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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一到辦公室，我就給王江打了個電話，要求他做兩件事：1.找花涌峰談話，就說韋博已經證實他沒有病；2.當眾宣布韋博的結論，提醒大家此事到此結束。王江有些詫異：“按你這么說，他沒有問題，是我們冤枉了他？“我笑了一下說：“我沒說你們冤枉他，但我希望你這么做，你這么做了，他才會信任我，這是我昨天對他做的承諾。““可……他究竟有沒有病啊？“王江想得到一個確切答案。我沒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問：“'五一節'旅游的事你知道嗎？“他遲疑了一下，說：“那次我沒去。他們之間發生的事，后來我也聽說了……因為事先說好不帶女朋友和老婆，公司又沒女員工，所以大家都放縱了些。說白了，也就增加點情趣。可花涌峰非得把大伙兒當壞人看，大家當然不高興了，發生了點沖突，但沒造成什么后果……這與他失憶是兩回事兒，說他有病絕不是故意陷害他。““呵，你別誤會，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這件事使他在公司里處于孤立狀態，時間久了，可能會出問題。我希望你以領導的身份宣布他沒有'失憶癥'，是給予他一種精神安慰，讓他覺得領導還是關心他的。“我解釋道。

王江沉吟了一下說：“讓我想一想，看能否既達到你說的目的，又不讓其他人難堪。“他的態度我很理解，作為一個領導，當然得考慮到整體，不能因為照顧一個人而傷及大眾。其實，我要求他這么做，除了已經說出的理由外，還含有一個價值判斷：不管花涌峰行為上有沒有過分之舉，在本質上他沒有錯。我的行為實際上帶有聲援的意味。這么做似乎超出了治療的范疇。放下電話后，我有些疑惑自己的行為：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患者，沒理由給予特別關懷啊！但轉而又覺得自己的行為很正常：不就要求同事和領導配合嗎？這與要求家長不過分責備孩子沒多少區別。正想著，電話響了，我下意識地拿起話筒“喂“了一聲。電話里傳來一個成熟女人的聲音：“是韋博老師嗎？“一聽就知道，她是宏宇集團董事長劉紅。劉紅是我們“心理咨詢中心“第一大股東，也是創辦人之一。7年前，聲名鵲起的我和宏宇集團老板劉紅同時榮獲本市“杰出貢獻獎“，我們在頒獎會上相識，其間有過短暫的交流。我對她“把心理咨詢做到企業“的建議很感興趣，下來后主動和她進行了商談，得到了她的投資。我從此離開有編制的事業單位，開辦了這所咨詢中心。

當時我占40%的股份，劉紅占60%，我的40%都是知識產權和個人名望以無形資產入股，劉紅的60%卻是實打實的現金投入。由于資金有保障，我們運作了幾次有影響力的社會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加上我在業界的名氣，幾年時間里，我的中心就成為國內著名心理咨詢機構之一……雖然多次擴股已導致劉紅失去了絕對控股地位，但她是大股東和創辦人這個事實，誰也不會否認，我更不會。劉紅在電話中說：“過幾天就是宏宇集團十周年紀念日了，我們準備隆重慶祝一下，您是社會知名人士，又是我合作的一個成功范例，一定要賞臉喲！“這件事我已經知道了，宏宇的請柬一周前就送來了。我答道：“好的，我一定參加！“對于重要的客人，派人送請柬后，再由老總親自電話邀請，是顯示尊重，但我覺得她似乎還有話要說。劉紅在電話中對我們心理咨詢中心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肯定，并一再聲稱，她的這筆投資非常正確，是我使她的投資不斷增值，她要好好感謝我等。這些話對別人說，可能會使對方很溫暖、很感動，但我知道她后邊還有正題，就隨口“嗯，嗯“地應著，等她說正事。

她大概覺得我已經被感染，親熱度拉近不少，就說到了主題：“聽王江說，他公司有個員工找您看過病？“果然是這事兒，看來，王江接到我的電話后，轉身就給她匯報了。王江可能認為我不愿接手這檔麻煩事，在敷衍。我把情況大致介紹了一下，然后說：“花涌峰肯定有病，我已經確診，我也肯定會給他治療。我叫王江那么做，只是希望他配合我。我沒給王江說清楚，是擔心他把握不好，被花涌峰看穿，給治療帶來障礙。“劉紅連聲“哦，哦“表示明白，最后她說：“這樣吧，我叫王江按您的要求做，具體情況我也暫時不告訴他，醫療費由集團財務和您結算。“我說：“好的。“然后互相客氣了一番，掛斷了電話。劉紅的電話使我多出了一個疑問：她和花涌峰有什么淵源？難道僅僅是領導愛惜人才？--親自主持下屬企業的招聘，一眼相中花涌峰，看上去怎么都像事先安排好的。

可要是她和花涌峰有特殊關系，怎么不知道花涌峰有病呢？難道花涌峰是為了隱瞞和劉紅的關系，故意“忘記“往事的？要是那樣的話，花涌峰不僅瞞過了同事，也瞞過了我！可要瞞過我這樣一個經驗豐富的醫師，幾乎不可能！況且，若真是這樣，劉紅應該清楚花涌峰的動機，她為什么還要積極“治療“花涌峰呢？這個疑問帶給我一個從未有過的課題：病人究竟有沒有病？疑問正在腦中盤旋，電話又響了。這次是前臺小姐打來的，她說：“韋總，有兩個人要見您，但他們不肯出示證件，也不說自己的身份，只說是您的朋友，說您見了就知道。“我說：“你叫他們接電話。“電話那邊一陣拖動電話線的窸窣聲音，然后就聽見一個地道的京腔口音：“喂，聽我說，韋總，我們是從北京來的，專門找您有事兒。“我問：“可你是誰呢？““見了不就知道了嗎？--我們面談，好嗎？“我翻了一下日程表，看上午沒有什么重要的安排，就答應了。幾分鐘后，兩個中年男子進了我的辦公室，年紀稍輕的那位進屋后，謹慎地關上了門。來人很客氣地表示歉意：“不好意思，打擾您了。“我和善地點點頭，請他們在沙發上坐下。

年長的那位從皮包里摸出一個證件遞給我，“我們是中紀委的。“我接過一看，是一個印著國徽的工作證，封皮上赫然寫著“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我沒見過中紀委的工作證，辨不清真假，看了一下就還給了他。來人鄭重地說：“我們找您，是有重要的案子希望得到您的幫助。“我認真地點了點頭：“請講。““我們正在調查一樁腐敗案，其中涉及財政廳廳長，聽說他最近在您這里治療，我們希望您能提供一些線索。“竟然是這事！這……這怎么辦？他們說的財政廳長就是我手中正在醫治的那個病人，而我之所以接治他，并不是因為他的官職，是他妻子的請求。我和他的妻子以前并不相識，初一見面時還令我比較反感，是她表現出的無助和哀傷打動了我。那天，這位女士不顧工作人員的安排，直沖沖地找到我的辦公室，態度傲慢地要求我出診。我對她說，我們這一行沒有出診的習慣，什么病人都得到這里來治。她拗不過，不得不說，她無法把丈夫帶來，因為丈夫不承認自己有病。

我認真地告訴她，我們之所以不出診，是因為這種治療需要一個特定的環境，醫師只有在自己設定的環境內，才能把治療技術發揮出來。后來，她放棄了傲慢態度，用誠懇的語言求我。我耐心地告訴她，我說的是真話，而且還告訴她，我只是一個行政人員，不做專業臨床治療。她見我這么堅決，咬了咬牙，說出了丈夫的身份：省財政廳廳長。也許她覺得自己的丈夫是個大人物，說出來后緊盯著我看，想看我有什么反應。可她有點失望，我只是微微一笑，什么也沒說。其實，這樣的職務對我來說，太普通了。我成名以來，結識的官員早就不計其數了，別說一個廳級干部，就算是中央領導，我也不陌生。她著急了，不停地求我，還不斷地恭維我，說我是全國頂尖的專家，我不救她丈夫，就沒人能救得了。我對她說，我說的都是實話，不是推脫，我已經很久不接診了。她哭了，邊哭邊說，家里有兩個孩子在上學，她和丈夫的父母都還健在，如果丈夫倒了，整個家都完了！我不能把一個哭著求助的人推出門，這是任何一個心理醫師都不會干的事。我叫她安靜下來，說說具體情況，再商量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