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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嬰兒做聽力檢查，看似是件非常簡單的事，但還是有喬尼這樣的孩子被疏忽了，未能檢查出來。西弗吉尼亞州規定，所有新生兒必須接受聽力篩查，但要么沒查出來，要么過后才出現問題。一種可能是，聽力損傷和配方奶粉喂養有關：當地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低收入母親采用母乳喂養。當然，部分出于經濟原因，更多的母親希望母乳喂養，但是像德菲斯這樣捉襟見肘、麻煩不斷的母親，找不到免費的幫手全身心地照顧孩子。所以，大部分母親采用奶瓶喂養，而奶瓶喂養使嬰兒的耳朵感染率增加了70%。這些耳部感染會導致并發癥和耳聾，對喬尼這樣依靠醫療補助計劃、偶爾才能接觸到可靠醫療照顧的孩子來說，尤其令人擔心。德菲斯注意到喬尼的聽力有問題時，向兒科醫生咨詢。但是，她說，醫生沒發現異常。汽車報廢、找工作、水管凍住，德菲斯要面對的問題應接不暇，醫生又確認沒有問題，于是，直到救助兒童會（　）為喬尼安排聽力檢查，耳聾的問題才被發現。

這就是出生環境決定一切的領域。一個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擁有盡職的兒科醫生，一旦發現聽力問題，立即就會得到醫治；一個像喬尼這樣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也許直到大腦發育延遲，聽力問題才會被人注意。“貧窮的孩子本來就處于弱勢，”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兒童健康基金會主席歐文·雷德萊納（ner）說，“再加上長期得不到治療的耳部感染，語言功能發育不全的危險就會非常高，這會不可避免地增加學習障礙和學業失敗的概率。”雷德萊納博士說，要避免這樣的悲劇，所有兒童都應該接受由初級保健醫生進行的八項學習障礙篩查：視力問題、聽力缺損、未得到充分治療的哮喘、貧血、牙齒疼痛、饑餓、鉛暴露，以及行為問題。

反映童年對人長期影響的指標之一是“兒童期不良經歷”（），簡稱ACEs。它指的是童年時期經歷的各種創傷，如肢體虐待、性虐待和語言暴力，與酗酒者或吸毒者共同生活，以及因死亡或離異失去親生父親或母親。人們用一個包含十項問題的調查問卷來反映一個人的ACEs情況。絕大多數人至少經歷過一種ACE，大約12%的人經歷過四種或四種以上。第一項大型ACEs研究于1998年發表。[14]研究發現，從糖尿病到肺病，一個人的童年期不良經歷越多，患上身體疾病的風險越高，出現精神障礙的概率也越高。有四種或四種以上ACEs的人，患肝炎或黃疸的可能性上升230%，患抑郁癥的風險增加460%，自殺概率驟增1220%。從那時起，眾多研究已經確認，一個人的童年期不良經歷越多，幾十年后出現的健康問題就越多。那些經歷過四種或四種以上ACEs的人，在未成年時懷孕生子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許多，成年后酗酒、面臨經濟問題或在工作中經常缺勤的概率也很高。換句話說，改善成年人的身體和精神健康，關鍵在于減少兒童的創傷。

犯罪學家、神經科學家阿德里安·雷恩（）掃描了多名兇殺犯和其他刑事罪犯的大腦，發現了幼兒期成長的明顯差異。[15]許多謀殺犯的前額葉皮層活躍度遠低于正常水平。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前額葉皮層與沖動控制以及控制全部思維和決策過程的“執行功能”息息相關。美國和墨西哥所做的多項研究表明，貧困家庭的兒童更容易出現執行功能減退的情況，原因顯然在于他們長期生活在壓力之下，這又導致他們在學校表現欠佳，進入青春期后做出危險行為，成年后吸煙、飲酒過量，并出現自我控制障礙。

當孩子在貧窮和忽略中長大時，掌管記憶和方向感的海馬體似乎也處在危險之中。小時候承受巨大壓力的人，成年后海馬體比其他人小。與此相反，和心不在焉的母親養大的孩子相比，由關心體貼的母親撫養的兒童，海馬體的體積平均大出10%。壓力和杏仁核的結構性變化也有關系，杏仁核與海馬體相鄰，負責處理憤怒、焦慮等情感。正如波士頓兒童醫院的查爾斯·A.納爾遜三世（　A.）和瑪格麗特·A.謝里丹（　A.）撰文所言：“童年經歷的創傷和長期壓力對杏仁核及海馬體的大小和功能具有持續性的影響，導致情緒調節能力減弱，患上精神疾病（特別是焦慮癥和抑郁癥）的風險提高。”[16]

當然，早期發展并不能決定命運，我們對大腦的探究也尚在初級階段。但是，從羅馬尼亞孤兒的悲劇中，我們再次看到了早期療育的重要性。1989年底，羅馬尼亞政權動蕩，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有大量孤兒生活在條件惡劣的孤兒院。數千名兒童在這些孤兒院長大，能獲得食物和水，卻不能與人接觸。他們哭泣時，沒有人安撫，沒有人擁抱。政府倒臺后，從這些孤兒中隨機挑選的68個孩子被送到溫馨的寄養家庭，還有68個隨機選出的孩子，令人心碎地被留在孤兒院。這就是隨機對照實驗“布加勒斯特早期療育計劃”（　ct）。[17]研究人員發現，對孩子的恢復來說，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在兩歲以前離開孤兒院。兩歲前從孤兒院轉入充滿關愛的寄養家庭的孩子，可以恢復到正常兒童的水平，并且適應程度非常高。與此相對的是，兩歲之后才離開孤兒院的孩子恢復水平較低，智商停留在70分左右，不再增長。腦部掃描展示了更大的不同：兩歲后仍留在孤兒院的孩子，大腦活躍程度遠遠落后，腦灰白質體積小得多，部分大腦組織也已萎縮。

一個推論是，兒童的大腦在大約兩周歲以后就失去了可塑性，那時再補救會更加困難。另一個推論是，對孩子來說，收養家庭的父母或家庭式的寄養環境通常比孤兒院這種機構更好，無論后者的善意多么強烈。種族屠殺過后的盧旺達，在自己當家做主的環境里生活的幸存兒童，比由公共機構照顧的孩子成長得要好。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全世界仍有800萬兒童在公共機構中長大。

大部分母親都對孩子具有真正的情感依戀。[18]但也有少數母親對孩子關注很少，她們要么還年輕不太成熟，要么有藥物濫用的問題，又或者自己壓力太大太沮喪，無法緩解孩子的壓力。過去人們認為，兒童能夠克服早期遇到的困難，嬌養的孩子也可能成為害羞膽小的愛哭鬼。后來，先驅學者瑪麗·安斯沃斯（orth）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使我們對依戀有了更現代的理解。她發現，最細心的母親聽到嬰兒的第一聲哭喊，就會把他們抱起來，溫柔地安撫他們，這些孩子在1歲后哭泣的次數更少。安斯沃斯認為，母性依附創造出更自信的孩子，他們有足夠的安全感，敢于去探險，去嘗試新的事物。這個觀點和米尼在舔舐幼鼠的母鼠身上的發現不謀而合。

明尼蘇達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對早期依戀的長期影響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19]，其結果也支持安斯沃斯的結論。研究者們監測了180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對象，從他們還在媽媽肚子里的時候就開始，跨度長達30年。結果顯示，母親是否關心孩子，能否立刻抱起哭鬧的嬰兒，能否預測并馬上滿足他們的需求，對早期育兒至關重要。得到媽媽精心照料的嬰兒，與被母鼠舔舐的幼鼠一樣，適應能力更強，更加自信，在學校表現也更加出色。令人驚奇的是，通過觀察孩子在生命最初的42個月內接受的撫育水平來預測他們能否從高中畢業，準確率高達77%。“因此，到了3歲半，一個孩子會不會輟學基本上就可以預測了。”研究者們在《人的發展》（　n）一書中寫道。這些心理評估比智商更能預測一個孩子是否能夠從高中畢業。

這似乎可以理解為，擁有父母關愛的嬰兒了解自己能夠影響周圍的環境——他一哭，媽媽就會跑過來。這類孩子沒被慣壞，控制欲也不強，反而獨立自主。與此截然相反的是，得不到父母反應的嬰兒會感到無助，有些還會屈服于侵蝕他們主動性的悲觀情緒。塞麗娜曾是受試兒童，她的母親是個貧困的未成年單身媽媽，在塞麗娜出生后不久就結婚了。塞麗娜的祖父母在經濟上幫襯她的父母，他們也全身心地撫育這個女兒。研究者描述了塞麗娜以及她兒子的情況：

塞麗娜，兩歲，努力地想解決杠桿問題，她一直跟隨著母親的指導，直到她向下壓板子，把糖倒出盒子。她的母親杰西卡微笑著，用歡快的聲音說：“看哪，你把糖取出來了！你成功啦！”20年后，塞麗娜照看兩歲大的兒子達斯汀，他正費力氣要解開同樣的難題。最后，他解決了問題，露出燦爛的笑容。“對，就是這樣。真棒！”塞麗娜說，對孩子報以溫暖的微笑。

名叫埃利斯的男孩沒有從母親那里得到同樣的支持，相同的后果在下一代人身上重復：

埃利斯費力地要解決問題，當他向媽媽求助時，她卻朝天花板翻個白眼，大笑起來。當他終于成功解決問題時，他的媽媽卻說：“瞧瞧，你可真夠固執的。”20年后，埃利斯看著自己的兒子卡爾解決同樣的問題。他從孩子身邊躲開，大笑著搖頭。然后，他假裝從盒子里把糖拿起來，孩子沖過來想拿時，埃利斯又把糖扔進盒子，逗弄孩子。最后，他替卡爾解決了問題：“你沒有做到，是我把糖取出來的。你可不如我聰明。”

顯然，我們有必要幫助高風險的父母，養育出更多像塞麗娜這樣的孩子；也有必要幫助困擾重重的父母用愛和擁抱撫育孩子。很多人感到貧窮令人絕望，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某些父母無可避免地要干一份糟糕的工作，而局外人或政府又沒有辦法帶來改變。高興的是，一位名叫戴維·奧爾茲（）的學者已經表明，他們想錯了。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奧爾茲生長在俄亥俄州鐵路小鎮康尼奧特一個原本其樂融融的典型美國小鎮家庭。奧爾茲的父親在成長中歷盡艱難，隨著他逐漸沉溺于飲酒和尋歡作樂，奧爾茲也開始了動蕩的生活。戴維11歲時，父母離婚；父親搬到佛羅里達，幾乎從家庭生活中消失。母親獨自撫養他和妹妹。那時，在50年代的美國小鎮，離婚極其痛苦，令人尷尬。成長于這樣嚴酷的環境，奧爾茲感到他想要做點可以幫助他人的事。“青少年時期，我就知道自己有一種浪漫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做一點好事，”他回憶說，“這促使我選擇了國際關系專業。我有一腔壯志，渴望去非洲或印度拯救貧窮的兒童。”

奧爾茲得到獎學金，來到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國際關系。然而，這個大一新生發現，課程大多關于超級大國的神話、核戰略，他開始擔心自己的國際視野焦點放在了不該寄托的對象身上。他修了心理學課程，在瑪麗·安斯沃斯門下學習。培養有自信的孩子似乎比全球安全研究更緊迫，也與幫助他人更加相關。奧爾茲將他的專業換成了發展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