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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就是僥幸活過來恐怕也不會是以前的索立平了。

馬上有人說不是恐怕而是肯定不會是以前的索立平了。

“欺人太甚，是不是看到紅十月一貫反對搞武斗，以為我們軟弱可欺？”有人在想為什么會這樣。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兇手在我們手里，不狠狠搞一下還會有第二個索立平的。”有人在建議馬上還擊。

“把我們的人打成這樣，兇手肯定不能輕饒，但怎么樣處理這個事為妥，還是要好好想一下。李乾，你是到現場去了的，你說一下。”柳英發見我一直沒說話，就想聽聽我的想法。

努力讓自己平靜了一下后我說：

“這一段時間總覺得不對勁，但又理不出個頭緒來，這一棒把我打醒了，現在算是看清楚了。他們就是要不斷制造事端，挑起武斗，激化矛盾，好趁機置我們于死地，連賀□□這樣原來比較本份的人都大打出手了，這是個危險的信號。剛才我說贊成文攻武衛，現在看來要慎重，他們的力量太強，不能硬拼。我建議這個事情要冷處理，先把賀□□轉走。理由有三點：同學都被激怒了，一大群人圍著我要懲辦兇手，但索立平生死未定，現在還不好說怎么處理兇手，這是一；現在大家的情緒都有點激動，難保不出意外，如果有什么意外，我們可能就會很被動，這是二；兇手在我們手里，三字兵會不會來搶人？如果來搶，肯定是一場流血沖突，不到最后關頭，流血沖突總是要避免的。盡管運動初期我們不少人被他們推向對立面，說我們是右派、是**革命，并且如果他們再次得手，他們肯定還要把我們打成右派、打成**革命，對我們不會手軟。現在又出現了這樣嚴重的傷人事件，但到目前為止，我還不認為我們和校內的那批三字兵是你死我活的對抗關系。這是三。基于這三點，我想應該先把人轉走再說，兇手在我們手里，主動權就在我們手里，怎么處理還不是我們說了算，我們完全不用慌慌忙忙地處理。現在一不能沖動二不能窩囊。剛才在路上突然冒出了個想法也不知道對不對，說出來大家議一下。如果索立平能脫離危險，那我們對這個三字兵的精力就要放在轉化工作上，通過他來化解校內可能出現的流血沖突。當然如果索立平醒不過來了，那就另作別論。”

“我同意李乾的看法，特別是最后的建議值得考慮。是不是這樣，先按索立平不死來安排，反正主動權在我們手上，索立平真有個三長兩短，再懲辦這個家伙也不遲。攔個車把他弄到水院去，放那里安全一些。”柳英發說。

“自己的人被打成這樣，不想到報復是不正常的，但只想到報復那水平也未免低了一點，作為勤務組考慮問題要站得高些想得遠些，剛才柳英發和李乾說的正是我在考慮的，我們想到一起了。是不是還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細一些，挑兩個擅長做思想工作的跟他住在一起。”何儒非在完善這個想法。

“按照這個思路，我們還可以放得更開一些，不論索立平的傷勢怎么樣發展，只要這個三字兵真的轉了彎子，我們就把他放掉，讓他去為我們做宣傳，可能更有效。”柳英發更向前走了一步，“但索立平的醫藥費等他家里必須全部承擔，并且還要補償，這點不能含糊。”

勤務組取得了共識。

“這個事就交給我來辦。”我對他們說。勤務組里就我身體好一點，做這些具體的工作對我來說是責無旁貸。

轉身走出辦公室時已經十點多鐘，天上看不到一顆星星，只覺得整個世界被無邊的黑暗籠罩著，沉悶的空氣里彌漫著一股濃濃的血腥味。文化大革命怎么演化成了武化大圍剿？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怎么變成了危及人們生命的反動？看來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對那些當權者的冷酷沒有一點最起碼的認識，文的不行就來武的，他們要用武力把我們掃平，流血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想起**說的“政權就是鎮壓之權”。

雖然勤務組意見的統一在意料之中，大家清醒而理智。但一想到那個還躺在醫院里不省人事的索立平就心里難受，就想哭。理智是一回事，感情是另一回事，同學的工作好做，但我們怎么面對他的家人呢？我感到這個決定會使我在他的父母面前內疚、有愧，我會躲避和他家人的見面。

我感到步履沉重，短短的幾十米路此時變得很長，我要把那個置我戰友于死地的三字兵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而我那勝似親兄弟的戰友現在還生死未卜。這個意見是我提出的，這個決定是勤務組作出的。我們都清楚如果把角色倒過來，他們決不會這樣善待我們，如果是我們的人在這種情況下落到他們手里，肯定早已成了刀下鬼，他們的口號是“二癩子就地鎮壓”，他們心里想到的只是鎮壓，從**上消滅。我們考慮的是做轉化工作，是爭取校內不再出現流血。這個決定是證明我們政治上的成熟還是在現實面前的無奈？是出于理性和智慧還是造反派必須要做出的犧牲？我自己此時此刻都有點說不清楚。事后我倒領悟到：前面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至少說明我們對生命的尊重超越了觀點的分歧，那怕是在長達18年的牢獄經歷中最難熬的時刻，對這一點不僅沒有后悔過，而且一直為當時勤務組的這一決定心存驕傲。

我們在他們眼里是該鎮壓的對象，（1967年6月24號百萬雄師圍剿毫無防備的“工造總司”，當場殺死包括手無寸鐵的十六歲女學生朱慶芳在內有28人，受重傷后來死在醫院尚未計算在內。30多年后，曾有人為此當面質問已官至武漢市某局長的該組織負責人，他竟說：“當時誰罵我們，我們就殺死誰。”）但我們卻從不曾把他們當作敵人，只是把他們看著是觀點分歧的同學，有人提出來要到武漢重型機床廠去弄點長矛來的意見在勤務組都通不過，認為長矛弄回來會對準自己的同學，可他們卻下得了這樣的毒手，一心要置我們于死地而后快。明知這是一杯透心的苦灑，也能自覺地一口喝下去，還不皺眉頭。如果這樣做最終也改變不了我們下地獄的命運的話，那我們就下吧。真應了一個哲人說的話：我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同學聽說要把賀□□轉到水院去，盡管有人說太便宜他了，但沒有人阻撓，還是積極按勤務組的決定辦。攔車的同學很快回來了，是一輛小三輪貨車，司機聽說是要把一個殺害造反派的三字兵送到水院去，二話沒說就來了。

兩個紅十月的戰士用毛巾把何的眼睛蒙上后，架起來要他走，他兩腿抖起來，邁不開步。

“我哪里都不去。”他突然高聲叫喊起來

他害怕我們要把他拉出去償命，怎么解釋都沒有用，一個同學拿條毛巾塞住他的嘴巴才止住了他的喊聲。在車上他渾身顫抖，在那短短的十幾分鐘時間里，不知他想了些什么，事后我也一直沒問他。只是看到當給他松開繩子，摘下眼罩，他確信紅十月對他沒一點惡意時，他痛哭流涕起來。他的眼淚是得知生命無虞后的喜極而泣，里面有對自己曾經的殺機的悔恨交加，還有對紅十月以德報怨的感激涕零。

幾天后我們放了他。完好無損地把他交給了來接他的同伴手里，來人也一再感謝紅十月的寬宏大量。在那幾天中賀□□說了不少懺悔的話，對紅十月人的胸襟和人品表示了由衷的欽佩。還主動說如果有機會他要做其它同伴的工作。說他的話全部是發自內心我覺得不太可能，但我相信大部分是發自內心的。可以佐證的是在校內再沒發生過直接的沖突，包括“7.20事件”時在軍區門口那樣極端的情況下，他們本來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置我于死地，并且手上不沾一點血腥，但他們沒有這樣做，選擇了沉默。說起來好像有點因果報應，我們對賀□□以德報怨，他們讓我離開了險境。這不是一種交換，是我們大家都保持了理性。

幾十年后在實驗中學的校慶里大家再次重逢時，不論當年曾經是那一派的同學都能坐在一起舉杯共飲，沒有明顯的感情和心理上的障礙，紅十月當年以德報怨、放掉賀□□的那一決定功不可沒。

注釋：

①三字兵：文革中武漢造反派對文化革命初期那批“破四舊”的紅衛兵的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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