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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在一次軍事會議上說:“我對南宋是禮讓的，十多年前,我從長江那邊回來即大汗位時,為形勢所迫,曾與他們簽訂合約,結果他們背信棄義,把我的使者扣押了,一扣就是十五年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決意興王者之師,征討南宋,讓南宋小皇帝明白,我們大元不是好欺負的!”所到忽必烈要伐宋,蒙古將領個個摩拳擦掌,漢人大臣也都極為擁護,他們都積扱地表現自己,意圖通過這場滅宋的戰爭,好向忽必烈顯示自己的忠誠,恢復對他們的信任。最為積扱的是劉整。劉整說道:“南宋偏安一隅,茍延殘喘,國弱民疲,奸臣當道,良臣猛將欲以自保,賢能之士思得明君;而我朝國力充盈,兵強馬壯,此為我大兀滅宋的天賜良機。況且,自古以來,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眼下,圣朝已有天下十之七八,怎能棄一隅而自棄正統呢?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圣上決斷乃英明之舉。”忽必烈大喜,問道:“計將安出?”劉整說道:“臣下認為,先攻襄陽,撤其抒蔽。所謂:“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唾手可下也。”他提出了和史天澤同樣的觀點。塔察兒出班奏道:“臣以為攻宋時機尚不成熟。”忽必烈問:“何以見得?”塔察兒說：“我軍擅長陸戰騎射，不善水戰，現在攻宋，是以我之短對敵之長,應練好水軍以后再攻宋為宜。”穆哥也說:“宋廷雖然偏安江南一隅,但對其實力也不能低估:江南乃魚米之鄉,財力頗豐,城池堅固,利于久戰。金朝兩次攻宋均告失敗。我朝窩闊臺汗打到四川,無功而返。蒙哥汗更是飲恨釣魚山下。這一切都提示我們,攻宋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輕易攻打是不會奏效的。”“臣下不敢茍同兩位王爺的觀點!”劉整望了一限兩位王爺,然后說:“臣下認為,不說金朝,只說憲宗之所以飲恨釣魚山下,臣下以為其弊有四:一是選錯攻宋地點。我蒙古大軍,長于騎兵作戰,所向無敵。但騎兵作戰,宜選擇空曠、平坦之地。川蜀深山大川,險阻重重,山路蜿蜒曲折,我騎兵在此種地形很難展開。況且敵人占據地利人和,我軍為客,人地兩生,既無擄掠來補充給養,又無俘獲來補充兵力,只能以有限之力,冒無限之險,縱然有泰山圧卵之勢,傾河海以滅火之舉,一旦進攻遭受阻滯,盤恒不能前進,便無異于強弩之末。二是國力尚很疲弱。凡奪取天下者，必蓄養精力,征賦稅以足需用,屯農田以足糧草,行內部理順,對外殲敵的條件也就成熟。而蒙古帝國自開國以來,一直在外用兵,國力豈有不弱之理?憲宗皇帝承繼大統不久即出兵攻宋,以強力謀取。兵法說,以力強取者則不可持久,久則挫傷元氣,疲因不振,因此才致使功敗垂成。三是缺乏智謀。古之用兵,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而后可以用奇兵。豈能連兵百萬,首尾萬里,御駕親征,全網動員,攪得天翻地覆,人人皆知?如此伐宋,無異子撞其鐘而掩其耳,吃其臍而蔽其日,這哪里是用奇兵,分明是拿著價值千金的玉璧去投瓦石!”忽必烈對劉整的高談闊論非常感興趣，問：“劉愛卿認為,用兵襄樊，又有哪些勝算?”劉整接著說道:“選擇用兵襄樊,原因也有三。”“一是發兵南下的條件業已成熱。自我皇承繼大統以后,銳意改革,內修政理，北方經濟已經復蘇，現已民殷國富。加之時下內亂已平,漠北安寧,各種不安定因素業已清除殆盡,政局如日中天,此時南下伐宋,正能完成我皇一統天下的宏愿。二是襄樊是南宋的軟肋。兵法說,打蛇七寸,攻人打軟肋。千里長江,兩淮、臨安、建康如果視為蛇頭,巴蜀為蛇尾,則襄樊就是它的軟腹。軟腹牽制了蛇頭和蛇尾,一旦擊中,攻下襄樊,向西使川蜀與朝延失去聯系,向東則有順江之勢,向南使得南面的湖湘門戶洞開,蛇頭、蛇尾不能相顧,然后猛擊頭部,哪有不勝之理?三是我軍騎兵、步卒優良,所向披靡,惟水戰不如宋軍。我軍從現在開始,著手圍困襄樊,然后造戰艦、練水軍,奪宋軍所長,接我軍所短,必能獲得成功。況且我蒙古大軍經過幾年的實戰,對于攻城拔壘亦有相當的經驗,從伊兒汗國引進的炮,更是威力無比,應當說,現在我軍與宋相比,在戰斗力上已經遠遠勝出。”“可不能小瞧南宋!”阿術領兵與南宋軍隊較量過多年,對他們的作戰能力和技巧有著細致的研究,對南宋的政治、經濟、軍事也都了解一二，他插話說道。“別看南宋小朝延偏安一隅,卻是物阜民豐,兵多將廣，只是由于皇上上無能,賈似道擅權枉政,才離心離徳,民生盡失。我看要打南宋，應該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持久戰！從中央突破，這個辦法好！以我方的國力、財力、兵力，攻占咸陽尚需時日。”最終忽必烈聽從劉整的建議，在襄樊打破宋軍之后，直逼宋朝首都臨安，公元1276年，宋朝朝廷求和不成，于是五歲的小皇帝宋恭帝投降。公元1279年二月六日癸未，在元軍強烈的攻擊下，南宋滅亡。忽必烈就此成立大元王朝，統一了龍玄大陸，并占領了西方勢力的部分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