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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二天的座談會，該著蔣介石發言了。他的發言完全和汪精衛的發言語氣不同了。因根據情報，日本內閣已奏請天皇批準，將增兵華北開戰。蔣此時清醒了。他意識到，再不堅決抗戰，不但自己沒人擁護，怕是國將不國了。

——國民黨到底抗沒抗日？多年以來，說法頗多。看了此書，筆者以為大家自有明斷。筆者強烈反對某些所謂歷史專家的看法、說法，什么9.18事變、盧溝橋事變，好像整個局勢都掌控在**的國民政府手中一樣，意思就是說，他們國民政府不動員全民抗戰是有這樣那樣的原因的，9.18、盧溝橋等等，其實他們都能掌控，真是一派胡言；二次世界大戰應從德國閃擊波蘭開始等等說法，真是阿q精神，難道這樣就能和“國際接軌”嗎？那我們的義勇軍、東北抗聯戰士的血都白流了嗎？筆者以為真確的說法應該是: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并不是什么事變，也是二次大戰的開始；1937年7月7日是日本全面進攻中國和中國全民抗戰的開始。中國進行的是十四年的抗戰！

（二）.

于是，時任中華民國實際最高領導人，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于7月17日，在江西廬山談話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演說，后人起名為《最后關頭》：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于此事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于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略去部份）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后關頭”的意義。最后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勝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茍安，便會陷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后，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后，還傳播著種種的新聞，說是什么要擴大溏沽協定的范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