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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于在德國的出色表現，秦興旺回國后，再次獲得了晉升，成為了少校。

再上海休整，準備從新編排之際，爸爸媽媽從北平來信，要他常去拜訪問候爸爸的老師柳老先生，令人不解的是爸爸在信中含糊地說明，要他和老師的女兒蔓青搞好關系，這是什么意思呢？

說起爸爸和這位柳老師的關系，真不知用什么來形容。

秦家原是富裕人家，在農耕社會的中國，所謂富裕也只不過是家有余糧，有個幾進的宅院，略有幾畝薄地而已。但到了秦興旺的祖父這一輩，只有他一個男兒，從小由于患上了“童子咳”，到處尋醫訪藥，花光了家里的積蓄，田畝也荒廢了。當時婦女們都裹著小腳的，不但走不了遠路，更不可能下地干重活。家有萬金，不如日進一斗，漸漸家境就貧窮了。大房換成了小房，但秦興旺的祖父仍沒忘了，教教秦興旺的爸爸識千字文，背背百家姓、三字經什么的。因此，秦興旺的父親識的字，比那些上過私塾的孩子也差不了多少。

但到了清末民國初年，新學堂開始在各地建立了，看著家境稍好點的十來歲的孩子，都被這書包走進學校，不僅學習各門功課，還在一起唱歌游戲，做體操，而他自己只能提著一個竹籃和一個木制的扁方盒，在學校門口擺小攤，賺點錢，好貼補家用。

這時秦的祖父病仍未見好，秦父在家又是長子，這么小，如此瘦弱的肩膀就要擔起全家的希望。

（二）.

柳先生原名柳寄音，出生在清末，祖籍上海浦東高橋，當時屬松江縣。祖孫三代都是讀書人，柳先生本人是清末兩江倒數第二科舉人。

清末的腐朽昏暗，讓稍有點知識的人大概都知道天下要變了。

從小在子乎者也聲中長大的柳先生，卻有滿腹憂國憂民的情懷。他年紀輕輕就認為，天下的舉人、秀才甚至于狀元再多，那不過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莫過于讓天下所有的窮人都接受教育，提高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這樣國家才能強大。他不喜歡舊學，卻喜歡新學。那一年應松江府府試，考中秀才后，又上了南洋公學，在上公學時，蔡元培先生正好是他們的老師。柳先生自認為一生最大的收獲有兩樣，一是桃李滿天下的成就感，二就是遇上了蔡先生。他常向別人敘述自己的新知識源于蔡先生的斷喝和灌頂。

礙于祖輩、父輩的面子，他才參加了江南鄉試。正好那年清廷不以八股為題，以策論天下之事為題，有一個試題是《如何收回治外法權？》，正合柳先生的心意，遂一揮而就，出了考場，一身輕松。放榜之時，喜見大名在三甲之列，中了舉人。

在那個新舊更迭時期，柳先生的智慧同時獲得了新學、舊學的雙重認可，于舊學中得功名，在新學中獲得新的知識。他人生道路上是如此的盤旋，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三）

清朝末年的**，滿漢矛盾的激化，讓在外學習新學的柳先生放棄了得功名后，追求封官蔭子的傳統道路，轉而追求向民眾傳達社會進步的聲音。

1903年的一天，柳先生等一行來到家鄉縣里的新鎮進行演講，許多人慕名而來，聽者如潮。

柳先生演講道，父老兄弟們！吾們們的中華江山現在是前途危機啊！洋鬼子欺負我們，已經來瓜分中國了！而當朝的還是不聞不問，只想著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和錢財！大家不要在沉迷于享樂，什么賭錢、吸鴉片、婦女纏小腳，不能干活，這些都是些要亡國滅種的玩意啊！

柳先生的一席話，贏得臺下一片喝彩。

當時正值上海“蘇報案”發，清廷通令全國捉拿革命黨人。柳先生等這等犯上作亂的言行，令柳先生家鄉的知縣大喜過望，以為有了邀功請賞的機會，即刻發出拘傳票，將柳先生等演講的一干人捉拿歸案。像抓住江洋大盜一般，將柳先生等關入大牢，門窗外加釘柵欄，嚴禁親屬等探訪。

衙門外還貼出告示，上寫：不日抓到叛黨若干，起獲軍火武器無數，云云。其實柳先生等充其量就是幾個手無寸鐵的書生。

演講的組織者情急之中，想起民間流傳的“官怕洋人”的格言，星夜趕往上海城里，請美國大牧師幫忙。

美國大牧師請一位精通中國官場一套的美國大律師拿辦法。

美國大律師起先磨磨唧唧，后來拿到了柳先生家鄉楊老板給的幾百兩銀子，這才面授一技，原來就是中國人常用的“熬鷹”之計。

美國大牧師第二天一早就趕的縣衙。知縣一看來了洋人，不敢怠慢，馬上接待。但一聽說是要求放了柳先生等一干人，知縣就支支吾吾起來。美國大牧師態度堅決，拖到中午，知縣的大煙癮發作，支持不住；又怕得罪洋人，弄成教案，自己不好收拾局面，只得被迫放人。

美國大牧師隨即帶著柳先生他們一行，穿過圍觀的人群，到了岸邊上船，順風揚帆而去。

也就在載著柳先生他們的船帆，消失在觀看的民眾的視線的時刻，清廷上級衙門的快馬趕到了，送來了朝廷“斬立決”的上諭。吸足了鴉片的縣令捶胸頓足，懊悔失去了一個升官發財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