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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開國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傳記文很有現實意義，比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等。明中葉以后，針對程朱理學、八股文的束縛，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發起“復古運動”，倡導文必秦漢。他們在對掃蕩八股文風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同時，又走上了盲目模擬古人的路子。后來的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復古運動，也再一次重復了他們的錯誤。

歸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來反對復古派，進而是萬歷年間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擊擬古主義的隊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為代表，時稱“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為著名。他們認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學，因此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觀要求提出了“性靈說”。公安派的散文創作特點是：沖破傳統古文的陳規舊律，自然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

與公安派存在的同時還有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抒性靈。

公安派與竟陵派革新的直接產物是晚明大量出現的小品散文，這是傳統散文的一個發展，張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散文題材較廣，山水名勝、風俗世情、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語言清新活潑，形象生動，廣覽簡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節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代表作有《李姬傳》、《馬伶傳》、《任源邃傳》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劉大槐斗、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1668--1749)繼承歸有光的傳統，提出“義法”主張，并使之成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桐城派古文作品選材用語只重闡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簡潔自然，但缺乏生氣，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與桐城派對立存在的是提倡“駢文”的復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績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約1661)的傳奇性散文以小說傳奇體打破了傳統古文寫法，代表作有《李一足傳》、《湯琵琶記》、《義虎記》等。魏禧(1624--1680)以人物傳記最為突出，代表作是《大鐵椎傳》。

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為清末改良運動的代表人物，也是學術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們的散文無視傳統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見，暢所欲言，是政治斗爭的有效工具。梁啟超的新體散文更是對一切傳統古文的猛烈沖擊，為晚清的文體解放和“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國說》即是這樣一篇典型作品。

伴隨著對封建主義文學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現代新文學作品誕生了，議論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現代散文的源頭。

新文學誕生的初期，在報刊雜志上發表議論散文影響最大的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他們的作品以隨感錄為主要形式，內容包羅廣泛，重點在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上。魯迅是寫作議論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誕生期的議論性散文擔任了反封建的先鋒，它所議論的對象緊貼生活，具體而且細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長可短；它的語言可剛烈悲壯，也可幽默諷喻。議論散文之后，記敘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繼問世，現代散文進入蓬勃發展階段。

發展期的散文風格各異、樣式不一，呈現一派繁榮景象。就形式而言，有記敘、寫景、抒懷、言志、評述；風格上形成了魯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沖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的豪邁揮灑，葉圣陶、許地山的樸素平直，徐志摩的濃艷絢麗等。

語絲社周作人是小品文的開拓者之一，代表作《故鄉的野菜》、《烏篷船》、《菱角》、《夏之夢》等多以小題材為描述對象，筆調從容、閑逸，于趣味性、知識性中潛移默化地培育著對生活的熱愛。他的議論性散文在當時也占有重要地位。與周作人藝術風格相近的是同為語絲社的林語堂。他的代表作《翦拂集》著力諷刺時弊，批判傳統的中庸哲學，強調與舊世界的斗爭。俞平伯的《雜拌兒》、《燕知草》等集子也帶有與周作人類似的雅致，但同時又多了些晦澀的味道。

郭沫若與郁達夫同屬奔放瀟灑一派。郭沫若的散文詩集《小品六章》文筆精美，語言雕飾，設景味道深長；郁達夫的游記散文中《屐痕處處》和《釣臺的春晝》是代表他風格的作品，尤其是后一篇，寫出了富春江秀麗的景色，于憑古懷悼之間，抒發了對現實的憤懣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30年代別有風姿，被稱為“詩人的散文”。做為現代派詩人，他將現代派的一些方法滲入散文創作，以達抒寫情感之目的，代表作為《畫夢錄》。何其芳散文的語言同他的詩一樣，精雕細琢，有很強的可感性。

記敘性散文中，李廣田(1906--1968)記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他筆下的人物描寫沒有故事情節，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斷，加以抒情的寥寥幾筆，以達傳神之效。

抗戰爆發，尤其是皖南事變之后，富有戰斗性的雜文發出時代的最強音。郭沫若的《新繆司九神禮贊》、《斥反動文藝》等文成為國統區思想戰線、文化戰線的重要文獻；聞一多《最后一次的講演》表現了一個堅強的民主戰士面對手槍的英勇氣概；馮雪峰的雜文側重于人的心靈剖析，表現出較強的理論力量；聶紺弩(1900--1986)的雜文在藝術上作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興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擊現實。此外，豐子愷(1898--1975)、林默涵(1909--)等許多作家也都寫了大量雜文。

記敘與抒情相結合的散文在國統區成績突出。茅盾的《白楊禮贊》、《風景談》，巴金的《廢園外》、《燈》、《龍》都是名篇，沈從文的《湘西散記》是記敘自然與人文狀況的美文。

建國初期，作家和戰斗在各條戰線上的業余作者們，運用散文自覺地高唱反映新時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風貌的贊歌。因為作者隊伍龐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達到了從未有過的寬廣程度。作品所呈現出的風格也是多種多樣的，如巴金的熱烈凝重，冰心的細膩柔婉，靳以的熱情澎湃，劉白羽的激越高亢，華山的幽默氣派，風格雖各不相同，但他們都以真實純樸的感情涂抹著新生活的絢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