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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説，人家警察也是為了社會的安定，為了我們大家的安全來辦案的，我們應該積極配合，配合警察調查是每個公民的義務。”錢副局長的口氣溫和多了，“如果這兇手抓不住，我們大家能過得安生嗎？萬一哪天兇手跑到你們這兒來殺人，我看你們怎么辦？”

這本來是句半開玩笑的話，可惹惱了一個身體瘦長的女職工。她姓蔣，但沒人叫她的名字，因這她有個綽號“臭豆腐西施”。大家為什么要送她這么個綽號呢？有三個原因。一是她愛吃臭豆腐，身上老有一股臭豆腐味；二是她嘴臭，再好聽的話一到她嘴里都得變味，要怎么難聽就怎么難聽，要多不吉利就多不吉利；三是她的身體瘦長，還習慣于叉開兩腿站著，就象魯迅筆下的“豆腐西施”。對于這個綽號，她一點也不反感，反倒很得意。她認為，不管是“臭豆腐西施”還是“香豆腐西施”，只要是“西施”就是美女，就比“東施”強。

“臭豆腐西施”説：“才不會呢，我們又不是官，又沒有禍害百姓，殺到你頭上也不會殺到我頭上。”這女人總能在關鍵時刻説出一句舉座皆驚的破嘴子話來。

錢副局長沒有想到這女人會説出這種話來，氣得真打哆嗦：“你……你説什么？你什么意思？誰禍害百姓了？你……你給我説清楚！我懷疑你就是兇手，至少也是幫兇！”

自從許馬福被殺的消息傳到市里以后，又在干部層中引起了一陣恐慌，特別是那些自身不干凈、群眾口碑不好、為官不仁者，更是如芒在背。他們覺得這殺人兇手一會兒殺西，一會兒殺東，沒有規律，説不清動機，好象真的就是沖著他們這些人來的。好在這錢副局長在這件事上并不心虛，因為這文化局本來就是個清水衙門，他又是排名最后的一個副局長，沒有一點實權，説白了是一個大跑腿的，自己也從沒干過對不起國家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事，自認為坐得端，行得正。可這畢竟是句不吉利的話，誰聽見了也會犯忌。

沒想到，這“臭豆腐西施”的倔勁上來了：“你説我是兇手我就是兇手，你抓我呀，抓呀！”説著還把兩條胳膊伸到他的面前，那意思是讓他給她戴手銬。

見“臭豆腐西施”伸出了胳膊，其他幾個人也把胳膊伸到他的面前，嚷嚷到：“你抓呀，把我們都抓走，你們這些當官的，我們沒飯吃時，你們連個人影也見不到，我們好不容易找了條出路，你們又來斷我們的后路，你把我們都抓走吧，我們正愁沒地方吃飯呢！”別看這幾個女流之輩，還真講義氣，因為當初她們不讓姬成去北京鑒定的時候都發過誓，要是真的遇到什么事，誰也不許裝孬種。

“你們……潑婦、愚昧、無賴、法盲、沒文化……”把所有能貶損人的話都用上了，錢副局長真正體會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道理，只好自己找個臺階退出這尷尬的場面，“我跟你們説不清，不跟你們説了，回來再找你們算帳！”他轉過身來，把段霞拉到一邊説：“這博物館的職工以前一直發的是半工資，有了這件青銅鉞以后，情況才有了好轉。你們帶走青銅鉞，肯定會影響她們的收入。希望你們能理解。你看這樣好不好，你們先帶著青銅鉞的照片去，如果能解決問題那是最好，實在不行，非得要實物的話，你們馬上給我打電話，我馬上派車給你們送過去。”畢竟是副局長，這控制情緒的能力和協調能力還是有的。

段霞也知道，這“商王鉞”是她們的命根子。有這“商王鉞”，博物館每天就有幾百元的門票收入，也難怪她們為這東西要玩命。她和史文商量了一下，認為這辦法可行。就用相機拍了青銅鉞的照片，離開了博物館。

錢副局長也要走了。他剛走到博物館門口，陶玲領著那幾個女人追來了，説：“錢局長，我們這些人素質低，沒文化，沒腦子，您別跟我們一般見識，希望您大人不計小人過。”

“臭豆腐西施”也説：“我這張嘴臭，説出來的話不好聽，惹您生氣了，您要是還生氣，就罵我幾句。要不，我自己打我自己的臉，算是給您賠罪了。”説著，還真抬起手來照自己的臉上扇了兩下。錢副局長馬上用手擋著，説：“別，別，你把臉打腫了，我還心疼呢，再怎么説，你們也是我下屬的員工。”

聽了這句極具人情味的話，“臭豆腐西施”竟激動地高呼起“錢局長萬歲！錢局長萬歲！”

“行了行了，這我可擔當不起，你們今后少找事我就謝天謝地了。”他坐上汽車，隔著車窗看著這些仍在向他揮手，并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目光的女人，不禁感慨起來。這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你要是惹了她們，她們就敢給你玩命。你要是多多少少給她們辦點實事、好事，她們就喊萬歲。她們就是這么直接、單純，這么可愛。錢副局長突然反省起自己來。今天這事要是換種方式，別拿官架子壓人，跟她們商量，讓她們的人格得到充分尊重，也許就不會這樣尷尬了，差點讓自己下不來臺。難怪**他老人家在延安時期就説過要改變工作作風的話，這話確實實用，特別是對**的干部。他再一次體會到**的偉大。（全本小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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