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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廬山談話會結束后，與會人員大都回到了當時的首都——南京。此時北平、天津早已開打，北大是回不去了，校長一時做不成了，胡適也和他們一齊回到南京。

廬山會議既然定了、宣布了當時國民政府堅決抗戰的決心，就要看如何具體落實到那些人、哪些部門了。但眾所周知，南京政府的一班人，從來就沒有團結過，國難當頭也不例外。

（二）.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西流灣8號建造了一幢花園洋房，為了怕日后日本飛機的轟炸，特在花坊下造了一個大地下室。

1937年盧溝橋打響后后，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陶希圣、羅家倫、胡適、陳立夫、張君勵等人，常來此躲避空襲。他們常常討論時局，都對中日戰爭前景持“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

胡適自嘲為“低調俱樂部”，這和蔣夢麟曾自嘲自己為“北大功狗”一樣，保持了當時北大人“擅于”自嘲的傳統。

汪精衛雖沒有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俱樂部身后的影子，在國民政府的上層，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倡導所謂“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的游擊隊。**指揮下的部隊以游擊戰爭回避對敵作戰，人稱‘游而不擊’，實際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國民政府。”

陳布雷、熊式輝也常來，他們的調子也不高，但他們是委座的“侍衛內大臣”。不久熊還帶來了蔣介石的告誡之語，大意是：不能動搖，不傳動搖的話，云云。

（三）.

當7月28日，中**隊在南苑慘敗的消息，傳到當時的首都南京，傳到他們耳朵里，更引起胡適他們的恐慌。他們積極活動，竭力主張于日本和談。

此前不久，汪精衛曾希望推薦胡適擔任外交部長。汪精衛推薦的依據，主要還是胡適同意他的主張；但“一把手”蔣介石卻暫未同意，主要原因大概是蔣怕胡適是汪精衛推薦的，如果他就任外交部長之后，一切都以汪精衛的意思辦，在外交上他蔣某人不是被架空了嗎？其實，蔣介石是知道胡適的才華，和胡在當時西方人眼中的地位的。

所以說，有時人太聰明和太有名望，也成了一件錯誤的事了。當時國家正在最急需用人之際，而胡適這位大家，直到此時，還沒有著落。

現在，“低調俱樂部”的一班人建議：外交路線不能斷，力推日本人欣賞的，既年輕又資深的外交官員高宗武負責打通關節，同時決定要找一個要能負責的，又能使蔣委員長言聽計從的政治家，來做歷史上常出現的那種力挽狂瀾的“社稷之臣”，希望他能像歷史上著名的郭子儀、曾國藩等等一樣，挽狂瀾于既倒。

胡適看重的人是陳布雷。于是便有了前文所述的上書委員長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