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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父親二十歲從軍，四十歲退伍，但在我感覺中他一直是個軍人。生在那時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為軍人；戰爭歲月中的經歷，又使他成為一輩子的軍人，即使在退伍之后。我的童年，可以說大多在父親的挫折與父母成天的爭吵中度過。約在我小學五年級時，有一天父母親又在客廳中爭吵。我躲在房間里，翻弄著抽屜里的雜物，試圖脫離那戰場。在一個舊信封中，我翻出一張灰黃的照片：一張長靠椅上坐著一位美麗端莊的女軍官，四五個年輕男軍官或坐或站或臥地圍著她，前面幾個人腰間還佩著短槍，表情或神采飛揚，或頑皮輕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跡將泯的小字：“媽，看你的兒女們，重慶。”望著照片中年輕俊逸的父親，我臆想，若那戰爭延續下去，若父親不來臺灣，若父親沒有和母親結婚，他就不會每日過著為柴米油鹽發愁的日子。或者，戰爭過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將，過著他逍遙的公子哥生活。一據父親說，我們家在武昌是個經商世家。我們家族的字輩排行，“駿業宏開正大光明”，也說明這是個經商家庭。祖父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后在家鄉經營造紙業。父親為“光”字輩，名光輝。大學時曾就讀武漢的中華大學。據父親說，那時他成天跳舞、打麻將。讀到大二，當時是1937年，許多同鄉朋友都從軍打日本人去了，并從戰場前線寫信回來，所以他們麻將也打不下去了。父親向祖父要求休學從軍，但祖父堅決不許。后來在祖父以“至少要當個軍官”為條件的讓步下，父親進了黃埔軍校（當時稱中央軍校），成為第十五期黃埔軍人。從父親口中，以及我對他的記憶中，當年他所參與的那些戰爭只是些片斷景象：帶車隊走滇緬公路，由于任務艱辛，來回一趟便晉升一級；回到重慶，卻聽得人們傳言滇緬遠征軍運補車隊替宋美齡帶進口絲襪；從重慶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體，每一具都帶著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顯示他們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遠征軍駐印度時，夜晚有印度人摸進軍營，從懷中掏出一包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面包（母親手指上那個大藍寶石戒便是如此來的）；偽裝成警察、衛生部隊支持東北的四平戰場，受“共軍”連續一周的猛烈攻擊。然后便是，逃難時到處尋找親人的記憶。二來到臺灣后，父親便一直住在高雄縣鳳山鎮黃埔軍校旁的黃埔新村。這也是我出生，以及二十歲之前成長于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與青少年生命與“黃埔”無法分割——翻墻進入黃埔軍校偷芒果與衛兵捉迷藏，觀看軍校學生在黃埔大道上踢正步對他們扮鬼臉，甚至青少年時眷村朋友們共組的幫派也叫“黃埔”。據父親說，剛到臺灣時，一切都明白了：許多很親近的朋友、同僚、長官，原來都是共產黨潛伏在各部隊里的人。難怪后期與“共軍”作戰時，“共軍”經常比“國軍”先知道“國軍”部隊調度。便是如此，從小我在眷村的抗戰、“剿匪”記憶中長大。夏天南臺灣溽熱的夜晚，鄰居們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搖著扇子，大談抗戰、“剿匪”的事。或講到傷心處引起一陣靜默，或幾個人扯下褲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彈痕，引起旁邊媽媽們的竊笑。小時候，聽來聽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戰的故事——他們如何穿過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襲日軍，如何受螞蝗、毒蛇、瘧疾糾纏，等等。但小孩們更感興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雞，恨不得拔槍打它們”，“比水桶還粗大的蟒蛇，讓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或是“沒頭的軍人鬼魂晚上在曠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時，我才知道我們整個眷村，黃埔新村，住的大多是三十八師及新一軍的軍眷，孫立人將軍的手下。小時候常聽大人說，初來臺灣時，孫將軍說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為此摩拳擦掌，因為新一軍從來不相信他們會打不過“共軍”。他們說，丟了大陸有很多原因，但新一軍可沒打過敗仗。我在這眷村中的成長經歷，便是從童年幻想著雞那樣大的蚊子、讓吉普車彈跳起來的大蟒蛇，到逐漸了解為何村中都是些在軍中“沒搞頭”的叔叔伯伯們。父親在1949年大撤退時，托同僚將我奶奶自武昌接來臺灣，因此小時候我們家是村中極少數有長輩在的家庭。小時候，只覺得家中有個奶奶嘮叨我們，其他也不覺得如何。后來才逐漸知道，什么是抗戰、“剿匪”戰爭造成的妻離子散、骨肉分離。小時候過年時，總有三四個軍人叔叔伯伯在我們家吃年夜飯，然后大人們打麻將。有一位叔叔經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邊吐邊哭，對來勸的人說，就讓他一年哭一回罷。有個孫少將，每次來到村上，便讓我們一群孩子擠在他插著將官旗的吉普車上，呼嘯著進入黃埔軍校的大門，帶我們在軍區內采芒果、游泳。聽說，孫少將的小孩都留在大陸沒帶出來，所以他特別疼孩子。父親對奶奶極孝順。據父親說，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陸會被清算斗爭，但來臺灣后，對于一直有傭人伺候的奶奶來說，也是苦。所以父親盡力奉養奶奶，不讓她受苦、生氣。在我記憶中，父親只打過我一次，為的是我不聽奶奶的話，還對她生氣跺腳。在奶奶過世許多年后，母親才對我們說，奶奶來臺灣時帶了些金條及火狐襖之類的貴重物品，后來都瞞著父親賣了補貼家用。那時，的確，一個軍人的薪水不足以養生送死。我小學一年級時，奶奶過世。父親只有從軍中退伍，拿著退伍金辦奶奶的喪事。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經濟便陷入絕境。幾乎天天飯桌上只有醬菜，后來連醬菜都買不起。賣醬菜的祝伯伯與我們住在同一巷內，他的兒子阿鳳與我同年，我們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當父親自己去買醬菜而不是要我去時，我心里總覺得很羞辱，因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兒賒些醬菜回來。三我小學三年級時，家境有了點轉圜。母親娘家在火車站前經營早點冰品店，這時因外祖父母身體不好，要將店里的生意交給下一代。母親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聽說是，抽簽時他們做了手腳，故意讓母親中了簽。我母親與母系親友們，幾乎都是臺灣的閩南人，他們是我生命、身體的另一半。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時被喊“雜種”，在臺灣閩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時候，每當父母在激烈爭吵時，我都會憎恨他們的婚姻，以及我自己。鳳山火車站前，是臺灣光復初期二二八事件發生流血沖突的地點之一。當時全臺灣到處爆發本省人與大陸來臺軍人間的暴力沖突。據母親說，當時軍人在火車站外以竹籬、白布圍住整個車站出口，當火車入站，數百個帶著武器的臺灣民眾沖出時，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機關槍開始掃射。母親說，她只看見血染紅了白色的布幕。所以，當父親追求母親時，常帶著相當于一個排的軍中弟兄去邀母親出來看場電影。直到父親去世后，母親才說出那些往事：父母帶外祖母看一場內容為男女殉情的電影，并表示不能結婚便要死在一起，母親娘家才答應這場婚事。不久，母親的雙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給一位客家人，在母親家中掀起更大的風暴，所以父母親的婚姻就被母親娘家的人接受了。在那約一年的時間，平日媽媽每天回眷村的家里為我們做飯，然后再返回店里。暑假，我與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車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著玩，在店里偷冰棍吃。那段時日，我經常在半夜醒來，害怕衣柜上那只總是瞪著我的老貓。此時我抵抗那貓及所有鬼魅的辦法是，讓自己專心聽著廚房傳來的規律、堅定的磨黃豆的石磨聲，以及從門縫中凝望昏黃燈光下正在推磨的父親泛著汗水的光亮脊背。有一天，突然我們家的早點冰果店關門了。一兩年后父親才對我們說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點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門進了房，見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親的老部屬。即使在父親對我說明此事時，我仍不明白為何我們要關掉早餐店，我也無法體會當時他受到的打擊。我所想的只是，我們何時才能脫離窮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為了缺錢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點錢買糖。在我極有限的小學回憶中，一幕殘酷的記憶經常纏著我。因要不到錢買糖還挨了罵，我哭著上學，走著走著，我發現父親跟在后頭。我賭氣仍往前走，但不時回頭瞄瞄父親，看他要做什么。父親走入一家他經常賒欠的小雜貨店，一會兒又走出來，然后快步追上來。在離我十余步時，他喊著“小明，給你”，說著將一個五角銅幣擲給我。后來回憶這一幕——逼著落魄的父親向雜貨店賒五角錢，經常讓我羞愧痛哭。我還記得一件事，也是當時太不懂事，看見有些同學中午帶便當在學校吃，我也吵著要帶便當。吵鬧了幾次后，有一天父親終于同意替我送便當到學校。那天中午，父親送便當來，并在我打開便當時，對我及周圍我的同學說：“今天起來晚了，菜場買不到肉，所以只給你帶個荷包蛋。”當時我為父親的謊言感動得幾乎掉淚，因為一年來，我們家沒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別提吃肉了。后來父親為了養家，曾在高雄港當碼頭工人，又在左營的海軍廢彈處理場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辭職。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險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出身黃埔軍校的軍官，他無法忍受別人對他的呵斥。四在我十二歲那一年，父親終于做了一個決定：到臺中“省政府”去找他的軍中老長官。事實上，多年來許多鄰居叔叔伯伯都勸他說，“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長官、同事，去走一趟罷。我還記得父親出發的那一天，他穿上借來的白襯衫和一雙皮鞋。幾天后我放學回家，進了門，便看見剛回來的父親。他穿著新買的襯衫，眉飛色舞地對母親說：“火車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邊一個大廣告牌，上面寫著‘馬到成功’……”他說，“省政府”過去的軍中長官們很照顧，他們要父親自己選，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營”機構安個職位。父親打趣著說，他看見老長官們都穿西裝結領帶上班，“穿了一輩子軍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個西洋繩呢！”媽媽、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覺，我們家從來沒有那么溫馨過。不久，父親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經營的肥料廠當了個專員。我們家的經濟情況因此突然改善。當時臺灣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級官員大多是由軍中退下來的將校官轉任。父親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員朋友替他安插的閑職。然而不久，父親在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來，他也不由得經常要穿西裝、結領帶。這是由于肥料廠多年來一直有排放毒煙損及附近農作物的問題，農民委托“議員”向“省府”要求巨額賠償。肥料廠知道父親是“省府”安插的人，與“省府”關系必然很好，于是將父親晉升為公共關系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處理煙害賠償問題。以后幾年，父親便經常到臺中出差，與一些“議員”、“省府”官員周旋應酬。他衣櫥里的西裝領帶愈來愈多，抽屜里的名片也愈來愈多，而他的身軀也愈來愈像個商人。這是他最得意的幾年，不但利用關系替母親在銀行找到個職位，也經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業區安插工作。在我中學二年級那一年暑假，父親出差到臺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臺中找他。這時我們才見識到他在外面多么有辦法，他也有意對我們炫耀這一點。我覺得，經歷許多挫折困頓后，父親一直努力地在我們面前樹立他很有辦法的形象。那幾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車帶著我們到處玩，晚上帶我們到各個夜總會看節目、吃牛排。而且經常是，進去一家夜總會沒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節目不好，再帶我們到另一家去。大概是我們到臺中的第三天，那晚，當父親正在問我們想去哪一家餐廳夜總會時，接到了一通電話。放下電話，他對我們說，今天我們去“藍天”。進了那夜總會，一位經理迎面而來，與父親說了一陣悄悄話，我依稀聽到“你的老長官……”，然后將我們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張桌子邊。那晚，父親很少跟我們說話，一直注意著舞臺前的一張空桌。節目進行了約半小時，四五個人擁著一位老者進入餐廳，在舞臺前那張桌子邊入座。由于氣氛特別，我一直關注著父親：他神色凝重，一直望著那老人，不時有些激動哽咽的表情。節目還未完，那群人就擁著那老人離場。當他們走過我們這一桌時，父親突然離座，擋在老人身前。他努力挺直身子，緊并雙腿，但他應酬過度的肚子卻因此更突出；他高舉手臂，以手掌置于額前行軍禮，但他的西裝卻因此拉扯變形。他便以這樣滑稽的姿勢，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團某營營長王光輝報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說：“好！好！”他向前，當他的手正伸向父親的臂膀時，一個壯漢側身擋在父親與老人之間，其他人則推擁著老人離去。父親保持著行軍禮的姿勢，不顧這一幕已引起鄰近幾桌人的竊竊私語，直到那一群人完全離去。不久，我們也離開了那夜總會。離去時，我只覺得父親的舉動真讓我們丟臉。那晚回到飯店，父親以從未有的嚴肅口吻對我們說，那老人是孫立人將軍。孫立人將軍，對從小生長在黃埔新村的我來說，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親切，但又似乎是許多不幸的根源。特別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孫菊人老師。孫老師是孫立人的妹妹，夫妻倆從不與鄰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門，據說是怕被跟蹤調查。再過去，便是阿鳳家。阿鳳的父親，祝伯伯，那個全村唯一能寫祭文、作對聯的賣醬菜老頭，原來是孫立人的文職幕僚。受孫立人將軍謀叛之累，坐了幾年牢后，連謀個小學老師之職都不可得。黃埔新村，村中父老大多是黃埔嫡系軍官，卻沒出幾個將官，也因為他們都是“叛將”部屬。然而在一個村中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雜志，整本都在介紹孫立人將軍所率新一軍的對日戰績。據朋友的父親說，這是抗戰時所編，對外國宣揚中國戰績的宣傳品。村子邊的黃埔軍校，閱兵臺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竊竊地說，這是大家懷念孫立人將軍，才偷偷把它蓋成這樣子的。我在二十歲前唯一到臺北的經歷，我自己毫無記憶。聽媽媽說，那是一次國慶節閱兵，孫立人將軍是總指揮官，父親是擔任閱兵司儀的軍官之一；眷屬們乘坐一列專屬火車車廂到臺北看閱兵，一歲的我在母親懷里睡著，尿濕了媽媽的紅旗袍，也染紅了我的小屁股。孫立人將軍的“叛亂”事件，根據我自小聽到的村里父老的說法，是孫將軍主張要盡臺灣所有軍力一舉攻占東南四省，然后再打下長江以南，隔江與“共軍”對峙。反對此議的是蔣介石的親信，力主建設臺灣為“反共”基地的陳誠。孫將軍等人準備借著閱兵來一次“清君側”行動，逼蔣介石同意反攻大陸。不幸的是，孫將軍身邊有潛伏的“共諜”，將消息傳到大陸，于是“共軍”在沿海調動空降師，準備趁機進攻臺灣。而所有這些消息都傳到了蔣介石那兒，因此，蔣認為這是孫立人與大陸方面勾結的一次叛亂。然而因為孫立人將軍甚得美國、英國軍政高層的賞識，所以蔣只得將他軟禁在臺中，不敢進一步處置他。五那次見了孫立人將軍一面后，父親的事業開始走下坡。后來我知道，那幾年父親替肥料公司解決了不少煙害賠償問題，使得那些高雄議員們無法借機勒索。然而父親的才干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際關系，卻讓那些議員覺得有機可乘。他們要父親為他們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員關說，并答應在工程預算通過后，將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為關說酬勞。那時，經常有豪華轎車停在我們家門口，“議員”親自來“接”父親到臺中出差，但我們看得出父親的身不由己。母親常哭著求父親不要與他們來往，但父親似乎有把柄握在對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為工程關說的事。家中又開始為了錢成天爭吵，因為父親不但沒得到傭金，還負了不少的債。此時我已在讀高中，忘卻這些憂煩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時，父親對我在外闖禍不但寬容，還經常“很有辦法”地替我解決問題。每當我被一個學校開除時，他就動用關系替我再找學校；當被我打傷的人找上門來，他悄悄地與對方在外面商談賠償，不讓母親知道。那時我卻很少關心他，直到有一天母親對我們說，其實父親早已被肥料公司開除，并陷入一些金錢官司中。這時我才注意到父親的改變：他變得消沉、靜默，忍受母親對他的數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敗，也不再想對我們證明他很有辦法。我剛入伍服兵役，父親便入監服刑，不久被轉入醫院。新兵訓練結束后，我被分派到金門前線，無法回臺灣看他。父親給我的信中寫道：“吾一生戎馬，從未做出對不起國家社會的事，今受小人陷構……”我流著淚讀他的來信——他說的不是真話，但我更能因此感受到他的痛苦。為了生活，為了讓妻兒及村中朋友瞧得起他，他掙扎于做個正直的軍人和有辦法的大人物之間，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個軍人。在軍中，我對父親所經歷的抗戰、“剿匪”戰爭又有了些新認識。我到金門戰地單位報到的第一天，便有多個老士官來到營部看我，說是來看“小老鄉”。后來由于我成為業務士官，查閱人事資料時竟然發現本營有數十位湖北籍老士官。與他們相熟后我才了解，他們原來都是1948年從湖北某縣結伴逃難的同鄉農民，到了上海，住在車站與騎樓下，沒得吃、沒得穿。有人拿粥給他們吃，又拿衣服給他們穿，要他們在一些名冊上畫押簽字，說是為了領饅頭。就這樣，他們便糊里糊涂地成了軍人。后來我知道本師其他營里也多有這樣的情形——所謂抗戰、“剿匪”老兵，有許多其實只是當年的難民；當時許多國民政府軍的部隊被打散后，在上海、廣州重新“整編”，也就是抓些難民來當人頭充數。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經常因欠債而讓老百姓告到軍營來。有一回，我們年輕的營長發火了，他對喝得醉醺醺的老人事官說要將他送軍法。“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你要把老子送軍法！”人事官突然發狂叫罵，“老子當兵的時候你在哪里？”接著，他倒在營長燙得筆挺的軍褲下，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死命哭罵：“老子十四歲時我娘要我出門買醬油，就被你們抓來當兵；你就斃了我罷，讓我見我娘去！”營長在本師以行事果斷卓絕著稱，此時被他鬧得呆在那兒，不知所措。我知道，像他那樣在我們村旁的黃埔大道上踢正步訓練出來的新制軍官，不會了解那場荒謬戰爭，以及那戰爭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部隊回到臺灣后，駐地在新竹楊梅，離臺北不算太遠。我每個周日假期都到父親的病床邊陪著他。自己當了兵，曾站在金門古寧頭眺望大陸，曾在營地里撿拾古寧頭戰役中被同袍就地掩埋的共軍枯骨，曾陪著那些歸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我這時才能體會父親那一代人在臺灣的挫折與對故鄉的想念。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那戰場——即使現實的戰場已化為每日柴米油鹽的生活壓力，即使戰場已成為官場、商場上的爾虞我詐，他們還是生活在仁安羌大捷、四平戰役的艱苦與榮耀記憶之中，還是以黃埔軍人自詡。有一天我進入父親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個護士察覺我的驚恐，她對我說，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檢查。我與那護士坐在空蕩蕩的病房內。她對我說，你是王先生的兒子罷，你父親常提起你，他很以你為榮。我聽了心如刀割：混了幾年小太保，又兩次考大學失敗，除了為賺點零用錢而在報上發了幾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讓父親感到光榮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親終于去了。那晚臺北榮民總醫院打電話到軍營里，營長要他的司機立刻送我到火車站。到了醫院，見到父親容顏安詳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覺特別悲傷；只是覺得，兒時以來父親一直佑護著我們的偉岸身軀，為何此時小了許多。辦完父親的喪事，半年后我在軍中服役期滿。往后的六個月，每天我至少花上十五個小時讀書，后來考入師范大學歷史系。推動我的，以及后來一直推動我讀到哈佛大學的，是我對父親的感念——他以我為榮。六那一年，1974年，我與幾位眷村朋友一起到臺北上大學。其中有一位是與我同年的楊海誠。他與我相同，服了兩年兵役后才考上大學。這一年，以及次年，我兩度陪他到烏來山區找他大伯父，為的是奉海誠父親之命，到山里勸這位老人家下山養老。過去我便聽父親說過，海誠的大伯是孫立人將軍麾下的一名虎將，仁安羌戰役主攻的營長之一。老人住在曲尺山區一條山道的盡頭，那原是一個礦場，后來被封閉，老人單獨住在廢棄的辦公室中。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種食物過活：自己養的雞，溪里的蝦子，以及到處可采得的一種紅色野菜。那時已年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龍活虎地修理雞圈，教我們如何在溪中放蝦籠。晚上，飯后兩杯酒下肚，他委頓地臥在躺椅上，這時才像個近八十歲的老人。我這時已在歷史系讀了些中國近現代史，對遠征軍及仁安羌戰役十分感興趣。而這位楊伯伯，正是歷史的見證，“口述歷史”的絕佳采訪對象。然而讓我感到失望的是，這場偉大的戰爭，在他說來竟是如此的稀松平常。他說，盟軍要提供他們最好的武器，但他們只要迫擊炮。他說，孫將軍的部隊將迫擊炮使用得出神入化。他們便是如此，將炮彈吊射入日軍躲藏的戰壕中，讓敵人沒地方躲。聽著聽著，我不再是歷史系的學生，又變成了當年眷村里聽遠征軍故事的小孩。楊伯伯說，他認得父親，“你爸爸在四平，守車站到郵局，那一仗打得漂亮！”但說到下山養老，他堅決不肯。他說，他不想再吃國民黨與蔣介石一口飯！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聽說的：某某賣燒餅的、打煤球的，過去事實上是“國軍”將領，就為了恨丟掉大陸，從此不肯向國民黨、蔣介石低頭討飯吃，寧可過著清苦自食的日子。七我研究所畢業后，臺灣進入一段所謂的“后殖民時期”。“二戰”前在臺灣的日本人被歌頌為建設臺灣的先鋒，臺灣民主法治的根源；相反，由大陸來臺的老兵們，或被認為是屠殺臺灣人民的劊子手，或被罵為吃臺灣米卻心向大陸的叛徒。即使在學術界，“轉型正義”也被喊得震天價響，其意是臺灣要轉型進步，就必須追究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的責任，要他們為“正義”付出代價。這是另一場戰爭，所幸父親已脫離了這人間戰場。后來在我三十年的歷史學術生涯中，常狂稱自己的研究是“從新石器時代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我，卻從不研讀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對我來說，那是個人記憶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學術知識污染了它。在那兒，有像雞那樣大的蚊子，有讓碾過它的吉普車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孫將軍帶著他的弟兄踩著螞蝗毒蛇穿過雨林，有摸進軍營以橄欖大的紅藍寶石換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兒，沒有民族戰爭，沒有同胞相殘，沒有仇恨，沒有恐懼。所有的都已成為過去，只有我父親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們賴以維生的戰爭記憶，以及我對他們那一代人的思念。在成都的一個小茶館里——張光直先生臨終前的一場安禱公元2000年的最后幾日，我到成都搜集研究材料，并進行一些學術合作協商。加州大學的考古與歷史學者羅泰（　）那時正在四川忠縣進行考古發掘，因此趁便來與我相會。那一晚，在一間茶館里，羅泰、北大的考古學教授孫華、四川大學歷史教授彭邦本、成都考古研究所王毅所長，以及考古學新秀秦嶺等人，四方豪杰集聚一堂。德裔美國學者羅泰也是張光直先生的弟子，算是我的學長。就在大家天南地北、縱橫古今之際，羅泰拿出一本創刊第二期的《東亞考古》（　　）。這是一本在西方出版的東亞考古學期刊，創刊兩期都是以表彰張先生對東亞考古貢獻為名所出的特刊。這也可見張先生在世界考古學界的地位。于是那晚，張先生的學術成就與風范，成為我們這些跨地區、跨學科、跨世代學者們的共同話題。這個發生在世紀之末，在中國西部成都的一個小茶館里的場景，更為張光直先生的學術成就作了一個小小的批注。我回到臺北后的第三天，便接到張先生去世的消息。那一晚成都小茶館里的場景，竟成了張先生臨終前對他的安禱。張光直先生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的親人、學生、朋友，以及全世界讀他的考古與歷史著作的學子們。接到他去世的消息，除了悲戚外我只想對他說：安息吧K.C.。張先生從前一直要學生們稱他為K.C.。在他面前我們還是尊稱他為老師或張先生，但在背后我們都昵稱他為K.C.。K.C.這兩個英文字母，在世界考古學界代表一位在中國考古、考古學理論與世界古文明比較研究上的頂尖學者，在世界漢學界代表一位在中國殷商史與史前文明研究上的學術領袖。然而，在他的學生與同僚心目中，K.C.更代表一位和善且平易近人的老師與朋友。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張先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師長之一。然而我并不是一位考古學者，也不能算是中國上古史學者；在畢業于哈佛后，我成為或自認為是一位歷史人類學者，或民族志歷史學者。張先生在教學上的獨特之處便是，許多不同領域的學生都能從他那兒得到很好的啟發與教導。之所以能如此，除了他廣博的知識與興趣外，我想，更因為他開放的學術胸襟。1987年，我申請到哈佛大學就讀，因而開始與張先生交往。在此之前，我由研究所畢業得到碩士學位后，已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了三年。在這三年中，我從所里歷史、文字與考古學先進的研究中獲益匪淺，但自己的研究卻充滿了困頓、挫折與沮喪。長輩同僚們不滿意我的研究，我也懷疑自己所書寫的是否為歷史事實，甚至懷疑自己的研究是否有意義。因此我決定出國留學，一方面是希望突破困境，另一方面對當時的我來說也是一種逃離。就在這種情況下，我鼓起勇氣寫信給一位對我而言遙不可及的知名教授——張光直先生。在信中我告訴他自己的研究主題與困境，以及對于如哈佛那樣的一流研究環境的期盼。張先生回了我的信，鼓勵我申請到哈佛就讀，并指示我應多讀些人類學方面的書以作準備。開學前兩周，我抵達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哈佛大學。第二天早晨，便如約到張先生的研究室去拜訪他。第一次走進張先生在匹巴迪博物館（m）的研究室，想到我所接觸的是如此一位著名學者，我的情緒是既興奮又緊張。他早已讀過我的研究計劃——有關古代羌族的研究。在經過一番交談后，他便指示我應去拜訪人類學系的巴費爾德（eld）教授，以及東亞系的葉慈（）教授，并要我選修湯拜亞（ah）的經濟人類學等課程。我遵照他的指示，一一拜訪這些人類學系與東亞系的教授們，他們也告訴我該修哪些課。于是在三天中便決定了我往后三年將修習的主要課程，以及新的研究方向。就在第一次見到張先生的那一天，從他的研究室出來，他堅持要陪我走到我所住的研究生宿舍去。我住的地方，博金斯樓（），就在匹巴迪博物館后約100米處。這時正是北美新英格蘭的9月天，樹尖上已見到些微黃與微紅的葉子。因尚未開學，校園中顯得有些冷清。在拂面冷風中，我們站在博金斯樓前，我請張先生留步。他指著這棟樓說，李濟先生過去在哈佛就讀時曾住過這棟宿舍。我聽了此話，一時無言以對，一方面感到有些驕傲，另一方面也惶恐萬分。本所前輩傅斯年、李濟等人的學術成就，讓歷史語言研究所立足于中國與世界首善學術殿堂，然而對于本所同仁來說，承繼與發揚此學術“家業”似乎也是一項艱巨而又沉重的使命。雖然我的專業并非考古，但也感受到張先生對于學術前輩的崇敬，以及對一位史語所后輩在學術傳承上的期望。張先生非常注重學術傳承，由他的《中國古代考古學》一書的前言中可知。他在上課與日常言談中，也常提起李濟、傅斯年、周法高等前輩學人。然而由他的學術成就來看，顯然對他而言傳承并非守舊，而是知所傳承才能有所創新。張先生對于學生的要求相當嚴格。在他的課上，我從未得到理想的成績。改學生的報告，他非常細心認真，由理論、資料，到英文文法與中文的英文拼寫，無一放過。我一向對中文音譯的拼寫系統很不講究，但張先生幾次不厭其煩地從頭到尾更正我報告中的拼寫之誤后，我實在無顏讓張先生做如此與他的學問不相稱的工作，只好痛下決心注意糾正此缺失。在哈佛的第二年，我希望能讀些考古學方法與理論的書，雖然此時我的專攻是在中國古代史與游牧社會人類學方面。我去找張先生，希望能讓我跟著他上一個這方面的導讀課（）。其實我這樣做，還有其他的念頭。哈佛大學的導讀課是教授與研究生一對一的指導課，教授指定讀物，學生讀完后向教授報告并一同討論。一般來說，這是比較輕松的課。哈佛的正式研究生一學期必須要選修四門課；這中間如果沒有導讀課，便應付得非常吃力。在哈佛就讀的第一年，我幾乎沒有一天能睡上六個小時。由于此時我的妻子帶著幼兒也來到美國，為了安頓妻兒的生活，我希望這一年在學業上能稍稍放松一點。然而我并沒有對張先生說明這一點。當時，張先生斷然拒絕我的請求。他說，如果想認真了解考古學，就必須從人類學系精心設計的“考古學簡介”課程學起。于是，我只好去修這門被學生們戲稱為“全套服務”的課：期中、期末都有考試與報告，每星期還要交實驗室報告。然而我也從這門課中獲益良多。張先生的學術特色是敢于創新，敢于挑戰權威，也勇于修正自己的看法。他在年青時，與新考古學開創者賓福德（　R.）之間的學術爭辯，即展現了無比的學術熱誠與勇氣，以及深厚的學養。此種初生之犢的精神，在學術界還不算罕見。但在他成名之后，一再修改他的名著《中國古代考古學》（　）——不只是增添新材料，同時也檢討及修正他已廣為學界所知的理論——這一點，便是相當難得了。在哈佛人類學系開授的課程上，他也常有創新。有一年，他開了一門“古代國家起源”的課。在這門課上，來自歷史、考古與社會人類學門的研究生們共聚一堂，研究討論的田野對象包括中國、兩河流域、日本與中南美洲。張先生鼓勵大家在理論與田野材料之間馳騁想象。有一次，甚至有一位學生在報告前開了一瓶酒讓大家分享，以增進師生們的想象力。張先生在學術上有如此開放的胸襟與創新精神，不僅讓他在哈佛大學跨足于考古、歷史與藝術史等科系學門，也使他成為相關科系中年輕教職人員的支持者與保護者。在哈佛大學的許多系中都有一項傳統，以幾位成名的資深教授坐鎮號召，另聘用數位“明日之星”型的年輕助教授。前者的教學宏觀并有體系，后者常帶來些新的、有創造力的理論與思想。這原是很好的教學設計，但對于后者卻未免殘酷——他們常在努力研究教學三四年后無法得到續聘，因為學校永遠可以找到新的“明日之星”來取代他們。張先生常鼓勵我們去修這些年輕教授的課，也密切注意這些年輕學者的新研究取向與相關學術議題。如在1989年，以新興的族群理論研究中國回族的杜磊（Dru　C.）來到哈佛，以博士后研究學者身份在人類學系講授“族群理論”。此時我選修他的課，并體認到這可能是我此后的研究重心。張先生也鼓勵我如此做，并經常與我以及杜磊討論這新興研究領域的問題。張先生不僅與這些年輕教授有良好而密切的互動關系，更經常為他們向系方、校方爭取續聘。我在哈佛的第三年與第四年，很受研究生歡迎的年輕教授巴費爾德、葉慈、杜磊等人，相繼離開哈佛人類學系與東亞系。我不太清楚其中背景，但他們都是很受張先生稱贊的學者，他們的離去，讓張先生感到十分難過。作為一位在哈佛的東方學者，張先生在東西文化交流上也做了不少事。無論是由大陸、臺灣或日、韓來哈佛的訪問學人，張先生總是熱心為他們安排演講、接待，及解決生活上一些細瑣的事。我們作為張先生的在地學生，則經常受命到機場接人、送人，因此有機會認識一些知名學者，并得交談請益，這也是我們的一大收獲。雖然一直在美國忙于學術研究與行政事務，但幾十年來他和中國大陸、臺灣的考古、歷史與人類學界一直保持密切關系。他勤于奔走各地，以中文發表演講與論文，在西方華人學界這也是他人難以企及的。我常想，他如此做無非是希望以學術作為橋梁，以促進兩岸間、東西世界間的相互認識。張先生喜歡跟學生們約著上小館子吃飯聊天。哈佛大學附近只要有新開張的中餐館，張先生都會邀我們一同去試試。結果多半是一大堆的牢騷，他常抱怨那些不中不西的食物。偶爾我也請張先生到家里吃飯，展現我頗為自負的廚藝。妻子常笑我說，張先生吃得滿意了恐怕不讓你畢業，留你在這兒做菜給他吃。1991年以后，由于行動上有些不便，張先生愈來愈不愿到外面用餐。這時，匹巴迪博物館對面新設的一間速簡餐廳，便成了張先生與他的學生們用餐及討論問題的地方。張先生在匹巴迪博物館外有一專用停車位，前面立著寫有他名字的牌子。在哈佛大學，這是給超級教授們（如諾貝爾獎得主）的殊榮。我在哈佛的最后一年，張先生的車位常是空著的，不知是帕金森癥已影響他開車的能力，或是因病常去檢查就醫。過去我注意他的車位，只是以此判斷他是否在辦公室。此時看見空著的車位，心中總有無比的擔憂與落寞。對我們這些身在異域的學生而言，張先生不僅是一位老師，也如一位長輩親人。他常盡力為學生解決一些生活上的難題，從向學校交涉宿舍租約與獎學金之事，到男女感情與婚姻問題，以及做包子饅頭應如何發面，張先生都是學生心目中有能力解決問題的人。1992年，我的博士論文寫作已進入最后階段。在寫作期間，張先生一章一章仔細校讀我的論文，并提出問題與我討論，同時仍然糾正我的中文拼寫錯誤。此時，在帕金森癥的威脅下，他仍野心勃勃地進行有關早商都城考古發掘計劃的籌備工作。桌上常堆著各種申請文件和中國大陸相關地區的地面空照圖。6月底時，我的論文大體完成，但已趕不上參加當年的畢業典禮。有一天與張先生走在校園里，看著魏德納圖書館前為畢業典禮圍起來的整潔油綠草坪，我不禁在張先生面前透露我的感傷：在哈佛大學苦讀五年拿到博士學位，但最后卻無緣參加畢業典禮。張先生笑著說，當年他也沒參加哈佛的畢業典禮，只因為他沒錢租那一套赭紅的畢業禮服。7月，張先生回臺灣參加“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會議，行前囑咐我，論文改好了就可以回臺灣。他認為這篇論文已沒有問題，他也在我的畢業文件上簽了字。但我完成論文修改后仍在波士頓等他回來，希望他能對我修改后的論文再發表些意見。他從臺灣回美國的那一天，我的論文已放在他辦公室的信箱里。我特地打個電話給他，請他不用忙著看我的論文，我并不急著離開。事實上我與妻兒們正享受著在波士頓五年來從未有過的安逸暑期。但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張先生的電話。他將論文中仍有問題的地方，一頁一頁地告訴我。電話的那一頭，傳來他深沉疲乏的聲音，以及因手顫抖翻頁困難所造成的紙頁窸窣聲。此時我既感動又懊惱。感動的是，張先生在旅途疲憊之余還替我看論文；懊惱的是，自己沒有跟他說清楚，讓他以為我在等著他看完論文才離開波士頓。畢業后我回到“中研院”史語所，沒幾年，張先生也回到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同時他的商丘計劃也在河南進行。在這幾年間，他常拖著病身往來于美國與海峽兩岸之間。我也經常出差到中國川西，進行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考察，因此我們見面的時間反而很少。再見到他時，幾乎都是在醫院之中。在病榻旁，他曾要我替他回答研究生提出的學術問題，要我設法幫他將筆記本電腦弄來。這便是張先生，他的工作狂熱一直持續到他手腳肌肉已無法控制仍不止息，這是最讓我感動而又痛心的事。后來的一兩年，張先生的身體愈來愈差。每次與他相會，我心中都無比的沉痛。我知道張先生好強的個性，看著他艱難地試著控制計算機的鼠標與鍵盤，傾耳聽他說著此時已不容易聽懂的話語；但又怕他傷心，總是躊躇不知是否應幫他做這些事，或是否該點頭假裝聽懂了他的話。張先生離去近一年了。如今他在世界各地的學生們，如同我一樣，多成為專職的教師與研究者。我常想，我們是否能如張先生，在學術上有所創發之時，能尊重前輩學者的成就，及認識自己的研究傳承？在達到學術巔峰之際，是否能欣賞及注意年輕學者的研究，并且不囿于學派門戶與學科偏見？在年暮之日，我們又是否能在研究上仍思更上層樓，而為年輕學人所稱道？及此，我又想起去年在成都的小茶館里的那一幕。作為一位成功的學者，張先生在研究生涯中得到了許多學術榮銜。然而我認為，對一個畢生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而言，莫大的成就與榮譽或許是，在世界的一個角落里，成為許多來自不同學科、不同世代與不同地域的學者們熱切談論與景仰的對象。因而，在那小茶館里的一幕，可當做是張先生臨終前為他舉行的一場安禱。黎光明：一個邊緣時代的邊緣人——《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作者簡介我們要如何介紹黎光明先生這個人？他在學術上并無偉大成就，屢經顛沛和事業波折，人格上或有瑕疵，最后死于一個有太多可歌可泣故事而使其事功難以彰顯的亂世之中。黎光明先生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創始之初的一位助理員。他留給該所的這部《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原稿名為《川康民俗調查報告》——寫成于1929年，他的川西調查之旅則始于1928年，也就是史語所草創之年。史語所的安陽殷墟發掘，以及傅斯年、李濟等學者，廣為世人所知。然而黎光明，即使在史語所中他也是個默默無聞的人物。當然，對于歷史語言研究所這樣一個中國當代重要學術研究機構來說，學術成就是其成員能否留名的主要因素。黎先生在史語所并未久任，也沒有顯赫的學術成就，自然很少有人知道他了。他這一本《川康民俗調查報告》手稿在史語所圖書館里塵封了74年之久，多少也反映著其學術價值未受肯定與重視。關于黎光明的生平，可參考的文獻不多，以下我主要賴三種文獻來介紹這個人，以及《川康民俗調查報告》另一作者王元輝。這三種文獻，一是《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志》（簡稱《阿壩州志》）之“人物志”中黎的生平簡介，一是王元輝所著《神禹鄉邦》中一篇《黎光明先生傳略》，最后是歷史語言研究所舊公文檔案中有關黎的一些記載。三種資料屬于三種不同文類——方志、回憶錄、公文書；它們作為三種結構性社會記憶載體，各有其特殊意義。據《阿壩州志》記載，黎光明字勁修，1901年出生于灌縣之回民家庭。1921年，他與好友們出川求學，考入南京東南大學史學系。后來因加入國民黨，參加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學生運動，而被東南大學開除。離開東南大學后，他與一群參與學潮的朋友們南奔廣州，黎進入中山大學就讀，于1927年畢業。《阿壩州志》中又記載了一段插曲。黎光明至廣州，原來是要進入黃埔軍校。但因其信奉回教，“恐軍旅生活難符教規，而改讀中山大學”。在王元輝對黎光明的回憶中，稱“他原來的老朋友們都已紛紛棄文習武，進入黃埔軍校，他因信奉回教，恐軍隊生活對他不方便，所以留在中大畢業”。這不僅點出黎個人生涯中一個重要抉擇的背景，也說明為何他的社交圈中多志在革命的青年，王元輝也是此圈中人。參與學生運動，后又因故未進黃埔軍校，對于黎光明一生事業顯然有極大的影響——后來他一直輾轉流離于革命救國與教育文化兩種志趣之間。黎光明畢業于中山大學后，1928年任職于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此自然與史語所籌備處當時設于中山大學有關。史語所在該年7月成立，黎光明于8月底便由上海啟行。據傅斯年在該年之年度報告中稱，“助理員黎光明……托其往川邊作民物學調查”。根據黎提交史語所的考察計劃書，此調查原分四期，經由四條路線進行，由軍政、經濟、社會至于風景名勝、實業展覽會等均為考察對象，黎并稱此成果可作為“治川者之一借鏡”。他原來更計劃在考察后，在成都將所獲成績公布于著名報紙并到各學校演講，“以肆鼓吹”及“引起社會人士之注意”。傅斯年批示曰，“此事不可作”。黎光明9月底至成都，遷延至次年初始邀集朋友一同西向往岷江上游去。此時又發了幾個電報，請傅斯年寄差旅費來。傅對他滯留成都，以及呼朋引伴前往相當不悅。在1929年2月16日致黎君的信中，傅一再對他訓斥叮嚀，“千萬不要在成都一帶交際”，“細心觀察，少群居侈談政治大事”，并對其此行花費太大而又“只索錢不報告”頗有微詞。黎光明與朋友們出發后不久，在茂縣北的迭溪受阻于甘軍南下帶來的戰事，只得折返成都。當年3月，黎光明又前往松潘地區，此時只有出身黃埔軍校的王元輝陪同。他們在同年6月結束此考察行程，返回成都。其時史語所已遷往北平，黎光明回北平報到，少不得又受到傅斯年許多申斥。黎光明先生離開史語所的時間，應就在1929年。該所公文書檔案中，有一傅斯年要求院方處罰黎光明的文件，原因是黎私自在圖書閱覽室中會客，“大妨害他人工作不言可喻荒謬如此”，又稱“黎君平日疏忽更不止一端”，傅因而請院方予以記大過一次。《阿壩州志》對黎光明離開史語所后的事業生涯述之甚詳。他先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了一兩年，而后回四川任教于成都大學與四川大學。1933年，他至江西任中央軍校特訓班教官。1934年返回四川，先后任教于重慶大學、四川大學。1936年至1938年，他回到軍政職務上，任中央軍校成都分校上校政治教官。1938年至1941年，黎光明先后在綿陽中學、成都蔭唐中學任校長之職。此時他在黨政上也相當活躍，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支部干事兼書記、國民黨成都市黨部委員、成都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1942年他受聘為省立成都中學校長。便在這一年，黎的老伙伴王元輝以保安處副處長兼任十六行政督察區專員，負責整頓川康甘青邊區之軍政、民政。于是黎光明也在1943年任十六區行政督察署秘書，兼保安司令公署秘書。以上經歷，可見他一直在政治與教育文化兩種職業間徘徊。王元輝在其回憶錄《神禹鄉邦》中，更表達了當時“朋友們”對黎光明所事工作的看法：從歷史語言研究所，到燕京大學圖書館，以后幾年的教書，兩度當校長，越見使得朋友們認他是純粹的讀書人，且有人認為他是書呆子。他哪里心服？所以他離開教育工作，去參加青年團團務工作。后來又去茂縣作十六區專署的秘書。黎光明得以在《阿壩州志》中留名，顯然是因為他作為本地靖化縣之縣長，在任上為鏟奸除惡而以身殉職之故。這段情事經過略如下。民國以來，鴉片種植普遍深入岷江與金沙江上游地區，引來大批黑道秘密社會之頭領、會眾，以及許多由川東、陜南地區前來“趕煙廠”之流民。中央政府派川軍前來掃煙，但總其事的軍方常以掃煙為名，與地方豪強毒梟勾結，干預、壟斷鴉片市場或徑自掠奪毒品。為了爭地盤，甘軍與川軍亦經常在岷江上游地區混戰。1935年，共產黨長征部隊轉進至岷江上游，由此北上進入甘陜。1936年，國民政府為鞏固川康甘青四省邊區，在茂縣建立第十六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及保安司令部，欲藉川省保安團（由四川軍閥劉湘所部改編）兵力來穩固西疆，以免除后顧之憂，同時亦以此削減川軍地方勢力。1942年，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任命時為保安處副處長的王元輝為十六行政督察區專員，此任命多少與王元輝曾偕同黎光明在川康邊區游歷有關。王元輝，四川灌縣人，黃埔軍校畢業，國民黨內“復興社”（又稱“藍衣社”）成員。《川康民俗調查報告》至少有部分文字出于其手。他曾為此行撰寫一本雜記，以《近西游副記》之名出版。在該書前言中他稱此為“副產品”，因為“除這副記而外，還有一種主要的記述是專記民俗的”——此所指的應是他與黎光明共同撰寫的《川康民俗調查報告》。在當時，“復興社”成員有如國民黨內的清教徒，以厲行社會改革、促進國家統一為志向，以尊奉政黨、領袖之極權統治為手段，視所有阻礙者為仇讎。“復興社”領袖之一為康澤，在四川招集許多早年離散的黃埔軍校子弟，以佐助遷于四川陪都的蔣介石。王元輝即這些黃埔軍官之一。1942年，王元輝任十六行政督察區專員，首要任務便是在川康邊區厲行鏟煙，以及掃除地方幫會惡勢力。就任后，他立即親自率保安團至懋功（今川西阿壩州小金縣），準備進行鏟煙。結果因過于輕敵，受到保護煙苗之民團圍攻。據《阿壩州志》記載，王元輝最后困守縣城，賴地方勢力出面斡旋，才得以自懋功脫身。王又支持新任松潘縣長汪一能在松潘地區組織鏟煙武力。《阿壩州志》稱汪一能掃煙手段激烈，行事不正，因而激起民怨。在王元輝的回憶文章中，汪則是一位政聲卓著、銳意改革的好地方官。1943年，在一次鏟煙行動中，汪在會匪與各藏羌村寨頭人武力圍攻下，于松潘安順關附近被擒，受到凌虐及梟首剖腹之處置。這也是王元輝的一大挫折。汪一能，四川南充人，早年曾就讀中山大學，曾受訓于黃埔軍校特訓班，藍衣社成員。他的籍貫、資歷，都與王元輝、黎光明十分相似。黎光明進入十六區行政督察署任職，后來擔任靖化縣長，顯然皆與他的老伙伴王元輝受命整頓十六區之軍政民事有關。可以說，在1929年兩人在川康游歷之后，此時再度在此地合作對抗強大的地方勢力。黎光明的當地對手為杜鐵樵。靖化縣沙耳鄉人杜鐵樵，是一時代社會產物。在當時川康邊區的政治社會背景下，各路軍方都需要與地方勢力結合，于是許多地方豪霸都成了“鏟煙清鄉司令、幫統”與“邊防軍參謀、隊長”；他們同時也是哥老會、袍哥等的會首。杜鐵樵便是如此人物。1921年他已是“綏靖團練局長”。20世紀30至40年代是其勢力巔峰期，先后擔任“綏崇清鄉司令”、“懋軍團聯合辦事處副主任”、“剿匪軍綏崇游擊司令”、“川康邊防總指揮部第二大隊長”等職。杜鐵樵將其總部設在靖化，一方面便于操控鴉片生產，另一方面在此邊區擁兵自重。1940年，杜遣其爪牙殺害靖化政府之鏟煙人員。次年，他暗殺靖化縣長米珍未遂，但殺了一鄉長，并策動袍哥武力包圍縣城。同年，他成立“西勝公社”統一全縣袍哥武力。后來數年，杜鐵樵又槍殺十六區視察員尹健剛，侵吞縣府獻糧代金，并向百姓勒索及強行攤派金錢，四川省政府對其作為始終無可奈何。黎光明到靖化縣長之任后，杜鐵樵處處阻攔黎之縣政改革與煙禁政策，并借故挑釁。于是，據《阿壩州志》記載，黎在王元輝的支持下，決心設計鏟除杜鐵樵。1946年3月2日，黎光明在縣政府設宴邀杜飲春酒。杜未防范，簡從赴會，被黎之手下槍殺于縣府中。當晚，袍哥武裝匪徒三百余人圍攻縣府，次日縣府陷落，黎縣長遇害。據《阿壩州志》記載：“他撤至后院半畝園時，胸部被杜的兄弟伙李興武開槍擊中，杜錫登上前揮大刀砍劈他的頭部，當即倒地命絕，腦漿四溢。”在王元輝之回憶文章中，則稱：“敬修親率自衛隊迎戰，戰一晝夜，敬修不幸中彈陣亡。”此事被稱作“寅江事件”。《阿壩州志》記載，黎遇害后無人敢為其收尸。后來還是當地回民說情，袍哥才許將之掩埋。國民政府對他的褒令上稱：“盡忠職務，弗避艱危，為國捐軀，殊堪愍惜，應予明令褒揚，用資矜式。”王元輝，1949年在胡宗南所設“川陜甘邊區綏靖主任公署”擔任秘書長，國民政府全面撤守之際，他隨軍遷至臺北。在行前那一夜，一〇四師師長傅秉勛來訪，與王元輝作竟夜之談，王將其熟知之川康邊境山川、人事，歷歷訴授于傅。次晨，傅托王元輝帶其遺言給他已撤往臺灣的妻兒，而后率其屬入山。后來傅與黑水頭人蘇永和相結以對抗解放軍，造成共產黨解放戰爭最后數役中的黑水戰役。傅秉勛在黑水戰役中受擄，自溺溪水而亡。王元輝退居臺灣后未再擔任重要軍政職務，清儉自持度其余生。我們要如何評價黎光明與王元輝這兩位先生？一對好友，在1929年結伴作川康民俗考察之行，1943年至1946年又共同在此地掃奸除惡，或屢遭困頓或竟以身殉。黎光明在過去半個世紀，幾乎完全被其歷史語言研究所后輩同僚所遺忘；他只是在該所公文書檔案中所見“只索錢不報告”、“平日疏忽更不止一端”、“在圖書閱覽室中會客……荒謬如此”之黎君。我們無理由懷疑史語所公文書中有關黎光明之記載的真實性，但這些被選擇記錄的負面事件也反映了黎的一些人格特質——爽朗、重朋友、關心國事，等等。在另一方面，公文書可謂是某種社會現實與權力結構下之產物，我們也可以由這些公文書中，察覺當年國族主義與學術探求之關系，以及相關的中央研究院與歷史語言研究所中的權力生態。黎光明的事跡，只見于川西北最偏遠的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州的州志之中。這本20世紀90年代所編的《阿壩州志》，在體例上沿襲中國“方志”之書寫傳統——它記錄許多易被主流社會記憶，如“正史”所遺忘之邊緣人物與事件，藉此描述本地的特質，并說明本地為中國整體的一部分。以此意義來說，黎光明之事跡被記錄在本書人物志中，可說是編撰者以此人與事來再塑造這個“華夏邊緣”，以過去之混亂與暴力映照今日之秩序與和諧。比起黎光明，王元輝當時在十六區有更舉足輕重的地位，而《阿壩州志》并未替他立傳。偏好為死節者立傳也是中國方志書寫傳統之一，但王元輝最后得以身免，隨軍撤至臺灣。他的憶舊文章及回憶錄，多由“四川文獻研究社”出版。此出版機構由寓居臺灣之川籍人士支持，這也反映了主要是在鄉土認同中其回憶才成為社會記憶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將黎光明、王元輝、傅斯年等人都視為同一時代產物。他們被歷史創造，他們也創造歷史。在那個國族建構的時代，史語所諸學術前輩，如傅斯年、芮逸夫、李濟等，可說皆以其學術論述來建構國族。傅斯年作《夷夏東西說》，芮逸夫提出《中國民族之構成》，李濟著《中國文明的開始》——他們從歷史、語言、考古、體質與民族學等角度來刻畫中華民族之面貌。王元輝等人則直接以其行動、作為獻身于國族建構之中。而黎光明，在其殉難前一直徘徊于兩者之間。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屢受斥責，與其爽朗好結友的個性，以及其交友圈中多燕趙慷慨之士多少有些關聯。或者，因其回民身份而未進黃埔軍校，是黎光明先生一生事業多轉折而終求仁得仁的重要關鍵。然而也因回民身份其遺骸才得以掩埋，但對黎先生這樣奮志于世的人而言，一介軀殼又何足道哉。尋訪凌純聲、芮逸夫兩先生的足跡——史語所早期中國西南民族調查的回顧一1935年年底的一天，云南滄源南臘鄉的岡猛村突然熱鬧起來。在這個接近中緬邊界的佤族山村附近山坡上出現了數十頂白色帳篷，許多政府官員與外國人在這些帳篷中進進出出地忙碌著，更有一些保護他們的武裝軍人與佤族戰士在附近活動。這時一位中年人離開營地，手中持著當時最新型的萊卡相機，肩扛腳架走到對面的一個山坡上；他架好照相機，對著營地照了張相……這位中年人是芮逸夫先生，國民政府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此時他正與同所凌純聲先生參與中英滇緬邊界南段勘界活動，隨大隊人馬來到此中國南境。當時他攝得的這張照片是20世紀30至40年代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在中國西南攝得的八千余張照片之一；照片中所呈現的是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邊陲的一個小小場景，然而它也是當時國內外政治與學術洪流下中國邊緣再造的一部分。2007年11月，也就是在以上場景發生72年之后，我作為一位史語所的西南少數民族研究者，在臨滄機場下了飛機，踏上探尋芮逸夫、凌純聲等先生學術考察之業的路途。因著云南朋友們的安排，晚上我得以會晤臨滄市劉市長。餐后我對市長及市府文化官員說明來意，并在筆記本電腦上展示芮逸夫等人當年所攝照片。市長等人對本所這批照片呈現的云南舊時人物及老村落影像十分感興趣。劉市長是愛好攝影的人，他拿出一些自己的攝影作品，其中有幾張是佤族翁丁寨的照片；這個寨子，據稱是云南臨滄目前唯一仍完整保存草頂干欄建筑的佤族村落。劉市長自豪地說，數年前他在該地工作時發現這個偏遠的“原生態”村落，下令予以保護，因而得以成為今日的觀光景點。次日我由臨滄到耿馬。這兒是過去耿馬土司官府衙門所在。耿馬土司姓罕，傣族土司，當年該家族曾分任耿馬、孟定等地土司及頭人，至今此家族在本地仍有相當聲望。芮逸夫等曾為該家族罕中興、罕富廷等人攝影。這些照片與當年調查者所攝的其他土司照片一樣，照片中人物都是一派漢人地方士紳打扮，在穿著上絕無今日少數民族意味。在整理這些照片時，這些“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落差經常讓我深思……我看著照片，時時想著當時被攝影者（土司）在想些什么，攝影者在想些什么，凌純聲、芮逸夫等人為何要從事這些學術活動；而我，近十余年來為何要在四川、云南、內蒙等地從事田野考察，為何要從事一些幾乎是“解構”本所前輩所建立之民族知識的學術活動。二20世紀30年代，民國肇造已過了二十個年頭。盡管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已大致完成，但這個民族國家的構成主體（中華民族）的邊緣與內涵尚不明確。中華民族之中，除了構成“五族共和”的漢、滿、蒙、回、藏之外究竟還有哪些民族，這些民族之中包括哪些支系，各鄰近民族間如何以語言、文化來劃分邊界，這些都需要深入且廣泛的調查，以及用一套學問來厘清相關問題。事實上，在西方民族國家及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一套與“民族”概念相呼應的學術知識體系也與之并行發展，民族知識與民族現實相互激蕩、生成——體質學、語言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為其核心。在民族國家概念進入中國并逐漸被實踐為政治現實的過程中，這些相關學科也陸續進入中國。所以在當時，由考古與歷史研究來厘清中華民族的起源、分化，由文化、體質、語言來描述中華民族內各民族的特色，是中國學術界自覺之重大學術使命。便在如此的時代氛圍下，一個其組織架構包括上述歷史、文化、語言、體質等知識之國家級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于1928年成立于廣州。次年，中國最早在西方學習人類學的凌純聲學成返國，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并立即投身于邊疆民族考察之中。凌純聲生于1901年，江蘇武進人，1923年畢業于南京東南大學。他于1929年從法國返回國門，時中央研究院剛成立，院長蔡元培對建立在實地考察上的人類學十分重視，于是將他聘入該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芮逸夫也是江蘇人，也曾就讀于東南大學。他雖長凌純聲三歲，但他進入大學就讀的時間較晚，因此在1927年他即將畢業前，東南大學因卷入南北政爭而陷于停頓，芮先生只好離校。1929年，芮在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擔任館員。次年，剛結束東北赫哲族調查的凌純聲南返經過北京，與芮相會。他與芮談起自己所從事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芮大感興趣，于是有志于從事此學問。隨后便在凌純聲的介紹下，芮逸夫進入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擔任助理員，并先就近在北京隨趙元任學習以國際音標記音與一般語言學，以此為將來的民族調查作準備。三史語所成立的當月，1928年7月，該所與中山大學合聘之俄籍學者史祿國便率楊承志、容肇祖等前往云南作民族考察。次月，該所助理員黎光明動身往成都，預備到川康地區進行民俗考察。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西南及西部是亟待以民族學相關知識來厘清的國族邊緣。然而要在凌純聲、芮逸夫、陶云逵（體質人類學者）等人陸續進入該所后，史語所自身的人類學研究團隊才得以組成，并開始進行有計劃、具規模的民族調查。1933年，芮逸夫與凌純聲、勇士衡（負責測繪及攝影之技術員）赴湘西的鳳凰、乾城、永綏等地，進行歷時三個月的湘西苗族考察。此時他們還是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的成員。1934年，芮逸夫與凌純聲又到浙江白門、麗水、青田一帶作畬民調查。也在這一年，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并入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為該所的人類學組，于是凌、芮成為史語所人類學組成員。此時史語所受云南省政府之邀，與該省合作進行云南省內的民族調查。于是從1934年12月起，凌純聲、芮逸夫、勇士衡為一路，往大理、保山、河口、墨江、開遠、蒙自、騰沖一帶考察邊民之生活習俗與社會；陶云逵與趙志誠等為一路，往麗江、中甸、維西等地，考察重點在民族體質、語言。由于史語所人類學組學者們熟悉西南邊疆，因此1935年他們受國民政府外交部之邀參與中英滇緬南段界務會勘工作。1935年11月至1936年4月，在軍隊護衛下，芮逸夫、凌純聲與中英雙方代表一同至滇緬邊境之鎮康、孟定、耿馬、勐董、孟連、班洪、班老、南大、雙江、瀾滄、西盟等地，協助記錄與識別中緬邊界地區分布的各個民族。一件史語所收藏的文物，鮮明地顯示當年本地社會背景，以及學者們在調查行程中所冒的風險。這是一件木制令牌，上面墨筆書寫著幾個大字“云南貢山設治局令”，其下為書令內容：“為刊傳遵照辦理事，茲有中央派來調查人種陶委員，前往俅江一帶，仰沿途團保派得力妥人護送，勿得疏虞干咎為要，切切此傳。局長張玿鵬。”這是云南貢山設治局（20世紀30年代所設機構，所轄約為今日云南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發給陶云逵的“通行證”。當時這些地區之土司、土千總、土守備勢力猶存，他們仍聽命于“大朝”令箭。此外，史語所各路調查人員均有武裝士兵沿途護送。四在耿馬我參觀了當地的博物館，該館便設在過去耿馬土司的官衙里。博物館人員陪同我尋找老照片中的耿馬城東門，以及城外的街子（市集）、城郊的白塔。為了找尋與舊照片拍攝角度、距離完全相同的拍攝點，我有時需爬上山坡，爬上屋頂；然而當數字相機鏡頭中出現與舊照片完全相同的影像時，我心中激蕩不已——那表示我的腳正踩在七十余年前本所前輩站立過的土地上。次日，我雇了輛出租車一早便往孟定去，計劃由孟定沿中緬邊界一路南下到滄源，再往西盟、孟連、瀾滄，然后經普洱市回昆明。不料出發后約一小時便遇上修路，在等待期間得知滄源往西盟的路也在修路，經常堵車。所以與司機商量后，決定改變行程，將考察行程縮短在滄源到孟定之間。作此決定后，立即將車掉頭，經耿馬、賀派、勐來、勐角到班洪，再折回滄源住宿。這樣迫不得已的改變行程，反而使得此后三天收獲豐碩。因為走上這條路后才知道，芮先生等人訪問過的村寨經常離開主要道路有一段距離，要細細探訪才找得到。這一天中午我到了勐角。由于一路上熟記舊照片上的山川地形，所以看到這盆地便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在此我找到勐角壩子，以及勐角城。過去這里是一個本地街子的舉行地點，附近各族群在此買賣交換農產及生活用品。離開勐角后，我尋找老照片中的勐卡寨未著，卻途經劉市長提及的翁丁寨，但為了趕路而沒有造訪。一路到了班洪，這是過去佤族的核心地區。史語所舊照片中有一班洪王雄姿英發的照片。在班洪，我拜訪了班洪王的后人，才知道此照片中的班洪王大大有名，乃1934年班洪抗英事件中的主角。事實上，芮逸夫等人參與隨行的這一趟中緬邊界南段勘界之行，便是因當時駐緬英軍強行開采云南銀礦遭班洪王聯合各部落反擊之后，才有的外交解決行動。離開班洪已是下午四點。因次日還要由此路往孟定去，所以我們就此回頭，希望在天黑前趕回滄源縣城，也就是文獻中所稱的勐董城。當途經翁丁寨時，司機建議進去參觀一下。到了翁丁寨門口，我見這村寨與舊照片中的勐卡寨有些相似，就請司機去問問這是不是勐卡寨。當地人告訴我們，勐卡寨還在山后十公里。這真是意外的收獲。我們顧不得時間已晚，立刻往山里去，不久便找到勐卡。這個村寨完全與老照片中一樣，只是房子的草頂換成了現代材料的屋頂。許多村民圍攏來看老照片，據他們說，連各家的位置七十多年來也沒有變。這是一個傣族村寨，許多村中小孩仍依舊習俗在寺院習經文——史語所舊照片中便有一群小僧侶的照片。這時，幾個可愛的小僧侶帶我們去看寺院舊址，于是我也為他們照了張照片。這一天我們抵達滄源已是晚上八點多了。滄源縣城，也就是舊時所稱的勐董城。1936年2月參與中緬勘界的團體曾在城外扎營。芮逸夫等人在滄源拜訪了當地土司，逛了街子，攝了不少照片。我在此先尋訪舊照片中的勐董街子、勐董城，因城背后的山形勢特別，所以很容易辨識。然后我又找到本所舊照片里中緬勘界團體的扎營位置。在當地人的指點下，勐董土司的官署位置也找到了，但官署建筑已不復存在。我在滄源停留到中午十一點多才離開，原因是為了等城中的晨霧散去才好照相。南方、西南許多山間盆地中的城鎮都一樣，在某些季節每天早晨十點以前都籠罩在濃濃霧氣中。這或許便是過去讓外來漢人畏懼的所謂蠻鄉瘴癘之氣，千余年來“瘴癘”幾乎成了南方與西南邊疆的象征。凌純聲、芮逸夫在1940年所作《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中寫道，自有大量漢移民、屯軍遷于苗疆以來，“從前的蠻荒瘴鄉，今已成為人口繁殖的區域”。事實上，本地自然環境與氣象千百年來并無太大變化。此時正在改變的是人們對邊疆之人、地、景、物的看法——凌、芮兩先生正不知不覺地投入并貢獻于此變化之中。下午兩點多，我重回前一天走過的路，經過勐角，到了控角。司機老吳告訴我，控角可能就是我手上舊照片中的“昆角”。我們在路邊問了幾個人，終于弄清楚路邊的控角是新寨，而史語所舊照片中的“昆角”是老寨子。我們依指示前行并轉入一條山間小路，路愈走愈窄，在山中繞了二十多分鐘后終于來到一個寨子。走上寨子較高的地方，我對著老照片，依著山勢調整自己站立的位置，攝了張照片。在這里我也探訪了照片中昆角頭人的后代。離開昆角后，不久我們來到南臘鄉的甘勐。勘界的團隊曾在這兒扎營，隨行的史語所人類學組前輩在此訪問村寨，照了一些照片。因為舊路在上方，目前為叢林所遮蓋，所以我不容易到相同的位置照下他們當年的扎營地點。然而我卻發現當年芮逸夫曾走到一個山坡上，向兩邊各攝取一張山景照片；我也在同一位置照了兩張照片。離開甘勐后，我沿著南丁河谷進入孟定。次日早晨，在本地政府文史單位人員協助下，我在城中探訪孟定土司府、孟定測候所、孟定街子等史語所舊照片所見的建筑景物。史語所人類學組前輩們對于云南各地的街子特別感興趣，在每個地方他們都拍攝人們“趕街”（到街子上做買賣）的照片，在孟定也不例外。我在孟定的這一天正遇上“趕街”的日子，所以我攝下照片。然后，我們出城尋找永相寨，中緬邊界探勘考察團曾在此駐扎。幾經打聽才得知這村寨現在稱允相村，離孟定不遠。我在允相村拍照，同樣因為早晨霧氣重，照相效果不好。原先我找不到芮逸夫等人在此拍照的確實地點，正要離去時，縣府人員建議我去看看本村有名的一對“龍眼睛”。于是我們隨領路的老人們走到村子的一角，去看“龍眼睛”——路邊的兩塊大石。站定后往周遭一望，我發現這兒便是史語所考察人員72年前拍攝村寨照片的地點之一。有趣的是，在來的路上村上老人對我們說，以前人們說這是一只“龍眼睛”、一只“龍角”，現在不知為何大家都說是一對龍眼睛。我們仔細研究了史語所老照片，原來右手邊的石頭過去是尖的一端朝上，不知何時被翻轉過來，尖端朝下埋入土中，而較寬平的一頭朝上，可能因此“龍角”成了另一只“龍眼睛”。可惜的是為了模擬舊照片的取景角度，我所攝照片中右邊的“龍眼睛”石頭為屋瓦所遮蔽。離開允相村之后，我們往南丁河邊去，希望找到當年中英大批人馬渡河的嘎勒渡口。可惜的是時間不多而河岸又長，無法細細打探。這幾天我走的方向，與當年芮逸夫他們走的方向相反。他們先到鎮康，渡過南丁河到孟定，而后到耿馬停留數日；然后再回孟定，由孟定經甘勐、班洪、南大（在今緬甸境內）等地到勐董城（滄源）。由于已托人買了下午由耿馬到臨滄的車票，只好離開孟定回耿馬。25日，我由臨滄飛抵昆明，結束了這一趟考察之行。五凌純聲、芮逸夫等人在1936年4月結束中緬勘界考察之行后，返回南京。1937年抗戰軍興，這年秋天史語所先遷至湖南長沙，第二年春又遷昆明城內，9月再遷到昆明北郊的龍泉鎮棕皮營村、龍頭村等地，在這兒暫時棲身。兩年后，1940年秋，又因戰火逼近，史語所遷于川南的李莊。此一時期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調查工作并未中斷。1939年至1940年間，芮逸夫又到貴州大定、花溪、青巖、貴陽、貴定、安順、鎮寧等地進行貴州苗族調查。在李莊時期，1941年芮逸夫、凌純聲至川西馬爾康、汶川、懋功（小金）、松潘、康定等地作“西番”與羌族考察。參與這次考察的還有中央博物院的馬長壽。后來，馬長壽專注于康藏研究，在此方面成果豐碩，而凌、芮只是攝些照片，搜集文書、文物，并未進行深入的人類學田野考察。的確，由1934年受云南省政府之邀的民族考察到1941年的川康考察，這八年中凌純聲、芮逸夫等人只在各地作走馬看花式的探訪，而未在一地區或一村落中進行長期深入的人類學“蹲點”研究。這應是由于當時史語所與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導者傅斯年等人主要關懷的是整體中國民族問題，而非人類學專業學術之建立。1939年，為了避日本侵華戰火，傅斯年率史語所遷駐于昆明，此時他對吳文藻、費孝通在云南進行的邊疆民族研究十分反感。他在給朱家驊、杭立武的信中稱：“此地漢人其祖先為純粹漢人者本居少數，今日漢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數，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漢族之最偉大處所在。”他眼看周邊云南人都自稱漢人，因而認為實無必要對他們的民族歸屬追根究底。他接著寫道：“概此等同化之人，本諱言其淵源，今言之不已，輕則使人生氣，重則使之有分離漢人之意識，此何為者哉！”因此他主張在此民族存亡之際，大家應堅持“中華民族是一個”。在另一封致朱家驊的信中，傅斯年又稱：“夫學問不應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種無聊之學問，其想影響及于政治，自當在取締之列。”他所稱的“無聊學問”指的自然便是當時吳文藻、費孝通等人所從事的人類學、民族學，特別是基于此的少數民族識別與分類之學。吳文藻時為云南大學教授，其薪水來自于中英庚子賠款董事會。朱家驊、杭立武分別為該董事會之董事長及總干事，因此傅斯年寫此信之動機不言而喻；如傅樂成（傅斯年之侄）在一篇文章中所言，是欲將吳文藻調離云南大學，以禁止吳與其弟子費孝通所從事的邊疆民族研究。然而，傅斯年從未干涉史語所人類學組學者們的邊疆民族研究，只是在史語所中似乎有一共識：廣泛搜集邊疆民族資料，遠比在一小區域、小人群中作深入研究更為重要。無論如何，史語所在1942年由昆明遷于川南李莊，就在當年歲末，芮逸夫與胡慶鈞動身到川南的敘永進行五個多月的苗族考察。這是在凌純聲、芮逸夫1933年湘西苗族考察之后，史語所早期人類學者所進行的另一次為期較長的人類學田野考察。六云南臨滄之行，事實上是我2007年冬探踏史語所人類學組前輩足跡的最后一段行程。在此前一個多星期，我已造訪了昆明龍頭村、四川李莊等史語所抗戰時期舊址。探訪川南敘永，便在我離開李莊板粟坳史語所舊址之后。那一日清晨，我在宜賓坐上長途汽車往敘永去。敘永，這是一個近年來我極熟悉的地名，為了出版芮逸夫的《川南苗族調查日志1942-43》，我一遍一遍地辨識其手稿字跡，考證其中一些詞匯。此時，一路上我望著車窗外的農田、房屋、景物，努力想象七十余年前學術前輩們的見聞經歷。然而一開始，我的敘永之行便不太順利。首先當我在車上瀏覽窗外及沉思時，手機被坐在我旁邊的年輕人扒走。到了敘永后，可聯系的人都找不到；由于我的手機沒了，他們也聯系不到我。折騰三個小時后，我終于找到了敘永民族宗教委員會辦公室。我拿出芮逸夫的田野日志稿本，向本地人請教其中一些我不明白的詞匯，大多不得要領。我決定第二天到鄉間走走，希望能找到芮先生曾造訪的苗族村寨馬家屯。晚上，我整理帶來的舊照片時才知道，芮逸夫所拍攝的馬家屯照片我只帶了兩張，這事也讓我頗為沮喪。第二天，壞運氣還沒完，一早便下著雨。根據我的經驗，這樣的天氣山路狀況很差。然而我雇的車還是來了，同來的是陪我下鄉的民宗委辦公室的侯開珍女士，她是本地苗族。車在泥濘不堪的狹窄山路上繞行約一小時，抵達山間的馬家屯。這是一個散居村落，農舍散布在廣大的低丘淺山之間。這樣的聚落，這樣的天氣，真不知該如何進行探訪。侯女士找來幾位附近村民，展示我帶來的老照片，但他們都認不出照片中的景物，也沒聽過從前有“中央”的人來過這里。就在我們不知該如何繼續考察時，一位村民說當地有一位老人很有學問，剛去世幾年，他兒子或許從他那聽過一些事。看看他所指的農舍還不太遠，所以我們就試試這個不算是線索的線索。在雨中走過一段崎嶇山道，我們找到那戶人家。主人聽得我來自史語所之后，顯得十分激動。他說，他父親古元生，生前最愛提及的往事便是曾經跟隨芮逸夫先生學習。“古元生”這名字，便是一再出現在芮逸夫田野日志中的一位本地苗族青年。1943年3月6日至4月14日，芮逸夫在馬家屯作考察，古元生為他提供本地文化習俗信息，同時古元生也跟芮先生學苗文（一種新創的拼音文字）及珠算。古元生的兒子還告訴我們，芮逸夫當年就住在他家老房子里，那老房子現在還在。于是我們在古家人的帶領下，又走上一段山路，來到古家的老房子前。我站在房前空地上往四周望，還來不及與前來打招呼的主人握手寒暄，便驚然發現我手上那兩張照片便是在我所站立的同一地點拍攝的。一張是往右邊拍攝，芮逸夫拍的是一位在田中工作的男人，背景是較高大的層疊山巒；另一張往左邊拍攝，影像中有一位背著背兜的苗族婦女，旁邊還有一小女孩，背景中有一尖山。兩張舊照片中的景象都在我面前。甚至舊照片中五十四年前田邊的護墻砌石，石頭的大小形狀都與今日所見相同。這真是神奇的經歷。1943年3月3日，芮逸夫出敘永南門，花了兩個半小時走到馬家屯，拜訪當地保長、耆老，安排往后的工作與食宿，然后又走返敘永城。三天后，芮正式到馬家屯進行田野考察，在當天的工作日志中他寫道：九時取銀行款后，即補購各種食物及應用物品，并赴郵局寄信件，訪廖郵局長。返寓后，張利光偕張占云來，俟余午餐后即為余背行李出城，時已十二時許。二時許到馬家屯黃副保長家，休息約半小時即至古明山家，看完房間后，二張辭去。余即各付廿元，背力初不肯受，最后始接受而去。即以百元交黃副保長代購米、雞蛋、菠菜等，五時許諸事就緒，此次工作地點遂完矣。晚餐后，主人苗人古明山年五十許，痛咳帶血，蓋肺癆也，余住其屋實不相宜，但吾工作關系又非如此不可，亦無可奈何也，只有小心少與接談耳。什么樣的工作讓芮逸夫甘冒各種危難風險，花費許多心力，“非如此不可”地來此偏遠鄉村？住在肺病患者家中，只是芮在田野考察中所經歷的一個小小險困。此時川南鄉間到處都有土匪、鄉團、士兵，不同派系的士兵，而兵與匪之間又沒有多大差別。在敘永，芮逸夫曾以其“中央”來員身份挺身維護受軍人欺侮的百姓，也曾介入調停地方軍系、鄉團間的糾紛，這些都讓他常冒著丟命的危險。雖然今日在西南地區進行田野考察比起七十年前便利、安全得多，但我也經常自問，多年來奔走于岷江與大渡河河谷，住在羌寨藏房之中，我所從事的又是什么樣的學術工作？又有何“非如此不可”的理由？1943年5月18日，芮逸夫結束其川南敘永苗族考察，在瀘州藍田壩等船返回李莊。他在當天日志中寫道：“六時半起，七時半與王至街上吃面，蓋今日乃余之四十五生日也。”離開馬家屯的當天下午，我便從敘永搭車經瀘州回成都，一路堵車，足足花了八個小時才在凌晨一點抵達住處。七凌純聲于1929年在東北從事田野考察后寫成《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這應是第一本中國人類學著作。芮逸夫、凌純聲于1934年到湘西考察，后來他們合著《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芮逸夫在1942年、1943年所進行的敘永考察，留下《川南鴉鵲苗的婚喪禮俗·資料之部》一書；稱為“資料之部”，顯示芮逸夫在此有未竟之志。值得注意的是，由1934年到1941年，芮逸夫、凌純聲兩人在南方與西南邊疆到處奔走，他們調查的族群，以當時所使用的族群名稱來說，包括畬人、民家、擺夷、么些、猓黑、卡佤、阿佤、佧喇、戶漢、古宗、樸喇、儂人等三十余種。然而除了攝得大量照片以及搜集許多少數民族文書、文物之外，他們并未留下任何可稱為“人類學著作”的田野日記、雜記、報告。這段時間，他們所從事的究竟是什么樣的民族學、人類學工作？后來在1941年至1946年間，芮逸夫發表了一系列有關西南民族與中華國族的文章——《西南少數民族蟲獸偏旁命名考略》、《中華國族解》、《西南民族的語言問題》、《中華國族的支派及其分布》、《再論中華國族的支派及其分布》。這些著述，乍看來雖與“人類學”或“民族學”無關，但卻表現他多年來從事民族調查與研究的一種最終關懷——探索、建構中華民族之內涵，并刻畫其邊緣。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在20世紀30至40年代芮逸夫與凌純聲等人在湖南、云南、貴州、四川所從事的民族考察的意義：舊帝國時期西南之非漢族群是被轄制于帝國邊疆或被排除在外的“異族”，而經近代國族邊緣再造，他們成為中國國族內的民族成員。凌純聲、芮逸夫等人以及他們所從事的學術事業，都是近代國族邊緣再造的一部分；他們的工作與論述，成為后來中國民族科學化分類、識別的先聲。舊帝國時期的“四裔”邊疆是模糊的。然而在近代國族主義之概念下，以及在帝國主義國家全球資源爭奪下，由舊帝國蛻變而來的國族國家必須有明確的邊界；它既是國家資源邊界，也是共享此資源的國族之邊界。史語所人類學者們參與的中英滇緬邊界南段勘界之行，以及當年英、法等國對中國南方邊疆的探勘與入侵掠奪，都反映著那個國族主義時代的現實。另外，1940年史語所人類學組學者曾受國民政府行政院之委托，訂定《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由當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施行。這是通過學術研究、考訂，將所有歷史上對西南各非漢族群帶有污辱性的稱謂改正過來，如將猺、獞、猓玀等帶“犬”字邊的族名，更正為帶“人”字偏旁的傜、僮與倮羅。雖然此與20世紀50至60年代所識別、命名的少數民族族稱有些差別，但我們從華夏邊緣的長期歷史變化來看，這的確有劃時代的象征意義——過去在舊帝國之下受歧視的、被視為非人的邊緣“蠻夷”，被轉化為國族內具有國民人格之“少數民族”。這個《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主要出于芮逸夫之手，但貢獻于此時代變化的當然不只是芮逸夫或史語所其他人類學者，而是那一時代所有從事邊疆民族與歷史研究的學者，以及與他們互動的邊疆民眾與知識分子。今之人類學者或責怪芮逸夫、凌純聲等人不嫻熟于西方人類學理論知識，這不但是對西方人類學方法理論缺乏反思，也對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國族建構之歷史與人類生態意義缺乏認識。在那國族主義盛行的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使命之一便是建立一個知識體系，由歷史、文化、體質、語言等方面來說明中華民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并說明他們間的一體關系，民族學、語言學、體質學等便為建立此知識體系的工具。當年芮逸夫在川南敘永一方面從事少數民族之語言、文化考察，一方面經常受邀至地方政府、學校作“中華民族之意義”及“種族平等之意義”這一類主題之演講。有一天早晨，芮逸夫讀了《國民政治教本》之后，又讀查爾斯·韋格利（y）所著《一個危地馬拉村莊的經濟學》（　a　ge）。這些行動，都顯示在那時代民族學、人類學知識與國族建構并行不悖。至于這些作為的歷史與人類生態意義，我們由訂定《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這一舉動便知，至少相對于將夷戎蠻狄鄙視為“異類”的華夏認同來說，近代中國國族建構及相關的華夏邊緣再造是有其正面意義的。一位曾短暫服務于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黎光明，其事跡更可以說明此國族邊緣再造工程不只是在學術、民族層面，更在于政治、社會層面。1929年黎光明在黃埔軍校畢業生王元輝的伴隨下，到川西岷江上游考察羌、藏（當時稱西番）民俗。考察結束后不久他便離開史語所，投身于教育與軍政事業。1946年，王元輝受命整頓川康地區軍政、民政，黎光明也因此擔任靖化（今四川甘孜州的金川縣）縣長，兩人在此的主要任務是掃煙除惡。黎光明到任未久，便設宴伏殺當地掌控鴉片買賣的袍哥頭領杜某。以當時邊區局勢來說，黎此舉幾乎是有意以身殉道。當日袍哥黨羽便攻入縣府，黎遭殺害并受曝尸之辱。由人類生態下之歷史變化來說，黎光明與王元輝在上世紀20年代的川西民俗考察之行，及40年代他們在同一地區的軍政活動，與凌純聲、芮逸夫等人的邊疆學術事業一樣，都是近代中國國族邊緣再造的一部分——他們所為皆是將因生存資源匱乏而處處充斥著模糊、混亂與暴力的邊疆，納入政治、社會與學術的秩序與規范之中。歷史變遷的微觀過程——謹以此文紀念湘西石啟貴先生在這樣一個歷史與社會變遷的邊緣時空之中，人們面臨多種選擇、多種社會力量的牽引。此如同一個人站在十字路口彷徨四顧，我們可以觀察其言行所流露的情感、意圖及其抉擇，我們因此能體認歷史如何從過去走來，以及如何朝未來變遷。一1933年6月的一天，湘西鳳凰縣的鴨保寨突然熱鬧起來。寨民們早在幾天前便接獲縣府指示，忙著殺雞宰羊，準備各項節目以饗貴客。近午時，鞭炮鑼鼓響起，一行十余頂的軟轎、滑竿，以及騎馬者、步行者，魚貫進入寨門。來客中有陸軍新編三十四師的師部參謀、獨立旅副旅長，有三十四師屯政處副處長、科長，以及鳳凰縣府秘書等軍政人員十余人，以及他們帶來的文武隨從。更讓寨民們感到稀奇的是主客，三位來自中央的官員，據說是來自中央研究院的凌先生、芮先生與勇先生。二在當時，邊疆民族考察是十分緊要且急迫的事。其緣由須從19世紀末殖民帝國主義國家在全球加強資源爭奪說起。當時支持帝國主義全球擴張的理論基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nism）與民族國家（）概念。社會達爾文主義將生物學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法則運用到人類社會演化中。民族（或國族）被視為一個個的生物體，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認為有掌握運用全球資源的權力。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列強爭奪與瓜分中國及其周邊地區資源的情況下，清末民初中國知識分子逐漸從只求船堅炮利的自強運動中有了覺醒，感慨外人有“民族”能團結對外，而中國則無。于是，晚清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呼吁并以行動籌建自己的民族國家。由于歷史上漢與非漢在血緣、文化與歷史記憶上有許多交匯，清朝版圖又及于蒙、回、藏與西南邊疆，因此在全球各國爭奪土地與自然資源的背景下，此國家內的“民族”包括清帝國治下所有的漢與非漢人群逐漸成為當時許多中國政學界領袖們的共識。到了20世紀30年代，民國肇造后已過了二十個年頭，盡管中華民國的政治架構已大致完成，但這個民族國家的構成主體（中華民族）的邊緣與內涵尚不明確。中華民族之中，除了構成“五族共和”的漢、滿、蒙、回、藏之外，究竟還有哪些民族？這些民族之中包括哪些支系？鄰近民族間的語言、文化邊界究竟在何處？這些都需要深入且廣泛的調查，以及用一套學問來厘清相關問題。事實上，當時西方世界已有一整套支持民族國家的學術知識體系——體質學、語言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為其核心。在民族國家概念進入中國并被實踐為政治現實的過程中，這些與之相呼應的學科也陸續進入中國。因而此時，由考古與歷史研究中探索“中國民族成立發展之跡”、“歷史上曾活動于中國境內者幾何族”（梁啟超之語），由文化、體質、語言等方面來描述中華民族內各民族的特色，是當時中國學術界刻不容緩之任務。便在如此的時代氛圍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個其組織架構包括上述歷史、文化、語言、體質等知識之國家級研究機構，于1928年成立于廣州。次年，中國最早在西方學習人類學的凌純聲先生學成返國，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并立即投身于邊疆民族考察之中。1930年，自學人類學、語言學的芮逸夫也進入中央研究院，成為凌的研究伙伴。一張攝于1930年的照片，影像顯示凌純聲先生正在為一位赫哲族婦女量身高，其他十來位赫哲族婦女面對鏡頭正襟危坐，凌先生的西式呢帽、手杖置于一旁。照片中的人體測量，人物的動（凌純聲）與靜（赫哲族婦女），凌先生的西方留學背景，都鮮明地表現了當時邊疆人群被調查、測量而成為少數民族的過程。當時情況最復雜的是西南與南方邊疆。這兒的湘、桂、黔、云等地有廣大的被泛稱為“苗”的人群，然而其中顯然包括許多語言、文化有異的人群；在部分地區又因為漢化效應，所謂的“苗”看來與漢人并無區別。因此，究竟哪些是苗族哪些是其他民族（包括漢族）亟待厘清。甚至于，是否要在南方與西南識別各個非漢民族，或者便鼓勵漢化在此持續下去，無須在此區別苗或其他民族，這些當時都在爭議之中。凌純聲、芮逸夫等人，便是在此情境下到湘西進行有關民族文化的田野考察。三1933年5月1日，凌、芮兩位先生與負責攝影、測繪的技術員勇士衡由南京出發，溯江而上至武漢，經長沙、瀘溪等地而抵湘西。他們在鳳凰、乾城、永綏進行苗族社會文化調查，于當年8月1日返回南京。算來他們實際在鳳凰等地的時間約五十日。他們的工作安排得十分緊湊，幾個人分工進行。凌純聲負責調查地理環境、生活習俗、鼓舞等，芮逸夫負責搜集歌謠、故事及語言材料，勇士衡負責照相、攝制影片及繪圖。此外，他們得到許多本地人士的幫忙。特別是吳文祥、吳良佐、石啟貴等人，一直陪同凌、芮進行田野考察，隨時提供自己所知。在這段時間內，他們考察了鳳凰縣的總兵營、新寨、鴨保寨，永綏縣的大龍洞、高巖河，以及乾城縣的大新寨等地。他們所到之地皆得到地方政府、軍方的接待與協助。在地方人士的安排帶領下，他們觀察村寨環境與聚落，人們的生活習俗，并觀看各種文化活動。山間道路難行且匪患多，他們又攜帶了不少攝影、照相及測量器材，因此沿途除了有石啟貴等人全程伴隨外，還有當地政府及軍方人員的陪同保護。由他們所攝照片及中研院所保存的公文書來看，凌與芮等人在此地經常乘轎及滑竿，加上陪同的本地士紳、軍人及地方政要，一行人所到之處頗引起騷動，他們的舉止行為也十分受矚目。如有幾張照片主題為打秋千，影像內容為幾個苗族男女在竹制的大秋千架上擺蕩，許多民眾站在一旁圍觀。然而照片里這些民眾的眼光大多并非放在蕩秋千者身上，而是聚焦在攝影者身上——顯然讓他們聚集圍觀的是這些外來者及其先進攝影器材。雖然凌、芮與勇士衡在田野拍照、攝制影片是為了學術用途，然而他們如此的行動，不知不覺中強化了核心（南京）與邊緣（邊疆）間科學進步與守舊落伍的區分。四凌、芮在苗疆接觸許多當地知識分子，他們有關“苗族社會文化探索”的言談、活動深受后者關注。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在凌、芮考察結束后，曾有湘西地方士紳去函國民政府的蒙藏委員會，控告凌、芮等人“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為談笑之資、娛樂之具、謀利之用也”，并控以三大罪狀：“勒逼苗民殺牛祀神”、“逼索良家婦女打花鼓，肆淫樂，不從者鞭撻之后，罰款隨之”、“勒派夫役，供彼驅策”。控告凌、芮之函由“湖南苗族代表彭天放”領頭署名，同時在此函上署名的還有“浙江獠族、廣東黎族、云南苗族、廣西猺族、四川蠻族、貴州苗族”等代表各一人。當時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告以此事，并將彭天放等人的控訴信附上，請該院“存察”。蔡元培在復函中，附上凌純聲等人對此事的答辯書。凌、芮對這些指控都有所解說，如稱寨民打花鼓表演，為綏靖處、陸軍三十四師屯政處、乾城縣政府等單位安排，他們只是受邀參觀而已，并在表演后皆給予當地人酬賞。沿途交通所雇轎，皆付錢請當地轎行安排。除了否認指控數點外，并稱由鳳凰出發陪同他們前往各地的，有陸軍新編三十四師師部參謀、獨立旅副旅長、屯政處副處長、科長與鳳凰縣府秘書等，以此說明他們不可能勒逼、鞭撻百姓。由苗疆士紳對人類學者的指控可見，當時最有爭議的民俗活動是婦女打花鼓。其控訴信中曰：“打花鼓乃苗鄉至卑至賤之婦女所為。”在凌、芮所撰報告中，也有段文字稱：“苗中稍受教育所謂有識之士，談及他們的鼓舞，常引為奇恥大辱，以為是暴露他們野蠻的特征。”苗中有識之士，應指的便是這些曾指控他們的地方士紳。為了找尋“苗民”的文化特色，凌與芮深入鄉間訪問偏遠村落，并盡量在這些地方找尋“非漢的”民俗文化。然而在當時已相當漢化的湘西本地士紳看來，這些“非漢的”本土民俗代表著落伍、粗鄙，因此他們十分不滿中研院學者們為這些地方民俗活動攝影的行為。除了以上所言之外，苗疆士紳對凌、芮的民間文化考察的反感還有其他原因。由控訴信中“苗民數千萬既呻吟于貪官污吏鐵蹄之下，復悱惻于輕薄委員玩弄之中”之語，我們或能體會“苗疆”地方士紳對凌等來自“中央”之委員，在地方軍政官員陪同下至各村寨觀看“民間習俗”的心理反應。此種考察模式——中央來員由地方官員陪同至各村寨觀看土著歌舞習俗，然后予以酬賞——在當時，甚至更早以來，是一些重復發生的場景。如明代官員鄧云霄，在其《游九疑山記》一文中稱，他訪九疑山之時，“各源猺洞長率厥丈夫、婦女百余人伏謁道傍”，而后吹笙、擊鼓舞歌，離去時他則循前人舊例分別賞賜諸猺男女。凌純聲等一行人到苗鄉采訪，浩浩蕩蕩地由本地軍政官員陪同，這樣的場景在當時已有民族概念與苗族認同的湘西知識分子來說，自然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痛。這個控訴文件還透露其他信息。“蒙藏委員會”為國族主義下國民政府國家組織的一個機構。這個政治機構，與“五族共和”的國族結構相呼應；在理想上，以蒙、藏為主的各少數民族，藉此機構參與及發聲于民族國家中。然而在此訴愿書里，苗族代表要結合南方各省的獠族、黎族、猺族、蠻族代表來發聲，也可見此時南方各非漢民族的聲音（政治地位）十分微弱。部分代表們以獠族、猺族、蠻族這些頗帶侮辱意味的族名來自稱，也顯示這時南方仍在“少數民族化”尚未完成之變化過程中。在控訴函里，苗族代表視本地鄉間宗教習俗為迷信、落伍，稱“只有卑賤者為之”。這樣的態度，多少亦受國族主義下一切求新的科學、革命精神影響。在那力爭民族之生存與繁榮的時代，“傳統文化”有雙重且彼此矛盾的意義：它可作為民族的“共同過去”以證明其存在并凝聚其成員，然而為了生存于民族間或民族國家間的激烈競爭，在當時一切求新、求變之革命精神中，“傳統文化”又成為應被革除的“過去”。五另一個凌與芮似乎并未注意的社會背景便是，那控訴信中所言的苗民“呻吟于貪官污吏鐵蹄之下”。湖南南部、西部，至少由東漢以來便成為一特殊之“華夏邊緣”——由于近在帝力所及之域，以及資源匱乏，本地村寨居民自古以來便為帝國郡縣之賦稅所苦。漢歷史文獻與本地社會記憶中，皆可見著許多此一現實本相下的表征、表相。如流傳于苗、瑤、畬族中之盤瓠與帝女成婚的故事，訴說本地人為何應免賦稅；如史籍中的“白虎復夷”、“莫傜”等族號及相關故事，亦說明本地人為何可免于賦役；瑤族文獻《過山榜》的主要內容，也是借著虛構的皇帝敕令來宣稱本地人可免受賦役迫害。不但如此，中國史籍中常見有本地人“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之類的記載——此顯示不斷發生的歷史事件，所謂邑落相聚為亂，也是此種人類生態下的一種表征。清代以來，為了防止因抵抗賦稅而生地方變亂，清政府在湘西實施軍屯制度，在地方征地、征屯租以養兵。到了民國時期，此屯防制度不但沒有被取消，更在混亂政局中成為地方官府、軍閥斂財及擴張勢力的工具。各縣及鄉間負責征收屯租的大小官吏，更從中巧立名目，以剝削屯田佃戶。1933年至1935年，永綏、鳳凰等地連遭自然災害，人民無糧可繳屯租，但負責征繳屯租者又以殘酷手段催逼不已。1933年凌純聲與芮逸夫在湘西考察之時，正是人民要求抗屯租、廢屯田的“湘西革屯運動”醞釀的時候。為凌、芮安排考察活動并派員陪同的新編三十四師師長陳榘珍，正是掌握湘西屯務的地方“土皇帝”，其屯政處在湘西地方上惡名昭著。在凌、芮離開后不久，1936年抗屯租的地方串聯及請愿正式展開，1937年發展為全面武裝革屯。革屯運動的核心地區，就是凌、芮進行田野考察的永綏、乾城、鳳凰。凌、芮后來根據此考察成果撰成《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在序言中提及對他們幫忙最多而他們第一個要感謝的陳榘珍師長，也就是參與革屯運動者最初要打倒的對象。1936年至1938年之湘西革屯運動，可說是長程歷史中一個特殊“華夏邊緣”的近代延續與變遷。延續的是長程歷史上本地對官府賦役租稅的抵抗，變遷的則是，率領此運動的地方領袖們一開始便巧妙地以“國族、國家人民一律平等”為訴求。不久，七七事變發生，他們更將革屯武裝部隊改稱為“革屯抗日軍”。此皆顯示，此時“苗疆”領袖人物頗能利用新的國家民族認同架構及民族知識，來為“邊緣性”的本地人群進行新的反抗與訴求。六并非所有的湘西苗疆知識分子都反對凌與芮的苗族文化考察。相反，凌與芮在湘西得到不少地方人士的幫忙，如畢業于本地師范學校的青年教師吳文祥、吳良佐以及曾在武漢讀過大學的石啟貴。他們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石啟貴。當時在湘西、川南，許多受過新式教育的苗族知識分子都在地方上組織各種文化、經濟、教育改革委員會。凌、芮在湘西最得力的協助者石啟貴，原來也是這樣的地方知識分子。在大學畢業后，他變賣家產到各大城市游歷了半年，購了些織襪機、紡紗機、照相機及新品種的水稻種子等返回故鄉。在家鄉乾城，他投身教育及農業改革等多項新事業，并組織“乾城苗民文化經濟改進委員會”。他參與凌、芮的文化考察工作時年約三十四歲，顯然他深受這些人類學者的影響，并不以本地非漢民俗為恥。1933年8月凌、芮結束在湘西的考察后，他們請中央研究院任命石啟貴為“補充調查員”，繼續在湘西搜集民間文化資料，并應允事成后替他在中央研究院安排一職。從此石啟貴將大部分心力都放在苗族文化、語言資料的搜集上。1934年至1936年，石啟貴在地方上采訪并記錄了大量民俗資料，并將所得提供給凌、芮。此時由于天災、人禍，湘西匪患嚴重，石啟貴的田野考察更為艱難、危險。石啟貴如此涉險考察，其動機并不完全是為凌純聲等人搜集資料，而是為了從文化上證明“苗族”的存在。的確，當時“苗族”是個其內涵與邊緣都不清楚的民族范疇。甚至有人認為“苗”是漢人對南方土著的辱稱，因此國民政府一度順從民意以“特種部族”稱之，后來又改稱為“土著民族”。1936年，石啟貴擔任湖南省政府參議，從此他投身于政治，希望由此途徑讓“土著民族”在民族國家中的存在得到重視。此前數年他在湘西調查所得的苗族文化材料，成為他從政治上為苗族發聲的堅實基礎。1937年國民政府籌備召開國民大會，會議代表中有蒙藏民族名額240位，南方“土著民族”無出席名額，整個南方“土著民族”各界為之嘩然。湘西各縣推石啟貴等人向國民政府轉達地方民意，希望“土著民族”能有代表出席國民大會。1940年，石啟貴根據其調查資料寫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報告書》。巧合的是，此書與凌與芮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在同一年完成，而石著在資料上比凌、芮所著之《湘西苗族調查報告》還要更豐富些。此后，石啟貴幾度上書國民政府，以此書證明湘西土著民族有其獨特文化習俗，自己曾深入考察洞悉民情，因而爭取并自薦為國民大會之湘西“土著民族”代表。1946年，國民代表大會終于決定增設“土著民族”代表十席（后來增為十七席），湖南分得一席，石啟貴終成為湖南“土著民族”之國民大會代表。《湘西土著民族考察報告書》之問世，與石啟貴以湖南“土著民族”代表身份出席國民大會，是湘西“土著民族”宣稱自身為民族國家中一成員的重要表征。這些表征之累積，逐漸突破民國創建以來“五族共和”之國族政治現實，并在稍后使得“苗族”成為中國少數民族之一。七當代史學家常以一種近代主義觀點來看待當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他們認為近代由西方擴及世界各地的工商業化、資本主義、國族主義等潮流，徹底改變世界并造成種種當代現實，包括亞、非、中南美洲等地各個當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這樣的觀點強調近代之劇烈變化，切斷近代之前與近現代間的關聯，忽視近代變遷發生時各地不同的歷史與人類生態背景。在這樣的大歷史論述中，尤其被忽略的是“人”的主動作為，如關于中國少數民族，似乎是在政治安排與學術考察、分類、識別下，許多邊疆非漢人群毫無選擇地被納入一個個少數民族范疇之中。本文前面所展示的凌純聲為一群赫哲族婦女量身高的照片，照片中那些婦女的被動、靜止，表現的正是邊疆非漢人群毫無作為地“被”外來學者調查、測量的情形。然而這只是單一照片所呈現的歷史面相。如果我們有更多資料，如果我們將目光聚焦在歷史變化發生的邊緣時間、空間，觀看在那兒人與人之間的微觀互動，我們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以上那些發生在1933年至1946年湘西苗疆的事，如另一張秋千前人群聚集的照片所示，當他們被外來者考察時，他們也在觀察外來者的行動，而稍后對此有種種反應。顯然，當年本地人并不只是被外來者考察、記錄而成為苗族，相反，他們的主動作為是讓他們成為苗族的重要關鍵。在邊緣的微觀情境中，我們可見著歷史變遷發生過程中的多元、模糊與不確定。譬如在此時空中，湘西苗民究竟要成為國族之中的“苗族”，或是與所有西南非漢族群結為一“土著民族”，仍懸而未決。甚至對許多湘西鄉間民眾來說，本家族應是知識分子所稱的“苗族”，還是祖上來自“江西吉安府”的漢人，也莫衷一是。又如，此時部分苗鄉知識分子以鄉民的非漢習俗為恥，因而指控考察本地民俗的外來學者；另一些知識分子卻努力搜集記錄本地非漢民俗，以證明苗族為一有獨特文化的民族。在這樣一個歷史與社會變遷的邊緣時空之中，人們面臨多種選擇、多種社會力量的牽引。此如同一個人站在十字路口彷徨四顧，我們可以觀察其言行所流露的情感、意圖及其抉擇，我們因此能體認歷史如何從過去走來，以及如何朝未來變遷。在社會變遷發生之邊緣時空之中觀察人們的微觀互動，又有如面對一截燒了一半的木桿，我們仔細觀察的是中間正在進行的燃燒作用；藉此我們所了解的不只是它未燃與已燃部分的截然差異，而是燃燒所進行的微妙轉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