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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千代田區的皇居，這個時候它的正式稱謂還是“宮城”，直到日本戰敗之后才改名稱作皇居。~明治維新之后，明治天皇遷都江戶，并改名為東京，在原本江戶城的基礎上，建設了現在的宮城。

此時，已經有三位天皇曾經在這座宮城中居住過了，這里也一直是還政之后日本權力的象征。雖然現在日本政令基本出于大本營，但天皇仍舊享有極高的權力，能夠左右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加上明治維新之后日本上下彌漫著嚴重而狂熱的忠君思想，天皇的權威是極高的，幾乎沒有權臣能夠動搖天皇的統治。

現在的宮城內，一如平常的靜謐，但是人人都能夠感覺到一種潛藏的躁動。因為支那派遣軍戰敗了，從年初到現在數十萬日軍灰飛煙滅，日本并不能算是一個人力資源充沛的國家，特別是培養一個軍人更是需要花費國庫重金，數十萬日軍的敗亡，不僅等同于巨額國幣付之一炬，而且還造成了數十萬家庭失去兒子。

“難道真的沒有辦法了嗎？”昭和天皇已經急病了，戰爭的不利讓昭和天皇抵抗力下降，感染了風寒，現在任何御前會議都無法出席，只能養病。可是這仍舊不能讓昭和天皇安心。他很清楚在中國日本獲得了多大的好處，而這些好處是能夠推動日本繼續發動戰爭機器的能源，一旦日本在中國無法獲得更多資源和財富，那么日本就會像現在的他一樣，重病一樣。

對外戰爭的止步同樣可能造成內部矛盾的彰顯，天皇也是清楚，戰爭的發動跟當年國內經濟危機是很有關系的。從那時到現在，日本平民的生活狀態就處于半死不活之中，幾乎日本人是靠著聽大日本皇軍在國外攻城拔寨，用精神勝利法跟著榮耀著，然后死撐著維持到現在的。

法西斯主義之下，靠著用洗腦和虛假宣傳的方式，日本法西斯愚弄著日本的國民，讓他們深信自己是正義的，并且無限在擴大著忠君愛國的思想，用“心靈的強大”去掩蓋生活的貧瘠。而日本大和民族的卑劣民族性也在這個時候被體現出來，很多窮困的日本人，一方面高喊著偉大的口號，一方面也希望靠著侵略來脫離貧困。

當初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就是打著“暴支膺懲”的旗號，一二八事變中，內閣首相近衛文麿稱：“……支那政府藐視我神圣帝國，反日排日，殺害我同胞，迫害我僑民，在華北挑起事端，在上海向我海軍陸戰隊開槍開炮，已經達到肆無忌憚和殘暴的程度。”

“…。在華北通州，支那軍隊無理逮捕我日清株式會社和商社干部員工家屬一百九十余人，全部予以殘酷殺害。在武漢、重慶等地，支那憲兵任意逮捕我僑民，政府慫恿不法暴徒砸毀我商社，搶劫我僑民財物。八月九日在上海虹橋機場，支那軍隊竟敢開槍殺害我兩名帝國海軍軍官。”

“更為嚴重的是，南京政府公然發布戰爭動員令，公開宣布與帝國對抗，公開侮辱我萬世不變的天皇陛下的神圣光輝，侮辱我帝國皇軍的神勇聲威。”

在這樣的環境下，日本舉國一片擁戴之聲。各行各業都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游行，派出代表前往東京，向天皇效忠和支持出兵支那，嚴懲殘暴的支那人。瘋狂起來的日本人，幾乎每一個階層都在積極推動著戰爭。

一個女中學生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全校師生在操場列隊收聽廣播，同學們個個義憤填膺，首相的聲明道出了我們的心聲——支那人真可恨，他們明明又貧窮又野蠻，可是他們偏偏要和日本皇軍作對。同學們都應該派飛機去轟炸他們。”

另一個高年級男生驕傲地對記者：“我爸爸是海軍少佐，他參加過滿洲事變，在上海打過仗，得過帝國金鵠勛章，我從小一直很崇拜他，但是這次不同了，我已經光榮地被江田島海軍學校錄取，我的愿望是當一名優秀的海軍艦長，讓大日本帝國的太陽旗飄揚在世界東方的每一個港口。”

東京八坂青木雜貨店老板清水一郎：“我雖然是個預備役軍官，但是我一直期待著天皇陛下的召喚，做生意嘛，雖然很有趣，但是我已經拜托我的太太，一旦戰爭需要，我就立即上戰場，去狠狠教訓那些骯臟的支那豬。我們一戶已經捐獻了十匹布，購買了愛國公債。”

護士田中代子小姐：“醫院只分到一個支前名額，幾十個護士小姐爭著報名，人人都想上前線用實際行動報效天皇陛下，有人還咬破手指簽名，結果他們選中了我。我真幸運，全家人都為我自豪。”

福島縣青年農民松森有形：“打仗的消息傳來，村里開了慶祝會，大家通宵喝酒，唱歌，好像過節一樣，你問為什么慶祝，村里人口多啦，許多人閑著沒事干，又找不到工作，不打仗干什么？打仗還可以當英雄，一輩子不愁吃穿。”

可是，現在現實已經狠狠地將耳光甩在了這些日本人的臉上。也許日本女學生已經被當做了慰安婦，現在可能呆在中國的戰俘營中。海軍水手也命喪大海，聯合艦隊已經全面被轉輪王覆滅。各種日本士兵死在中國戰場上，他們的殘尸將被焚燒，骨灰將被鎮在道路之下，被千人踩萬人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