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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帶著曹云祥校長的聘書，到地安門內織染局10號王國維寓所，進了客廳，見到王國維，恭敬地三鞠躬，然后才說明來意。后來王國維對別人說：“原以為來者必是西服革履、握手對坐的少年，這樣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才決定受聘”。

清華教授的薪金很高，教授月薪大洋300至400圓，有特殊貢獻者可達500圓，王國維、梁啟超當然是最高者，月薪皆為500圓。1925年4月17日，王國維全家遷居清華園西院。3月間他給兒子寫信說：“京寓已決計遷移，已于清華校內租定房屋兩所。一所七間月租25圓；另一所五間月租19圓。擬家眷住七間，書房及男仆住五間。兩屋相離近百步許，然已無他屋可租，只得暫時勉住。”

王國維薪俸雖豐，但他家有子女8人，求學等費用就很可觀，故生活仍不豐裕。

坎坷加流離，王國維一生的生活有太多這樣的不幸了。屋漏偏逢連夜雨，王國維的大兒子患傷寒，在“中西兩醫并誤”之后終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僅27歲。王潛明是王國維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逝后，王潛明對繼母潘氏不怎么好，他妻子羅振玉的女兒羅曼華與婆婆之間也有摩擦，王國維平日只顧讀書寫作，對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間，調解乏術。羅振玉一向視女兒為掌上明珠，聽說愛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不快，他認為婆媳之所以不和，都是因為王國維偏袒潘氏造成的。對此指責，王國維隱忍緘默，未置一辯。待到喪事完畢，羅振玉惱怒未消，于是負氣攜女兒返回天津，給王家一個老大的難堪。事情鬧到這步田地，王國維生氣地說：“難道我連媳婦都養不起？”王國維將一些錢寄至天津羅家，作為兒媳的生活用度，羅振玉不肯收，退回來，王國維再寄，并寫信給羅振玉，羅振玉仍舊把錢退回來，太掃人面子，王國維氣得不行，便從書房中清理出大疊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長子早喪，兒媳大歸，老友中絕，經此變故，王國維傷心之至。

王國維的災星逼近了。這個災星就是北伐軍。1927年春夏之間，北伐軍打到了河南、山東一帶，北京的遺老遺少們感到惶恐，梁啟超、王國維尤怕發生湖南那樣摧殘知識分子的事，因而憂心忡忡。清華園中也激起了反響，梁啟超在《給孩子們書》中不斷談及此事，驚呼共產黨“真是無敵于天下”，“全成活地獄了”，他擔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所以朋友們也多勸他早為避地之計，大概暑假以后就“不能再安居清華了”，“我大約必須亡命。”但他后來對蔣介石的殘殺行為，也深表不滿。王國維對這一切，也是憂心如焚。

春天，北伐軍進駐上海；3月，進軍徐州，馮玉祥兵出潼關；5月中旬，河南山東告急，北京大恐，謠言四起，說北伐軍，共產黨來了難逃一死，連學者葉德輝在長沙不是也被殺掉了嗎？

王國維憂憤異常。5月30日，溥儀的侍臣金梁從天津跑來北京看望王國維，就是這種感覺。

王國維痛感時局急變，事情無法做下去了；又擔心天津的溥儀小朝廷，他曾極力勸說左右侍從懇請皇上快快搬遷，以防不測，但那些人居然不代為轉告，王國維激憤得幾乎要哭出來。

金梁說了些安慰的話，說著說著忽然說到頤和園，王國維喟然長嘆：“今日干凈土，只有這一泓彎水了！”金梁回憶說，王國維這時已決心投湖自盡了。這離自殺僅三天。

其實更早一點可能已下了決心。死前十天，王國維拿出去年秋天定稿的《觀堂集林》補編目錄，對門人趙萬里說：“這是我近年來精心寫出來的，幸好現在定稿了。日后刊印補編的時候，都可以依次編入。你有空的時候，要為我次第作副錄。”趙萬里后來才想到，這也是打定了死的主意。

也就在6月1日這一天，清華研究院放暑假，師生們在工字廳開惜別會。姚名達記得當時情景，如在目前，心痛欲裂，不知此一惜別，竟成永訣也。姚名達說，餐前聚坐，眾人談笑不拘形跡。有向大家談蒙古史料的，那就是王國維。共有四桌宴席，歡聲沸騰。只是王先生那一桌，寂然無聲，不知先生是有所感而不快樂嗎？或者是這一席的同學們都不善辭令呢？但大家正暢談別情，沒顧得上這邊冷清一角。宴席將盡時，梁任公先生忽然起立致辭，歷稱同學們成績優秀，說是我院如果繼續努力，則辦成國學重鎮是沒有問題的。大家都恭敬地聽著，靜安先生也點頭，但不說話。

散席了，王國維像平時那樣，跟大家告別，并沒有特別之處。竟沒想到他此時是死別諸生，而這個宴會竟好像是促先生之死的。姚名達念師心切，不知該怎么怪罪自己才好。別后不久，他和同學朱廣福、馮國瑞同游朗潤園，往回走時經過兩院，朱君忽然問：“王老師家在哪里？我竟沒看過一眼！”名達說：“何不去拜方一下？”到了王國維書房，空無一人，仆人打電話去南院陳先生家，原來正在陳家，于是等了一會兒，王國維就回來了。幾個學生提了好多問題，非常虛心，先生是言簡意賅，回答精辟。這樣談了一個小時，晚飯都擺上桌了，才起身告辭，王國維把學生們一直送到庭中，這是他一向的慣例。

到了晚上，又有謝國楨等人造訪，問起陰陽五行說的起源，又論及某位日本人研究干支的得失。談到時局的時候，王國維神色黯然，好像有避亂移居的想法。

其實在白天開宴會時，學生衛聚賢曾勸王國維到山西去避難，王國維說：“沒有書，怎么辦？”可見移居避難的想法一直有，但死志基本抱定了。

送走了謝國楨等人，王國維又回到書房批閱試卷。批完后，寫好《遺書》，放在懷中，像平常一樣安睡了。

這不是好兆頭。這種安睡是大事將出的信號，但一般人怎么能有此預感？

有人就是這樣：自殺多次未于是，都是因為親友攔救；后來悄然自盡，誰都不知道。此前多次未成，易使人產生僥幸心理。

1927年6月2日，這是清華學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國維八點鐘去公事室，九點鐘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銀洋，對方無零錢，借給他五元紙幣。十點鐘左右，他雇用校中一洋車，前往頤和園，購一張六角門票，于是走進園子。6月初的頤和園，正是一片生機，萬綠叢中，湖波蕩漾，垂柳飄拂，山花照影。湖邊喬木挺秀，灌木叢生。又有小橋流水，蜿蜒于山巒之間，柔情可人。在東堤和南湖島之間，十七孔橋盡情舒展，靜靜地躺在湖面上休息。萬壽山上，亭廊樓閣依山而立，錯落有致，而智慧海雄踞萬壽山頂，似有醍醐倒灌之勢。頤和園與清華園同在西郊，王國維常到這座前清帝后的花園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風景，想想事情，他以頤和園為題材為背景寫過多首詩詞，可以說，他對頤和園有很深的依戀。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徑直前往佛香閣排云殿附近的魚藻軒，兀坐在石舫前，點燃紙煙，于煙霧裊裊騰騰間，陷入沉思。

他在石船上坐了很久。

他吸煙，不停地吸。他大概想起：這船造建已125年了，乾隆建造此船，取的是唐代魏征“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典故，乾隆偏要造一條大石船，穩如磐石，讓“水不能覆”，然而大清還是滅了。其實這船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便毀于戰火了，現在這艘是1893年重建的。乾隆大概沒想到，水不能覆，火能燒之，就是石頭也能燒成粉末。而且從根本上說，怎么知道火不是水？石不是木？

王國維在大石船上吸煙，吸了很久。

王國維來到湖邊長廊邁步，抬頭便見冠山杰閣，層層而上，但是這種感受，就未必有了。現在是“年年柳色，昆明訣別”了。

排云殿下，緊臨湖畔，有一魚藻軒。

王國維來到這里。軒頂這四個字可能正中他此時的心意，天下只剩下這一彎湖水還算干凈，恰如一面“盤鏡”，可以證得我心之凈。

十年前，張勛復辟，王國維說：“今日情勢大變……結果恐不可言，北行諸公只有一死謝國，曲江之哀，猿鶴蟲沙之痛，傷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輿尚可無事，此次負責及受職諸公，如再觍顏南歸，真所謂不值一文錢矣！”張勛復辟失敗后，向外界宣稱“志在必死”，王國維贊嘆道：“三百年來，乃得此人，庶足飾此歷史，余人亦無從得消息，此等人均須為之表彰，否則天理人道俱絕矣。”1924年，馮玉祥逼宮，溥儀危在旦夕，南書房行走王國維與羅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門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勢緩和，遜帝溥儀脫險出走天津，他們才放棄自殺計劃，留下性命，以圖日后報效。王國維心想，當時死了，倒是好了。眼下，馮玉祥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司令，他又將揮師出潼關，直取京城，一旦與南方的北伐軍會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張園的遜帝。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君辱則臣死”，乃是古之遺訓，今日惟有一死，別無選擇。王國維早年精研德國哲學，當然還記得叔本華關于自殺的那段話：一般都會發現，只要生存的恐懼達到了一個地步，以致超過了死亡的恐懼，一個人就會結束他的生命。王國維忠于清室，忠于遜帝，自知復辟難成，大勢已去，遜帝行將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殘酷現實的掊擊，已經瀕于絕望。他還有學問要研究，還有著作要撰寫，還有弟子要栽培，還有妻兒要照顧，俗世的一切計慮，只能悉數拋開。他選擇頤和園，不為別的，三天前他曾對好友金梁透過口風：“今日干凈土，惟此一灣水耳！”

以前發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歷歷在目，于是王國維扔下快要燃盡的煙蒂，踱到昆明湖邊，他不再遲疑，縱身躍入水中。一位園工正在距離他十余步遠的地方打掃路面，看見有人投湖，立刻奔過去施救，前后不到兩分鐘，由于王國維頭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倉促間于是氣絕。再說同來的車夫，他一直在園外靜等，遲至午后三點多，仍不見王國維出園，他前去門房打聽，才知一位拖辮子的老先生投湖自盡了，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趕緊跑回清華學校報告噩耗。這時候天氣悶熱得很，陰云密布，雷聲四起，像要下雨的樣子。天公有憂，憂“人間”不幸。

消息傳了清華園。國學院人心浮動，尤為凄惶。看看時間已是晚間九點，大家忙亂已畢，收拾停當，曹云祥校長、梅貽琦教務長、國學院的教授學生及吳宓等三十余人，共乘了兩輛汽車，往頤和園開去。路上經過朗潤園，看見花木森森，各人心中抑郁難言。平日與王國維關系好的人，此時不免腦中泛起王國維的音容笑貌。天氣悶熱得很，大家都透不過氣來。

可悲的是，盡管清華校長曹云祥親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驗尸，不得移動。王國維濕漉漉的尸身上覆蓋著一床蘆席，蘆席的四角鎮以青磚，就這樣，死者面目紫脹，四肢拳曲，仰臥在魚藻軒中，足足橫陳了二十多個小時，令人慘不忍睹。當時警方辦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見一斑。法警驗尸時，從衣袋中找到銀洋四元四角，還有一份死者于自殺前一天草擬的遺囑，遺書背面寫明“送西院十八號王貞明先生收”。王貞明是王國維的第三個兒子。紙面雖已濕透，字跡完好無損。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后，當草草棺斂，即行蒿葬于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于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茍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

喪事全由清華校方擔負，而治喪委員會則由研究院同學成立。梁任公去外交部力爭恤金，羅振玉則在天津代王國維擬寫《遺折》遞呈溥儀，以求加謚及賞賜。后人稱此為“偽折”。

溥儀讀了此折，大為感動，便下了一道偽詔，謚王國維為“忠愨（音確，誠實也）”公，并賞賜銀物若干。

喪事頗為隆重，于6月16日在北京市下斜街全浙會館舉辦了悼祭，共收得哀挽詩聯幾百幅。

許多詩聯中，都把王國維比為屈原。

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等在日本京都袋中庵誦經追悼，神田喜一郎致悼詞，并出刊《紀念冊》，題名者60余人，幾乎囊括了當時日本漢學家中全部名流。日本《藝文雜志》則推出特別追悼號。

家屬遵死者遺命，將他安葬于清華園東二里西柳村七間房之原。校長曹云祥為首數十人相送。

之后，清華研究院開學，梁啟超手持鮮花，率領研究院老學生，到王氏墓前拜奠，并發表著名的《墓前演說》，聲淚俱下。

梁任公盛贊王國維的氣節和學術，認為他有伯夷叔齊的志氣，代表了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用歐洲人反對自殺的眼光去苛評亂解。學術上，王國維以“通方知類為宗”，不貪多，不昧全，看全部很清楚，做一部很猛勇；《觀堂集林》，幾乎篇篇有新發明，方法上最科學而合理；辨證最準確，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氣象。

至于自殺的原因，梁任公認為，那是因為三種矛盾性格合并在一起所造成的。第一，因為王國維有冷靜的頭腦，所以能看得清楚；第二，有和平的脾氣，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第三，有濃厚的感情，所以常常發生莫名的悲憤。

積日既久，只有自殺一途。

王國維之死，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海內外學者，無論認識他或不認識他，都沉痛悼念，認為是中國學術界一大損失。許多報刊發表追悼專號或追悼詩文，有的學術團體設祭致悼，或捐贈恤金。法國巴黎大學教授伯希和走告巴黎東方學專家，發起向王氏家屬捐贈薪俸的活動。德國漢堡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顏復禮博士代表德國政府，聘王國維做“東方學術研究會”名譽會員，聘書還在途中，忽接訃告，又改拍唁電。

兩年后，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師生，于王國維逝世二周年忌日，在清華園內樹了一塊紀念碑，由陳寅恪撰寫碑文。

關于他的死，后人已有不少評議了。生死事大，死亡問題是人人必定要關注的。殉清說，悲觀厭世說，畏懼革命說，恐辱人格說，自亡其學術說，乃至羅振玉逼債說，等等，不斷地在探討，唯獨逼債說最少倡和者，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材料的發現。所謂新材料，也就是王國維與羅振玉的通信。

死者已逝，生者的種種臆測無法就證，可謂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王國維身在民國，心存清室，這是一個實際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

王國維先生是死于一種文化。他在為“文化殉節”，為一個逝去的文化時代，他悲壯一躍。事實是不是這樣呢？人之求死乃內心最隱秘之事，正如王先生之女王東明所言，“這種心情只有當事人能體認出來，至于其他的猜測，我想都是多余的。”（臺灣《中國時報》1987年5月9日）的確正如王女士所言，對于一個已經逝去的人來說，他的心跡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測都是多余的，但是當這個人由于歷史的機緣而成為一個時代的標志時他的死因就非同小可，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個重大事件，非得要對世人做出一番交代。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才造就了那么多的英雄和偉人。對于任何一個人物，我以為，都應該將他置于歷史的天平上拋卻由親疏敵對形成的情感好惡以及時代拼湊起來的各種人為因素，爭取把他還原為一個普通的個案來處理，只有這樣才可能更為客觀、公正，也只有這樣才可能更接近人物的本來面目從而揭開歷史真相。

當我們用梁任公先生的觀點來推敲王國維先生死亡的前前后后時我們發現疑點重重。毫無疑問，最有可能證明王國維先生自殺死因的無疑是那份遺書了。然而唯一能證明死因的遺書卻偏偏又是語焉不詳。遺書沒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遜帝。這樣要說他是“殉節”，實在有點說不過去。另外，即使說王國維先生自沉是為了“殉節”，那他也應該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儀皇帝被驅逐出宮時，而不可能是這個時候。這是其一。

其二，王國維先生若果真是死于一種文化的話，他內心當是十分痛苦，而且這種痛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以一貫制的。如此強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前或自沉當時是不可能沒有任何蛛絲馬跡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國維先生的死卻是出奇的“雍容淡雅”。據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姚名達等人的事后追記，王國維先生在“自沉”前至6月1日的言動比較“從容”：中午，研究院畢業諸生在清華學校工字廳公宴諸導師，梁啟超致詞，王國維則“雍容淡雅之態感人至深”，“席散與眾作別如常，無異態”。下午，來到清華南院二號陳寅恪處，同往常一樣與陳先生“閑聊”。晚飯前回寓，在書房內接待姚名達、朱廣福、馮國瑞等本屆畢業生，“博問而精答，相語竟一小時”。至晚餐，始送別諸生。晚飯后，又有本屆畢業生劉節、謝國楨來寓，“問陰陽五行學說之起源”，予以解答，并談“日本學者研究干支之得失”。惟談及時局，“神色黯然，似有避亂移居之思也焉”。送別劉節等同學后，在書房內“閱試卷畢”，爾后起草臨終《遺書》。起忠誠學業，可謂至死不變！當晚，“熟眠如常”。翌日（6月2日）早八時，至研究院“公事房”，“如平日無異”。9時許，向研究院秘書侯培厚借紙幣5元，出“公事房”雇校中35號“洋車”赴頤和園。10時許，漫步至排云殿前魚藻軒，兀立沉思，緩緩吸完卷煙一支。約11時，投昆明湖。

其三，根據侯培厚先生敘述“先生今早八時即到校，命院中聽差往其私第取諸君成績稿本，且共談下學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與以五元鈔票一張，即出辦公室。”作為一個打定主意要自絕于人世的人竟然在事前是如此的不露聲色的平靜。更令人奇怪的是，既然決定了要走這一步，卻連走這一步的必須的物質條件——錢都沒帶，以至于開口向人借現洋二元。另外，倘若說決意要自殺的話，為何又讓車夫在外稍稍等候？種種跡象表明，先生似乎根本就沒有準備走這一步，而最終之所以走上這一步，似乎完全是因為一個偶然。特別是投湖的時間、地點，更好像是臨時決定的。否則，以一個在北京呆了那么久的人不可能不知道頤和園一張幾角錢的門票，根本犯不上找別人借洋二元。如果是深思熟慮的話，他應該非常清楚在上午十點左右這樣的時間段、頤和園昆明湖這樣的地點自殺成功的幾率是非常低的。他完全可以選擇在夜間無人知曉的情況下自行了斷，更犯不著在自殺前還得找人借錢以至于成為笑談。

基于以上這些理由，梁任公先生關于王國維之死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那么，王國維自沉的真正原因又是怎樣的呢？對此我個人的看法是：王國維的死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這其中既有內因也有外因，既有遠慮也有近憂，既有時代的因素也有個人性格的缺陷。

眾所周知，研究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研究他的成長經歷和人生思想。經歷和思想弄清楚了，這個人也就八九不離十了。

正是由于王國維獨特的成長經歷、悲觀而不為人知的思想造就了他的悲劇人生。王國維在文章中曾不至一次的這樣寫到：“人日日居憂患，有憂患，而無希求解脫勇氣，則天國與地獄，彼兩失之。”關于人生王國維有一個著名論斷——“鐘擺論”：“故人生者，如鐘表之擺，實往復于若痛與倦厭之間。”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在王國維看來，“生”即是“憂”。王國維終生都有一種人生的幻滅感。難怪他的女兒王東明曾說：“父親一生是個悲觀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詩有著孤寂之愴美——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王國維的兒子王慈明也認為王先生死于嚴重憂郁癥。倘若說王東明與王慈明的說法屬實的話，那么王國維的自殺則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現代科學早已表明：一個人如果長期處于悲觀憂郁之中，那么這個人就很可能會自殺。至此，王國維之死的全部真相水落石出——‘經此事變’為王氏自沉之外在因素，‘義無再辱’則說明了他自沉的內在因素。悲觀厭世之思想是王國維自沉的遠因，而生活顛沛形成的內心之痛苦是促使他奮身一躍于魚藻軒前、脫然無所戀念的內因。至于痛失愛子以及老友失和等事件那無疑是誘發自沉的直接原因和導火線。總之，王國維的死，是不能以俗眼觀之的，他最終的自殺，當自殺于精神之寄托與慰藉的無可指望。換句話說，王國維之死，是死于人生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