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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一案影響深遠，正如《民立報》社長于右任在路祭宋教仁時所講：“朗朗乾坤，偌大民國，卻容不得一個敢為百姓爭民主，為國家爭憲政者，公理何在!今天，我不敢為私交哭，不敢為《民立報》哭，實在是為中華民國的前途而痛哭啊!”

長期以來，對于宋教仁案，海內外主流都認定袁世凱某后黑手。但廖云菲老爹上川安倍得到的情報顯示，最早推出此說并提供證據鏈條的，并非當年的司法系統，而是作為當事人一方的國民黨孫文、陳其美一派。

且不論這個證據鏈條本身存在著多處無法解釋的硬傷，即使從嚴格的法理層面而論，它也只能算是對立雙方中的一家之言，對于袁世凱一方而言，恐怕屬于法律層面上的“有罪推定”。

來自日本情報機構的可靠消息：宋教仁被刺殺后，袁世凱每每和其子袁克文談及此事就“揮淚不止，深為惋惜”，并將這件事視為政治生涯中的大不幸。對于的國民黨指責，袁克文也暗自認為有點道理，曾經試探袁世凱通電“辯誣”。袁世凱則回答：“予代人受過者多矣，從未辯。我雖不殺遁初，遁初亦由我而見殺，更何辯焉？”

遁初，宋教仁的字。

袁克文的意思是，既然不是老爹干的，為什么不解釋哪?袁世凱的回答粗粗一聽有點裝高大上，仔細琢磨似乎有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意思。作為兒子，袁克文卻感覺到老爹深深的無奈，期望的穩定局面已經破產，再辯白還有何用？

當然，對外可以忍著，在家面對兒子卻可以敞開心扉。袁世凱用很淺顯的道理講明了自己不可能是刺宋案的主使者：“不思予既欲殺之，不必招其來而殺之可也，或待其來陷其罪殺之亦可也。<>予殺之之道不一，胡必待數使招之，乘其將行而殺之？斯明授人以柄，雖愚夫不為也。況反對予者如孫文、黃興、陳其美輩皆可殺，胡必但選一助予組閣、不用黨人之遁初而殺之？此理不辨，必有自明之日也。”

啥意思？袁世凱認為，自己若想殺宋教仁，根本不用耍花招請他他來，在哪不能殺？既然請了，就用不著暴力，運用手段坑他也可以。何必興師動眾，非在路上下手？豈不等著叫別人抓小辮子？傻子也不會這么干吶？再者說，真想動手就殺孫文、黃興、陳其美等鐵桿反對派，為什么要殺已經答應入閣合作的宋教仁？

不能不承認袁世凱所云句句在理，絕非單純的狡辯！即使不能將他的嫌疑完全排除，至少也提供了審視刺宋案的另一個視角。事實上，宋教仁案已經成為一樁解不開的謎案，真相永沉于無人知曉的歷史海底，不可能有什么歷史定論。

中外古今的一些政治謀殺案為什么難以弄清真相？蓋因為此類案件絕不同于一般的突發性質的刑事案件，它明顯存在著蓄謀已久、組織作案、策劃周密、行動決絕、證據消滅徹底等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此類案件一旦真的付諸實施，很難根據所掌握的各種證據鏈條追究到幕后主使。

因為此類案件在發生后的第一時間，策劃刺殺的強大勢力甚至會很快將在最前線的實施者滅口，從而徹底消滅破案的邏輯起點，讓司法機關查無可查，刺宋案的兇手武士英就是這樣被處理掉的。盡管如此，日本情報機關還是嘗試還原真相，根據蛛絲馬跡，將一些原本牽扯進來的嫌疑人進行合理排除，對一些原本被認為無罪的人進行合理的懷疑。原則很簡單，就是看誰是此案的受益者，誰又是受害者！

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都會本能地趨利避害。

毫無疑問，最大的受益者的犯罪嫌疑最大，而利益損失最大一方的嫌疑最小。宋教仁案導致舉國上下聲討袁世凱，他身在大總統位置上、希望政局穩定，不但不是受益者，相反卻是最大的受害者！以袁世凱的政治智慧，不可能做出此類無異于自殺的莽撞行為。而國民黨，卻借此案一舉推翻了袁世凱，所以，宋教仁之死的吊詭之處就在此！

罪惡的子彈，極有可能來自身邊的戰友！

當年上川安倍分析到精彩處，高橋正男并沒覺得可怕，像聽評書一樣聽得心旌搖曳。如今，得知廖云菲也想玩這么一手。頓時不淡定了。干姐姐是他最大的后援，如果被松井義雄盯上，又沒有佐佐木石根的支持，后果難以預料！

為了保鳩山壽行，就得保佐佐木石根：為了保佐佐木石根，就得殺沈春麗！道理簡單，可背后的兇險吶？高橋正男被嚇得渾身一震，巨大的身軀竟然微微顫抖，他愕然抬起碩大的腦袋，直愣愣盯著廖云菲，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