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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不是復仇，是讓爭議接受伸張，讓冤魂得以瞑目，也通過這種保存受害者的戰爭記憶。

包括維森塔爾在內的戰爭受害者，罹難或者幸存的，都肩負著“信使”的義務，將戰爭的不幸、大屠殺告訴世界和后代。

他們的想法和做法，讓文嵐覺得很震撼。

所以，文嵐決定用兩年間歇年的時間，盡量促成這件事情。

李文嵐，利用了李哲聞和關氏兄妹的軍方背景，也利用了安瀾集團的能量，再加上一點點非正式手段，終于拿到了中外合作拍攝紀錄片的批文。

中外合璧的拍攝隊，將兵分數路，千萬全國各地收集資料，同時采訪并收集二戰受害者的影像資料。

正在外國語學院讀大四的李文嵐，與學院部分同學一起，因為根正苗紅而被選為實習助理，參與部分拍攝工作。

初時，許多人不理解，畢竟在時人的心目中，照顧好身邊的人，努力發展生產，才是要緊的事情。何況，掀開二戰期間的傷疤，除了惹哭一群人，勾起無數人難掩的傷痛，還能有什么意義呢？我們泱泱大國，何必自揭傷疤，取悅洋人？那些看影片的人，他們沒有經歷過，又怎么會明白我們華國人的苦痛？

所以，很多人接受了組織的委派，因為想不通，即便嘴上不說，卻明里暗里有點消極怠工。

見事情推進得不太順利，陳副總理親自召開了動員大會：“按照目前的情況來分析，全面戰爭短時間是打不起來了。但是，這并不等于我們可以放松下來。大家要明白，輿論戰，也是一場非常重要的戰爭。現在國際輿論的主導權，始終掌握在西方資本主義國際手里，我們和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發表的講話，很少人會去聽。按照這樣的情形繼續下去，再過幾十年，等我們這一代人走了之后，還有多少人會知道我們曾經為了站在法西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米國他們有電視，有電影，有唱片，只要他們愿意，他們能夠讓全世界相信第二次大戰是靠他們打贏的。沒錯，我們知道我們和蘇聯軍民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沒有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根本不可能結束。但是，只有我們知道，又有什么用？我們必須要讓世界上的人都知道！”

“如果我們不說，這個世界將永遠沒有人知道我們的付出。如果我們不說，那么短短幾十年后，我們的努力，將會被米國他們抹得一干二凈，永遠消失在普通人的記憶里。”陳副總理舉起相機，指著臺上的攝影機，“這些就是你們的武器，這些就是我們向世界說話的聲音。即便今天沒有人聽，只要我們努力去做，認真打好每一場輿論戰，這個世界終究會聽我們說話的。”

身為發起人和歷史的見證者，文嵐熱血沸騰，靈魂都在顫抖。

對，沒錯，政治家就是政治家，高瞻遠矚，遠非后世那些政客可以比擬。

舉目望去，伙伴們各個如同打了雞血一般，各個充滿了力量。

當明白自己工作的意義后，大家開始群策群力，想盡辦法把工作做得盡善盡美。

收集戰犯的犯罪證據，收集二戰受害者資料，把它們編輯成冊，在紀念館里一一公布。這是西蒙.維森塔爾正在做的工作，也是無數經歷過二戰苦痛的人正在努力完成的工作。

西蒙.維森塔爾中心于1972年正式成立，它與不同的公眾和私人機構進行緊密接觸，與全球不同的官方進行聯系，并全球范圍內與各大高校研究機構展開通力合作。這個中心，不僅關注他們國內二戰資料，還關注全球其他方面信息，包括：二戰罪犯尤其是納粹戰犯的執行情況；大屠殺及其相關事件的教育宣導；極端主義、極端宗教行為、新納粹主義及其通過網絡進行傳播仇恨情緒的行為研究及其控制等。

文嵐也想成立一個類似的機構，盡量多地收集二戰受害者的資料。

因為，那些已經離世或者正在老去的二戰受害者，他們是戰爭的見證者，也是戰犯罪行的直接認證，是對戰爭最直接的控訴。

他們的不幸是對人類未來的警鐘，人類有責任不讓他們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再過幾十年，隨著受害者和見證者們的離世，甚至那個年代出生成長的人們陸續離開人世間，甚至很多在戰爭中逝去的人，我們從來就沒有機會知曉他們的姓名與經歷。

我們誰也不能保證，我們將迎來的，是一個沒有戰爭記憶的新時代。

但，希望這些資料，能夠不斷地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戰爭留下的傷痛，提醒我們保持警惕。

將真相告訴世界，是對人類生命尊嚴的一種維護，是對整個世界道德的一種提醒。

西蒙.維森塔爾說過一句話：“人類的歷史是一段充滿各種罪行的歷史。因為歷史會重演，所以信息是一種防御。通過它，我們能夠、也必須建立一個避免重蹈轍的防御機制。”

中外攝制組的成員們，用腳丈量過一寸寸從廢墟中站起來的土地，用攝像機攝錄了一張張飽含淚水的故事，用照片記錄了斑斑駁駁的傷痕。

細菌戰的幸存者，用變形的肢體，述說著他們的故事。

滅門之災的幸存者，用身上的刀疤，控訴著侵略者們的暴行。

慰.安.婦們，用身上的印記，展示著飽經摧殘的人生。

被奴役的勞工們，用自己的苦難，直白地描繪著戰爭的殘酷。

生活在繼續，但有些記憶，卻永遠揮之不去。

熱血沸騰的學生們，在傾聽一段段歷史的過程，逐漸變得成熟起來。

西蒙.維森塔爾中心的工作人員，看了攝制組的記錄資料，慷慨地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幫助華國建立自己的紀念館。同時，他們利用自己的渠道，宣傳這部來自遙遠東方的紀錄片，喚起人們對二戰的記憶。

二戰期間，曾在上海避難的猶太人及他們的親屬，在西方各大媒體上講述他們所知曉的抗日戰爭。

在有心人的支持下，各類研究抗日戰爭的書籍和學術論文，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旋風。

1976年春節前夕，關李兩家人從四面八方聚到了在穗市的家里。

文彬和文榕騎著自行車，前往火車站，接終于放假歸家的文雅和彥君。

這是家里唯二的醫學生，區別在于一個讀碩一個讀科，共同點就是身為5+3的啃書狂人，為了追求進步，遲遲不能歸家。

通往火車站的路上，擁擠異常。扛著大包小包的人，蓬頭垢面，穿行在喧鬧的火車廣場。回家路途遙遙，但興奮之心，掩蓋了旅途的疲憊。

火車晚點，文彬兄弟在車站外面等了兩個多小時，才接到姍姍來遲的文雅和彥君。

“文嵐回來了嗎？”跳上文彬的后座，文嵐關切地詢問最小妹妹的情況。

“回來了，跟著攝制組在外面跑了大半年，然后去后期做翻譯，前天剛剛到家。現在，估計正在家里幫忙炸年貨呢。”被風吹著透心涼，文彬趕緊再快速踩上兩腳。

圍著圍巾的文榕，甕聲甕氣地問道：“姐，你還要再往上讀嗎？”

“嗯，學海無涯，我總想著往上攀一攀，看看能不能盡量打開一條道，提高肝癌病人的存活率。”文雅把手里的大包往腿上挪了挪，減輕手掌的勒感，“彥君以后想往神經外科方向發展，如果有機會，可能還得出國學習先進技術呢。我們學醫的，隨時更新知識，活到老學到老。”

“文彬哥，你們下學期就要分配了，有什么消息沒有？”彥君扯了扯衣服，這從北往南走，一路走一路脫厚衣服，身上躁得慌。

“暫時不清楚，這兩年外交那邊缺人，師兄師姐們大多數往那邊走了。我是英語方向的，不是去外事，就是去學校。無所謂啦，分到哪算哪，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文彬爽朗一笑，“文榕，你呢？”

“我，我什么呀，我堂堂西北工大的漢子，當然是能進部隊盡量進部隊啦。做武.器、搞機械，那才是我的興趣所在。對了，我昨天跟文嵐跟媽說話，好像是文嵐下定決心放棄統一分配，要求自選職業了。”<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