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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那陣子，工作隊一下子就駐進了村子，號召村民開展“哭訴地主富農反動派”的運動，并提出“不哭不是真正的貧農”，“誰哭得最多誰就最光榮”的口號。工作隊的話誰敢不聽，于是，村里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都沉浸在哭訴運動中，體弱多病的母親終于哭瞎了眼睛哭啞了嗓子。工作隊長因勢利導，親自上家里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鼓勵田水稻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赴后繼，勇往直前，并明確提出如果消極或不參加哭訴就不能分到田地。家里幾十年沒有一分地，因為沒有地所以窮了幾十年，他要革命要翻身要土地，二話沒說就答應了工作隊。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繼承母親的光榮使命，他請人給工作隊寫了請戰書。從此以后，鄉里人總能看到他孱弱的身影活躍在哭訴場上，幾乎場場不落，工作隊叫怎么哭就怎么哭，而且越哭越有特點了。

我一直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哭的。

有一次我下村里修水利，有個七十幾歲的老大媽向我繪聲繪色，有根有據地描述田水稻當年的各種哭相，我很懷疑，后來看到一份縣志才相信。縣檔案館里當年一份土改工作簡報是這樣描述田水稻的：“他的哭聲很有特點，上午仿佛像女人哭，下午十足又是男人哭，而晚上則和老爺爺哭的一模一樣。在村里哭時他會哭紅眼睛，在合作社里哭時他會哭得不能吃飯，在人民公社禮堂里哭時他會哭得倒在地上，在縣城電影院哭時他會哭得死去活來，正是他的特殊貢獻，徹底把地主富農推到了貧下中農的對立面……這就是一個十三歲孩子鮮明的階級立場，這也是哭訴運動中涌現出來的最年輕的革命積極分子……”

他因為哭過了頭，十五歲時落下了說話咽口水眨眼睛的毛病。

“文化大革命”他也沒有逃過一劫。紅衛兵硬拉他去大隊部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了現場，他看到低著頭準備挨斗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竟是教過自己的中學老師，一句話沒說扭頭就走了，給紅衛兵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晚上，紅衛兵請他去哭訴舊社會，目的是通過哭訴提高他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自覺性。他去了而且很快就找到了當年的感覺，一上講臺就抱頭哭訴起來。誰知紅衛兵邊聽邊搖頭，邊聽邊感覺不對頭，原來他竟哭訴起60年代初沒飯吃餓肚子，得了水腫病的苦難日子來。哭訴新社會這還了得，紅衛兵怒火沖天，押著他游斗了幾個村莊，然后又關了幾天宣布取消他“土改工作積極分子”稱號。田水稻出來后逃到新疆表哥家躲起來，而且一躲就是二十年，那時表哥是生產建設兵團的政委。

80年代中，他又人模狗樣地回到村里，靠打碎石賺了不少的錢。

去年的一天上午，田水稻拿著證明到政法委來蓋公章買炸藥，同時嬉皮笑臉地遞給了我一封信。我在證明上批示后對他說，你年輕時真會哭啊，還哭來了一個土改積極分子。他頭一昂眨眨眼說：媽的，都是亂屌來捉弄人的。

他走后我打開了信，實際上這是一份檢舉材料，主要內容如下：

在全縣開展“村村通和送光明”的活動中，我們村得到了很大的好處，不但修通了村里通向鄉里的公路，還添置了一臺日產小型柴油發電機，讓全村二十多戶農民都享受到了光明。我們打心眼里感謝黨和政府，更要感謝縣委鐘書記，因為聽說購買發電機的幾千塊錢是他自己掏的，這年頭辦什么事都得講錢，真正愿意自己掏線給農民辦事的干部更是鳳凰毛一樣少，但鐘書記做到了，他就是當代的焦裕祿啊。想一想比一比，我們鄉的書記鄉長根本無法跟他比呀，官大一點覺悟就是不一樣啊……

有時候好事也會變成壞事呢，柴油發電機買回以來，村支部書記田水銀就把它當成了自己的財產和發財的工具，想用就用就借就借，好像是他家里那頭黑水牛似的。你不信，我往下說給你聽：

雖說村委會有規定，從節約用油出發，發電機從晚上7點發電至11點關機。但田支書卻違反規定經常關了別人的線路，單獨讓自己的家大放光明，名義上說是開村支委會，實際上是幾個村支委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將，看黃色錄像。他們是在光明下做不光彩的事呀。

去年春節前，田支書的女兒出嫁，全村跟著高興了三天三夜，為什么這么高興，那是因為有吃有喝啊！可到了月底大家都傻眼了，響了三天三夜的發電柴油費全分攤到各家各戶了。不公平啊，支書嫁女，各家各戶都是送了禮金的啊，怎么油錢還記到各家各戶呢？田支書回答說：“這是公共用電，既然是公共用電，錢就得大家出。至于送禮又是另一碼事。”雖然他的做法很離譜，但田支書是村里的頭，有什么好事都是他拍板，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啊！

還有更氣人的呢。今年6月份，田支書把發電機借給隔村那個獨眼龍麥鐵夫用于香蕉地發電抽水，發電機從早上7點一直響到下午8點，這樣干活是人也會累倒的啊，我實在過意不去，就跑去問他為什么不讓機器休息一下。麥鐵夫說，停什么，我是交了三百塊錢一天的租金的，憑什么叫它休息呢。我很生氣，回來問田支書收了多少租金，田支書說沒收一分錢，算是村與村之間互相幫忙。天啊，田支書到底收了多少租金呢？真是包公也說不清啊！

還有，在發電機的使用上還有許多疑問。比如，據出納反映，田支書有時把自己上街吃喝的費用也開進購油發票里，致使發電機“耗油”量月月都嚴重超標，當然這些“超標”的錢又一分不落地分攤到各家各戶。又比如，發電機月月都要上縣城保養，有時還換個很貴的零件。我很納悶，日本鬼子的產品都是很過硬的，怎么新機器也要月月保養換零件呢？奇怪的是，田支書怕群眾有意見，將費用放在村委會包干資金中報銷了。到底花了多少線呢，我們都不清楚，因為我們村的財務從來都是不上墻（公開）的……

村里有了發電機，原本是一件好事，如今反而成了農民的大負擔，我胸口痛啊。我冒著得罪堂哥田支書的危險，幾次將情況反映給鄉黨委。書記唐無魚不但不管，還罵我破壞了村里的團結和發展。派出所長莫敬禮三次傳我到鄉里，指著我的鼻子罵：“你再往上打小報告敗壞了鄉里的形象，老子就把你關起來。”我也曾給縣委紀委反映過，紀委信訪辦的同志卻對我說，現在縣里百萬元的案子都查不過來，哪有人力和時間去查這點破事……

檢舉信關系到農村干部黨風建設的問題，我將材料轉給組織部長向多銀處理。后來，組織部派人下去調查了一番，結果田水稻反映的情況全部屬實，鐘書記一怒之下把田水銀給撤了。

聽說他用草藥治療頸椎病很有辦法。記得有一年的秋天，我特意進村去請他看頸椎，可他卻不在家里，有人說他上鄰村給人閹牛去了，我讓鄰居轉告他有空上縣城找我。第二天上午，他特意坐車上縣城給我送來了一對黃牛蛋。政法委的工作人員見他頭上綁著繃帶都跑來看熱鬧，他很得意歪著嘴巴說：“凡是給農民辦過實事的領導，我都要送他一對牛蛋補補身子。”

我關心地說：“怎么受的傷？”

他平靜地說：“不小心被公牛踢了一腳，沒事啦。”

我又問：“你買到炸藥了嗎？”

他吞吞吐吐地說：“沒有。公安局毛局長不批，他說我思想動機不純，暫時放一放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