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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她剛從財務科領工資回來，正要點，走廊里有人喊她。她隨手把工資往抽屜里一放，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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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鐘后回來，錢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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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里就她和那位女同事，她認定是這女人偷了她的錢，大吵大鬧，讓她把錢交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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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事本來就不是善茬兒，哭喊著給庭長打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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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長氣沖沖地來了，責問汪虹有什么證據說她偷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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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說：“辦公室就倆人，我只出去了五分鐘，又沒有人來過，你也沒來過，不是她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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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長一拍桌子：“胡說八道！這能算證據嗎？我還說你根本就沒往抽屜里放過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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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也一拍桌子：“你才胡說八道！你為什么這樣護著她？為什么？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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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熱鬧的人都捂著嘴笑，一位女審判員眼尖，看見那女人的坤包兒拉鏈兒上卡著一截兒工資條兒，便大聲說：“喲，你的工資條兒卡在拉鏈兒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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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是給汪虹提個醒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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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也莽撞，一步跨到那女人面前，劈手奪過坤包兒，拉開拉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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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汪虹的工資，一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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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她在法院也不能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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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她過去的個人生活。在衛生局工作時，她愛上了一個小伙子，那個小伙子也愛她。她懷孕了，小伙子卻要結婚了——有人給他介紹了局長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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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她2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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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痛不欲生，但也無可奈何，在母親和姐姐的陪同下去醫院做了人工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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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不能呆了——局長就不同意。父母多方求人送禮，又正趕上公、檢、法擴編，調進了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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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法院也呆不住了——那女人不知從哪兒把汪虹這件丟人事兒給打聽出來了，在法院是逢人便講，一時間鬧得烏煙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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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她還有個從未謀面的大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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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給大姑寫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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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她收到了大姑寄來的邀請書。她欣喜若狂，幾年存下的郁悶污濁之氣一朝盡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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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的中國，出國發展還是一件很新鮮的事。那時辦護照光有邀請書不行，還必須有單位證明。她去法院開證明，全院立刻轟動了。與她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要好的和不要好的，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都來向她表示祝賀——連庭長也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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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成了院里的焦點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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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1日，國慶節，她告別送行的朋友，懷揣800美金，帶著對未來的無限憧憬，登上了開往莫斯科的國際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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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天涯孤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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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蘇聯雖然還在，但已經危在旦夕。一個多月以前，蘇聯的部分**人為了挽救蘇聯及其社會主義理念，出于對戈爾巴喬夫的嚴重不滿，發動了著名的8。19政變，軟禁了戈爾巴喬夫，成立了緊急狀態委員會并宣布接管國家政權。可惜民心向背今已非昨，葉利欽登高一呼，軍民響應。不過三天，政變失敗，戈爾巴喬夫重回克里姆林宮。此君受了黨內同志一驚，余悸猶存，立刻宣布解散蘇聯**，繼而葉利欽又宣布俄共為非法組織，明令取締。此時的蘇聯政局正是一片混亂，父母都為汪虹擔心，勸她推遲行期，看看再說。但她執意不肯。年輕和勇氣使她無所畏懼，她以為前程必定似錦，卻未料只有荊棘叢生；她以為從此坦途通天，卻未料崎嶇坎坷，跋涉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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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些都是后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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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包廂里還有三位旅伴：一位藍姓北京姑娘，是要從莫斯科轉道匈牙利的。她的男朋友在那邊做生意，要她去助一臂之力。另兩位是先生，一高一矮，高個兒姓李，矮個兒姓盧，供職于北京一家外貿公司，此番去莫斯科洽談貿易。旅途寂寞，大家自然比平時親切幾分。車到二連浩特，彼此已經熟悉得如同朋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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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浩特是列車在中國境內的最后一站，距北京有一夜的車程。這是一個邊陲小鎮，屬于內蒙古自治區。不僅全體旅客要在此查驗護照簽證，列車也要在此換車輪。汪虹長這么大還是頭一回聽說火車還要換轱轆，新鮮得很。李先生見多識廣，便給她講起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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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紀40年代，有一位美國鐵路工程師到俄羅斯來訪問。他建議沙皇政府修鐵路時采用寬軌，并列舉了一大堆寬軌的好處，預言全世界很快都會采用寬軌。還舉了一個例子——人在喝醉酒時是并住腿站得穩還是叉開腿站得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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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盛產醉鬼，這個例子有極強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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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年代里，俄國人不止一次地希望當初沒有輕信這位美國工程師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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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使用窄軌，只有俄國和蒙古——它實際上的附屬國，鐵路也是由俄國人修建的——使用寬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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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把這個故事記到了本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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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轱轆需要兩個小時，大家都下車到站臺上散步。進入十月的內蒙古已經頗有點涼意了，汪虹穿著毛衣猶不覺暖，又披了一件風衣，先在站臺上的售貨亭里買了一張印有國門照片的明信片，坐在候車大廳的長椅上，以膝為桌，匆匆寫了幾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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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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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到達邊境小鎮二連浩特，現在列車正在換轱轆——沒聽說過吧？過一會兒就要走出國門了，就是明信片上這個大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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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邊就是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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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總給家里添亂，總讓你們操心，好在這回出國了，新生活已經在我面前展開，我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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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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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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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了一遍，把明信片扔進了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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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再次開動，緩緩地駛出了國門。可是才開了十分八分，又停下了。看看外面，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村落。老李告訴她，這里叫扎門烏德，是蒙古的一個小鎮。蒙古的海關和邊防檢查站都設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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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列車剛剛停穩，蒙古海關和邊檢人員便上了車。禮貌還說得過去，用蹩腳的英語問聲好，然后就查驗護照。可你把護照遞給他，他并不看，眼珠子光盯著你的行李。當時這趟車上也有不少中國人帶貨——當然比不上隨即到來的國際大販運——又窮又貪的蒙古海關和邊檢人員已經開始嘗到了甜頭。但汪虹這個包廂沒人帶貨，邊檢人員看看沒油水可撈，便開口了，對汪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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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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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不明白什么意思，還以為護照有問題呢。還是外貿人員見多識廣，盧先生說：“孫子問你要泡泡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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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笑了，用英語說：“我沒有口香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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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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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見沒有口香糖，又用標準的中文說出了“香煙”。怕汪虹聽不懂，還把兩根指頭放在唇邊，做吸煙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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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煩了，她無法想象一個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人竟無恥到這種地步，剛想發作，盧先生遞過來一包萬寶路，那邊檢接過裝進口袋，豎起大拇指，又是一句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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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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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著護照下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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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虹說：“怎么都成叫花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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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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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鐘不到，那小子又上來了，發還蓋好入境章的護照，倒麻利。又朝送他煙的盧先生笑笑，用大拇指比劃打火的動作——這小子還想要個打火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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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先生沒轍兒，從衣袋里摸出個打火機遞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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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了打火機笑瞇瞇地剛想走，汪虹把他叫住了，用英語對他說：“你們當年真不該離開中國，中國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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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聳聳肩，用英語回答：“這不是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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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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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汪虹不久就會碰到的俄羅斯、羅馬尼亞海關邊檢人員相比，這小子簡直就是個道德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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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很快啟動，隨即加速，遼闊的蒙古高原撲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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