圖下獄，冤白日子峨已西歸，故囑余致意子峨。何意此戰(zhàn)子峨管造船局，當戰(zhàn)發(fā)狼狽奔竄，為物論之所外。人間禍福，何常之有，為之慨然。”又曰：

“九月十八日聞曾根氏歸自福州，往見問戰(zhàn)事。曰，法將孤拔將六艦進戰(zhàn)，次將利士卑將五艦在后策應，事出匆卒，萬炮雷發(fā)，中兵不遑一發(fā)炮，死傷千百，二將奏全捷，徐徐率諸艦出海口。戰(zhàn)后二旬，海面死尸無一檢收者，洋人見之曰，殆無國政也。問何子峨，曰，造船局兵火蕩然，見子峨于一舍，顏無人色。其棄局而遁，有官金三十萬，為潰兵所攫去，其漫無紀律概類是。”文人本來只能做詩文，一出手去弄政事軍務，鮮不一敗涂地者。岳飛有言，天下太平要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我覺得現(xiàn)在的病卻是在于武人談文，文人講武。武人高唱讀經(jīng)固無異于用《孝經(jīng)》退賊，文人喜紙上談兵，而腦袋瓜兒里只有南渡一策，豈不更為何子峨所笑乎。（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