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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陸寒，很注重對資本的積累，因為他能敏感察覺到，整個蘇聯正在醞釀一場巨變，而資本的多少，將直接關系到他在這場巨變中能夠為自己謀求多少利益——這里所說的利益分為很多種，并不僅僅只是金錢，還有更重要的一個方面，那便是影響力，有形的與無形的影響力。

考慮到這些，陸寒如今在遠東所謀求的，除了資本之外，最重要的一項便是影響力了，不過，因為起步較短，他所能掌握的影響力到目前為止還是比較有限的，基本上只能維持在幾個具體的圈子里。

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每一步走的都很謹慎，對接觸到的很多人，甚至是與他利益糾葛的很多人，他都不能完全信任，而今看來，這種不信任是理智的，沙納爾扎耶夫就出現了問題。

這段時間從遠東反饋回來的信息證明，沙納爾扎耶夫正在與一群人法國人接觸，接觸的目的現在還不清楚，但那群法國人的身份比較特殊。

埃內斯·塔迪亞與吉約姆·弗雷德里克，這兩個人是與沙納爾扎耶夫接觸的法國人代表。安全委員會遠東局已經通過內部的情報系統對這兩個人做●≤，了詳盡的了解。

埃內斯是法國興業銀行派駐在莫斯科的首席代表，同時，他也是興業銀行與蘇聯農村儲蓄銀行在莫斯科聯合創立的合資公司，莫斯科聯合財務有限公司總經理。毫不客氣的說，興業銀行的在蘇聯國內的一切舉措，都是由這個人負責統籌的，再加上其人長袖善舞，故而自從進入蘇聯之后，在莫斯科可謂是交游廣泛，很有幾分影響力。最重要的是，這個人與改革激進派人物聯系密切，被稱為改革激進派經濟顧問的經濟科學院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蓋達爾·鐵木羅維奇·葉戈爾，與此人關系尤為緊密。

吉約姆這個人相對來說則要低調一些，不過他的背景也不簡單，他是法國阿爾斯通公司的海外事業拓展部負責人，不久前，蘇聯電力企業與阿爾斯通公司簽訂的24億美元采購大單，就是在這個人的努力下簽訂的。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以沙納爾扎耶夫的特殊身份，一些法國經濟界的人找上他，應該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似乎沒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點倒是沒錯，可問題的關鍵在于，沙納爾扎耶夫與法國人的秘密會面里，還牽涉到了第三方，而這個第三方，恰恰是陸寒尤為警惕的蘇聯檢察系統。

在蘇聯過去幾十年的時間里，作為司法部門的檢察系統，一直類似于一個擺設，他們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由內務部把案件轉交過去，然后他們按照內務部提供的證據擬定判刑標準，再把案件轉交到法院，至于如何判，如何調查案件，檢察系統是不會過分參與的。至于說檢察系統的另一個主要職能反腐，他們就更加的無所作為了，他們在這方面的職權與安全委員會存在交叉，安全委員會哪會把大權讓給他們？

不過這兩年以來，隨著安全委員會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行使職權的時候變得越來越低調，以蘇聯最高檢察院為代表的檢察系統，竟然開始野心膨脹，逐步蠶食原本歸屬于內務部、安全委員會的職權行使領域。一個最為明顯的表征，就是最高檢察院的重大案件高級偵察員人數擴編問題，在87年的時候，高檢的重大案件高級偵察員人數為97人，這其中還包括了一部分年紀很大，基本在吃閑飯的老弱病殘。可是到了今年，同樣是一個系統，同樣是擔負著相同的職能，高檢的重大案件高級偵察員人數已經擴編到了223人，翻了一番還多。

這些高級偵察員可不是吃干飯的，他們的職權很大，可以介入各種刑事、經濟案件的偵察，甚至還可以在得到授權的情況下，對某些特定的公職人員進行腐敗調查。一旦掌握證據，他們有權要求內務部予以全面配合，但卻可以將內務部排斥在案件審理的程序之外。

從這方面看，如果細心分析的話，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高檢的重大案件高級偵察員，他們的職權已經大到與安全委員會成員差不多的程度了。

陸寒很清楚，最高檢察院的權力膨脹，實際上是改革激進派與中間派聯合操作出來的，其目的，就是為了對作為保守派權力陣營的安全委員會構成制約。這屬于高層權力斗爭蔓延到具體行政部門的表現，與陸寒原本應該沒有什么關系，但現在的問題卻是，最高檢察院的某些人，已經把眼睛盯到了遠東，盯到了他陸寒的身上。

早在伊里奇剛剛到遠東赴任的時候，陸寒就從他口中得到了一個消息，兩名來自最高檢察院的重大案件高級偵察員，已經盯上了他以及他的啟光能源貿易公司。這兩名偵察員一個叫捷利曼·格良德，一個叫尼爾·伊萬諾夫，他們對啟光能源的經濟犯罪偵查，早在兩個月前就獲得了最高檢察院的批準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