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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主要分敘事性散文，抒情散文和哲理散文。

殷商時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記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諸侯國的史官進一步以樸素的語言、簡潔的文字記錄列國間的史實，如《春秋》。隨著時代的需求，產生了描述現實的歷史文學，有了《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著作。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萬字，記載了春秋240年間列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和言論以及天道、鬼神、災祥、占卜之事。這部書敘事富于戲劇性，情節緊湊，戰事描寫尤為出色，語言精煉，富于形象。

《國語》是國別史，分別記載了周王朝及諸侯各國（BC990——BC353）之事，記言多于記事，所記大多為當時較有遠見的開明貴族的話。

《戰國策》作者不可考，現版本為西漢劉向輯成。同《國語》一樣，也是分國記事，記載了西、東周及秦、齊、楚、趙等諸國之事，內容是謀臣策士的種種活動及辭說。《戰國策》文章的特點是長于說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極為生動。

先秦歷史散文為中國的歷史文學奠定了基礎，對后世歷史家和古文家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春秋戰國之交是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各種學術流派紛紛著書立說，爭論不休，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代表不同階級或階層的思想家的著作，促進了說理散文的發展。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記載他們言論的書流傳到現在的有《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

《論語》和《孟子》是儒家詮釋“仁”的著作。《論語》是記錄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簡短的談話和問答。《孟子》是記載孟軻言論的。孟軻長于辯論，因此書中語言明快，富于鼓動性。

《墨子》代表墨翟“喜愛”的主張，語言樸素，說理明確，邏輯性很強，《兼愛》、《非攻》等篇極有代表性。

《莊子》代表道家莊周“無為而治”的主張。莊子散文在諸子中獨具魅力。這表現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銳的觀察力，善用民間寓言，長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學趣味。

《韓非子》代表法家“因時制宜”的主張。韓非散文結構嚴謹，鋒芒銳利，說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況的學說，現有32篇，多長篇。荀子散文特點：論點明確、層次清楚、句法整練、詞匯豐富。

《呂氏春秋》是秦丞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創作。它包括八覽、六論、十二紀，兼有儒、道、墨、法、農諸家學說。書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時代的文獻和佚事。它是一種系統化的、集合許多單篇的說理文，層層深入，最見條理。和諸子散文一樣，它往往以寓言故事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諸子的說理散文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對后世散文的發展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

漢初，政論散文有所發展。賈誼（西元前200——前168）是西漢初年杰出的文學家，他的文章《過秦論》總結了秦代滅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農民起義的教訓，發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語言富于形象性。

除賈誼外，漢初還有不少散文家，他們的文章大多或論秦之得失，或針對時弊，提出自己的主張，其中以晁錯和鄒陽成就較高。晁錯以主張募民備塞的《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兩篇散文最為著名。

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建王朝迫切需求總結古代文化，給予大一統的統治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司馬遷的《史記》應運而生。它的出現將先秦歷史散文又大大向前發展了一步。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歷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漢書》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漢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賦”。賦的名稱始于戰國趙人荀卿的《賦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體制。講究文采、韻節，兼具詩歌和散文的雙重性質。接近散文的稱“文賦”，接近于駢文的稱“駢賦”。漢初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司馬相如（前118--前179）的《子虛》、《上林》，西漢末年楊雄（公元前53--18）的《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河東賦》，班固的《兩都賦》，東漢張衡（78——139）的《二京賦》，都是漢賦的名篇。

魏晉南北朝時期，駢文盛行，散文衰落。但在酈道元的《水經注》和楊衡之的《洛陽伽藍記》等學術著作中仍有一些質樸的敘事、抒情、寫景的優美文字。

唐朝韓愈大力反對浮華的駢儷文，提倡作古文，一時從者甚眾，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創作業績大增，影響更大，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文學史上稱其為古文運動。以韓柳為首的古文運動的勝利，樹立了一種擺脫陳言俗套，自由抒寫的新文風，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敘事、議論、諷刺的藝術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運動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歐陽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運動，此后的王安石、曾鞏、蘇軾、蘇洵、蘇轍等人都在古文革新運動的影響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將他們與唐代韓愈、柳宗元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歷史文學家司馬光編有一部歷史巨著《資治通鑒》，它除具有史學價值外，還非常具有文學價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諸位大家影響下，產生了一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政治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運動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實用，南宋時大量出現的筆記雜文便是一個明證。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塵錄》是筆記雜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長于說理，造詣非淺。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開國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傳記文很有現實意義，比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等。明中葉以后，針對程朱理學、八股文的束縛，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發起“復古運動”，倡導文必秦漢。他們在對掃蕩八股文風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同時，又走上了盲目模擬古人的路子。后來的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復古運動，也再一次重復了他們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