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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業動力資源充分開發

在原始農業時期，人是農業生產活動的主要動力，《詩經》中記述的“耦耕”大概就是一種原始農業的勞動形式，所謂“千耦其耘”“十千維耦”；春秋時期子產講到鄭國先民在建立國家之初，“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也是一種原始農業的開墾方式。傳統農業則除了農業生產者以外，人們廣泛地使用畜力和其他自然力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牛、馬等大牲畜日益成為農業活動的重要動力，為農業向更廣更深層次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過去難以利用的土地被開墾出來，并通過深耕細耨等耕作方式得到了改良。同時，水力、風力等自然力也被開發利用，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服務。

“盜馬者死，盜牛者加”

“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歲雖兇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

在《管子》一書中也記有“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就是水災、旱災、風霧雹霜災、厲災（瘟疫）和蟲災。在當時，化水害為水利，引水溉田，與水爭地，有效地改變了北方農業生產面貌，為農業向更深更廣發展創造了條件

秦國大規模興修鄭國渠，建成后“用注填淤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西漢興修白渠之后，百姓歌道：“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后。舉臿為云，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夫，野無夫，則無積蓄”。

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則地廣

他在秦國推行《墾草令》作為變法的序幕。公元前356年開始較為徹底的變法改革，他把培植小農經濟作為發展農業生產的前提，首先“為田開阡陌封疆”，把過去舊的土地制度廢除，使土地經營者和農業生產者與土地結合起來，由他們專心致力于農業生產“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為了促進并確保小規模土地經營，政府明令解散大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并“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最極端的做法就是他的“農戰”政策，把農業生產和英勇作戰緊密結合起來，為了獎勵農業生產和勇敢作戰，規定凡“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即免除其徭役負擔；凡積極參軍、勇猛作戰者，則“各以率受上爵”。重視農業和戰爭，勢必抑制并限制各種非農戰的經濟社會活動，對“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與此同時，廣泛招徠叁晉無地少地的農民到秦國開荒墾田，政府給予經濟扶持并免其叁代徭役。

第一，這一時期戰爭的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爭城略地、搶奪人口。土地和人口是進行農業生產的最重要的兩個因素，也是各國統治者爭霸角逐中最關心的事情。“諸侯之寶叁：土地、人民、政事”。爭奪土地和人口，就是爭奪勢力范圍。第二，戰爭使社會政治格局和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各階層的地位也出現了空前的大調整。舊的等級制度在頻繁的戰爭中日漸摧毀，舊的經濟格局也在劇烈的爭霸中被超越。戰爭瓦解了夏商周時期的土地公有制和殘存的農村公社組織，使大量的村社成員擺脫舊的經濟組織的牢固束縛，得到人身自由。第叁，戰爭使土地占有普遍化，許多人因立軍功得到了數量可觀的土地，為他們選擇新的經營形式提供了可能。這種重新分配土地資源的做法，直接目的雖然是為了鼓勵作戰英勇無畏，但它卻為土地私有化創造了契機。《管子》中曾講：“良田不在戰士，叁年而兵弱。”在這樣一個歷史關頭，戰爭就是一種“腐蝕劑”，瓦解著舊的社會秩序；戰爭又是一種“催化劑”，加速了新的社會關系的壯大。

誠如孟子所講“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中國文化在地域上擴展的主導方向，始終是朝著南方。由于南方有著特別豐饒的長江流域，它很容易使中國農業文化所依賴的高度集權系統得以實施，所以向南方的擴展幾乎沒有碰到什么障礙。由于北方在生態上的巨大差異，特別是草原地區缺水，使它只能發展畜牧業，而不能融匯于大河流域的大一統農業文化。中國農業文化在它的環境界線內被證明是極有成效的。一旦出了這個界線，中國農業文化的熱力學優勢便告失落，其他系統便被證明為更有效益。

發達的農業帝國依賴于傳統農業所提供的大量剩余的農產品（主要是糧食）和各種貢賦。農產品不僅關系到人民的生存，而且關系著國家的興衰。農產品剩余越多，通過貢賦由政府控制的也就越多，國家的實力也就越強。明朝政府尤其重視控制糧食，興盛時大約每年征收3000萬石糧食。明清兩朝的經濟后盾和財政收入都仰仗南方農業發達地區，每年都要有大量的漕糧和貨幣財富源源不斷地從南方運往京師，僅漕糧一項每年就需300-500萬石。如果沒有如此巨額的農產品為政府控制，專制集權的農業帝國一天也維持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