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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此時，延安也日夜關注著華北局勢，1937年7月8日和7月23日，**中央兩次發(fā)表宣言，指出“華北危急！平津危急！中華民族危急！”號召全國放棄任何妥協立即實行抗戰(zhàn)，并致電宋哲元和蔣介石要求共同抗日。

（二）.

1935年，根據《何梅協定》，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還有國民黨各級黨部和憲兵三團，藍衣社等特務機關被迫從平津兩市和冀察兩省撤退。由原來中原大戰(zhàn)后殘存的西北軍各部組成的29軍，進駐兩市兩省。29軍長宋哲元還兼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成為華北一方諸侯。

宋哲元負責維持冀察政局，被外敵內奸威脅引誘，進退兩難，窮于應付。為了躲避，宋便借為父親修墓和養(yǎng)病為名，于1937年2月底離開回老家，以佟麟閣代理軍長職務，直接負軍事指揮之責。

1937年7月7日在宛平正式打響后，而身為平津衛(wèi)戍司令、冀察綏靖主任和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一直在是戰(zhàn)是和中徘徊。

在南京政府和29軍的部下的一再催促下，7月12日，宋從山東老家回到天津；他不曾料到29軍副軍長秦德純等人已與日談判簽訂了停戰(zhàn)協定。宋哲元輕信秦等說日本決心把此次事件作為“地方化”、“就地解決”的“不擴方針”，于12日發(fā)表了力主“和平”解決的看法和主張，竟承認了秦德純等所簽訂的所謂停戰(zhàn)三項協定。

7月19日，宋哲元由天津返北平后，仍幻想和平，竟下令打開封閉的城門，撤除防御沙包等。

當他后來發(fā)現日本鬼子増兵，并已三面包圍了北平時，他才如夢方醒。7月27日才把他作為預備隊的趙登禹師派上去，28日日軍就全面發(fā)動進攻，顯然為時已晚。

還未開打，29軍在判斷戰(zhàn)場形勢和排兵布陣上就先輸了兩陣。雖然有佟麟閣、趙登禹和李文田率領的前線將士的英勇無畏，但29軍在整個華北的失敗已在所難免！

（三）.

從7月7日的盧溝橋，到7月底日軍占領北平，天津的整個過程清楚地表明，它是當時日本政府和所謂上層的共同意志，絕不是什么日本少數軍人牽著軍部、政府的鼻子走。它是日本大陸政策的必然發(fā)展和有計劃有準備的行動，是日本長期以來侵華野心的最終全面實施，也絕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中國已經喪失了臺灣、澎湖列島和東北等一系列領土于日本侵略者之手，日本還霸占了中國剩余領土內一系列軍事、經濟主權，更甚而要侵占華北，中國已經到了忍無可忍、不得不還手的最后地步了。日本知道中國已經不可能再有任何的退讓，漸進式的蠶食已經走到了盡頭，再也行不通了。為此，日本急不可耐地拋棄了漸進式蠶食的方法，為了實現預定的大陸政策，對中國開始全面出擊，企圖根本上滅亡中國。然而，侵略者總要給自己粉飾一下，說什么是由于中國的“反日”行為才造成了日本的被迫反應——簡直是一派胡言，潛臺詞無非是“中國應該順從地接受日本的統(tǒng)治、占領和奴役”。

而中國當時的南京政府呢，雖然蔣好似比宋哲元等較早看出了日本的野心，但命令總是模棱兩可，

（四）.

7月31日南京國民政府發(fā)布褒揚令，追贈佟麟閣、趙登禹為陸軍上將。**也高度評價佟麟閣等國民黨抗日將領，稱贊他們“給了全中國人民以崇高偉大的模范”。

但這除了激勵人們的愛國熱情以外，并不能改變平津這兩座華北最大城市陷落的實際，又有多少中國人一夜之間成了亡國奴？

（五）.

從1874年侵略臺灣起，日本近代史上發(fā)動的14次對外侵略戰(zhàn)爭中，10次針對中國。挑釁的次數，多的更是無法統(tǒng)計。日軍的鐵蹄從中國的東三省踏至內陸。

1937年，日本工業(yè)總產值60億美元，是中國的4.4倍；鋼鐵產量580萬噸，是中國的145倍。

把中國變?yōu)橹趁竦亍⑦M而吞并亞洲稱霸世界，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

盧溝橋的槍聲好像看起來偶然，29軍的失敗，好像也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客觀因素，但當時國力孱弱的中國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一場決定民族命運的生死大戰(zhàn)卻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