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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個月的政務處理，楚大公知發現天災還是其次，人禍是關鍵。

也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東林君子們。

在楚流香看來，這幫東林黨人和自己穿越來的身份是一樣的，都是公知精英。

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有一句話，說是想知道公知精英掌權后是怎么樣的，看烏克蘭就行了。

其實用不著，翻翻中國歷史看明末的那段就明白，信誰都不能信公知精英。

就比如日后的崇禎帝，也就是現在的信王。

當時，崇禎組建了一個全新的東林黨內閣，一時也是“眾正盈朝”。內閣的官員們隨即向皇帝建議，應該撤銷掉東廠這個特務機構，因為這種監視對東林君子們的一種侮辱。崇禎對東林君子的道德操守是很信任的，他完全相信即使沒有人監視他們，文官也不會貪污國家的錢，而且會盡心盡力的做好自己地職務，所以皇帝欣然批準了內閣地這個建議，解散了大明的國家安全局。

隨后內閣就又提出了減稅的一攬子計劃，他們認為天災主要是由萬歷胡亂收稅招來的，現在正是撥亂反正的時候，所以他們向天子建議進行一次普遍的減稅，以讓上蒼愉悅，從而保佑大明境內風調雨順。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東林君子第一個提出的就是茶稅，以往萬歷皇帝信不過文臣，就派監督太監去檢查各省的茶園，這當然是大大地惡政。東林君子們絕不會貪墨國家稅款的，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監督的太監。當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稅收入就急劇下降，文官連年報災，茶葉歲歲歉收，到崇禎十年，僅浙江一省茶稅就從萬歷、天啟年間地二十萬兩白銀降低到每年十二兩白銀——沒錯，你沒看錯，不是十二萬兩，而是十二兩。

接著就是海稅，明朝文官和海商本來就有千絲萬縷地聯系，他們向皇帝提出應該恢復“禁海”，萬歷皇帝開海禁派太監收稅是嚴重違反祖制，是一個極大的惡政，而且隨后連綿的天災也證明了收海稅的極端非正義性，天子再次認可了東林內閣的判斷，下令各海關的太監回宮。

從萬歷天子興海貿以來，海關稅一直是大明財政一大支柱，也是內幣的重要來源，到了萬歷四十年地時候，萬歷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萬兩白銀地海稅。從崇禎元年以恢復禁海令的名義停收海關稅后，內庫就再也不能從日益繁榮的國家海貿中得到一兩的銀子了——但是，這個禁海令并不意味著沒有人收稅了，相反，收銀子的從太監變成了海商和官員，而且他們大大的提高了效率，舉個例子，天啟年間的時候，政府每條船收80兩，而禁海令之后，鄭芝龍(就是國姓爺老爹)每條船收一千兩。

然后是絲絹稅，萬歷認為如果商人販絲織綢一定能賺錢，所以他收工商稅，東林君子認為這叫“天子與小民爭利”，是招來天災地原因之一，這次的免稅計劃自然也要把它廢除，崇禎對此表示贊同。

還有布稅，如同唐宋時期一樣，明朝本來也規定了百姓和各級官員可以使用的衣服色彩，比如明黃本來就是皇帝的顏色，大紅則是高官能穿戴的衣服。等要錢不要臉的萬歷天子親政后，他為了多收稅就放開了對百姓的衣服限制，很快在大明境內就出現了小民同官員在衣服上爭奇斗艷地現象。

當時感到斯文掃地的官員就向萬歷提出抗議，并質問皇帝如果他現在不顧官員的體統亂搞，那有一天小民穿黃色的衣服又該如何。結果萬歷回答說只要織布的商人肯交稅，那他覺得賣黃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的群臣就這樣再一次被皇帝的無賴打敗了。

根據文臣的要求廢除了各種“與民爭利”并且違反祖制的稅收后，新任的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親和兄長從來不曾享受過的高度贊譽，朝野的東林君子們異口同聲的稱贊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當之無愧地中興之主，并向他保證，根據天人感應的道理，大明很快就會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但是，遺憾的是老天爺反應比較慢，崇禎年間北方仍然是連年災荒，而且后金仍然還在活蹦亂跳的作亂——打仗，賑災都要錢。

由于崇禎進行了大減稅以后，內庫的收入幾乎完全斷絕，無法再對國庫進行補貼，所以東林黨建議加農賦。加農賦并非從崇禎朝開始，萬歷朝雖然把農稅定為農民大約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但萬歷還是加了總額共計五百萬的遼餉。不過萬歷、天啟兩朝，一旦某省出現天災，朝廷就會減免該省地賦稅。

崇禎天子意圖勵精圖治，可惜手中嚴重缺錢，于是就規定各省賦稅一定要實收，不許地方官拖延耽誤。同時崇禎和東林內閣認為應該顯示出新朝氣象，決議清查各省積欠流弊，以圖把以往歷朝落下的缺口都補上。

以陜西為例，萬歷朝估算每畝產糧大約能賣銀五錢左右，畝稅是銀兩分左右，加上遼餉兩分七厘，共應四分銀到五分銀上下。在萬歷年和天啟年間，遇到災荒的時候不但免去這筆，而且還會有相關地賑濟。

到了崇禎元年，皇帝的內庫已經無法對陜西災區進行賑濟，不但如此，崇禎還下令要一視同仁的收賦稅。

明朝建國初期，陜西各軍鎮地軍糧、武器、被服都由軍鎮自籌，進入小冰河期以后，主要由萬歷收來地雜稅進行補貼。現在內幣的源頭既然近乎枯竭，東林黨某些天才遂建議按照一條鞭例，把這筆賦稅平攤給陜西災區的農民，折合每畝收兩錢銀，少年天子批準了這個票擬。

明朝建國初期，朝廷在陜西的區設馬政，專門畫出草場以備養馬以備軍用，到崇禎元年地時候，陜西馬政在紙面上應該有戰馬、挽馬五十七萬匹，但事實上……連一具馬骨頭都沒有，草場也早已經退化消失。

萬歷朝期間，軍馬主要靠內幣地礦稅的收入來購買。泰昌朝東林黨廢除了礦稅后，老農出身的魏忠賢不敢在貧苦的農民身上打主意，所以就密令東廠偵查文武百官誰家有錢，然后通過賜給紫禁城騎馬權地方法來收集馬匹。

打倒了萬惡的魏忠賢后，東林君子立刻將這條不得人心地法令廢除，可是剮了魏忠賢并不能在陜西憑空造出五十七萬匹馬來，但九邊軍鎮卻都還需要馬匹供應。東林君子不是老農出身，他們沒有魏忠賢那種小農意識，東林內閣首先把馬政荒廢的責任推給了魏忠賢，然后告訴皇帝現在之所以養不了馬。乃是因為馬場都被陜西地“刁民”霸占去種田了，所以他們建議皇帝按一條鞭例，增加陜西每畝五錢銀來買馬，崇禎準了這份票擬。

當年張居正時期，明朝地宗室人數就已經大大增加，張居正為了省錢就只給額定供給地八成。等到了要錢不要臉的萬歷親政后，部分宗室他只肯給五成甚至更少，而且萬歷天子還創造性的發明了不給起名字所以不給錢地方法。在他主政期間，有些明朝遠房宗室一輩子都得不到正式賜名，所以也吃不到皇糧，東林黨建議用加賦的辦法來補上部分宗室所需，崇禎同意了這個票擬，陜西因此又多了一份加賦。

此外，東林黨號稱要給陜西治水增產，按一條鞭例——而且，東林黨認為給甘陜軍鎮運輸糧食地費用也不該完全依賴鹽引

還有——原本在豐年被張居正評估為畝產收入可到四、五錢銀地陜西省，天子和東林黨在崇禎元年給當地農民定的地畝賦稅總和已經高達二兩銀子。

一系列天才的理財政策下來，加上政府沒有錢賑災也沒有錢給軍戶發兵餉，于是百姓紛紛自力更生，軍隊紛紛嘩變，主動走上了通往梁山的不歸路。

其中日后我們眾所周知的，崇禎元年，高迎祥反，崇禎三年，張獻忠反，李自成反。

順帶一提，崇禎對反賊這些人觀感一直很好，大明朝自朱元璋起的傳統就是造反肯定是官吏逼的，人民都是善良的，于是每次崇禎都強調“流寇亦朕赤子也”，一律要求只要肯招安就必須免罪，連燒了朱家祖廟的張獻忠也不例外，因為他也知道農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但是，另一個問題是招安這些人同樣需要錢，于是，在發現招安之后也只能像以前一樣餓肚子之后，李自成，張獻忠紛紛玩起來打輸了就投降，投降了再起義這個把戲，流寇越來越多，而且，令明政府郁悶的是，鎮壓這些刁民同樣需要錢，而且是更多的錢——在很快的把萬歷和天啟留下的那點家底掏空之后，在中原遍地烽火之后，東林黨再一次拋出了另一個命題——內庫肯定還有錢！

天子肯定有錢不可能沒有錢如果沒有錢那天子還是天子么所以你必須有錢一定有錢沒有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所有的大臣，特別是那些出鎮遼東和出繳“流寇”的官員們，無不極力獅子大開口，想從紫禁城里榨出點油水來。

以遼西為例，袁崇煥一口氣從崇禎手中要了幾十萬副盔甲和幾百萬兩軍餉，聲言沒有軍餉便有兵變之虞，他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他之后的大將們就一個挨著一個的朝皇帝要錢，不止一個、不止一次地威脅崇禎，如果不給餉他們就要給朝廷好看！其中祖大壽甚至揚言一個月內軍餉不到，他就要去滿清那邊了。而且更過分的是，這些人拿了錢之后，仍然不干活。

例如，崇禎四年，大凌河之戰前，山海關總兵吳奢(吳三桂他老子)執掌的十五個野戰營加上輔兵共有八萬兵，這八萬關寧鐵騎一年的軍餉是一百四十萬兩銀子。崇禎皇帝曾把吳奢找來，要他出兵去救祖大壽，崇禎皇帝覺得八萬人不少了，比后金的男丁都要多。但是——老吳將軍立刻就忘記了他領的是八萬兵的餉，極力爭辯說戰兵只有十五個營，所以是三萬而不是八萬關寧鐵騎。崇禎說三萬也不少了，也能干很多事情了。于是吳老將軍又連忙補充，其中真正能戰的只有三千家丁，那三萬戰兵只能種種地——最后被逼上前線后，吳家父子就拋下友軍逃走了。

為了籌措軍餉，崇禎把皇帝的金銀器皿、甚至大殿里的銅壺都當掉了，宮女不夠也不敢招，整日節衣縮食，袖口磨破了就補補再穿，結果李自成破北京的時候，發現崇禎除了龍袍只有粗布衣，把零碎什么的都折價算上內庫也只有數萬兩銀子——但闖軍從吳奢在北京的家里就抄出了二百萬兩以上的白銀。

武將不干活，文官也撂挑子。

崇禎元年，吏科給事中韓一良大概是想出把風頭，專門寫了封奏章響應皇帝懲貪的號召，還煞有其事地分析說：“如今何處不是用錢之地？哪位官員不是愛錢之人？本來就是靠錢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錢償還呢？……有數的那點薪水，上司要打點，來往的客人要招待，晉級考核、上京朝覲的費用，總要數千兩銀子。這銀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從地里冒出來，想要郡守縣令們廉潔，辦得到么？我這兩個月，辭卻了別人送我的書帕五百兩銀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

崇禎認為深得要領，讓韓一良大聲朗讀本章，還說：“韓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就要升韓的官。而吏部尚書王永光不陰不陽的請求皇帝，讓韓一良點出500兩銀子的具體人來。韓一良當場就汗流浹背，支吾說得自風聞，崇禎連續追問了幾天，韓一良就抓出兩個魏黨死狗來充數。當崇禎再讓韓一良念本章時，韓一良早就沒有了第一次朗讀的神氣。年輕的皇帝只好自己給他念了一遍，念到“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這兩句，不禁掩卷而嘆。

當時的首輔周道登，一次崇禎問他“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結果他瞠目結舌，回答不出來，呆了半晌才說“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這時崇禎已經頗為不滿，接著又微笑的問他“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結果此人還是答不上來，但又不好意思再說“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顛倒，“情面者面情之謂也”。

這樣的大臣，說句不厚道的話，如果崇禎不把他們趕回家去，那才是真的腦袋發昏了。

崇禎很快就看透了東林的作為，好幾次怒不可遏地當面斥責大臣：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榷，猶然事事如故，召對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朕自即位以來，孜孜以求，以為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榷時，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

更令崇禎憤怒的是，東林黨把天啟年前輩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屢屢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極其糟糕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比如鑄錢。崇禎一朝的錢幣就是大明有史以來最差的一批，鑄造的銅錢號稱比鉛還黑，比紙還薄。在連續的嚴重拒收事件發生后，東林黨還采用國家暴力機構逼商人購“真”錢，以致當時一聽說朝廷又鑄錢了，兩京的商人就會蜂擁逃出城去，直到風聲過去后再回來經營買賣。而且，由于江南是士大夫眾多，整體人民素質極高的地區，風氣十分民主開明，當時告老還鄉或者居喪的官員們，充分發揚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作風，不僅屢屢上書諫止皇帝重開商稅等等，還幫助民間各種弱勢群體偷稅漏稅，以至于崇禎年稅款屢屢拖欠，當時按照書面上大明一年賦稅兩千余萬兩，實際能到京城只有數百萬兩！

于是，國家沒錢，不能賑災****反，不能發餉則兵變，而民反兵變則需要更多的銀子去追繳，鎮壓——明朝就在這個惡性循環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滅亡。

崇禎對此看得很清楚，后期的天子已經不再那么天真，出于對群臣的極度失望，他不僅再次啟用了太監，而且也開始想辦法堵大明這條船上的窟窿。由于開源在朝中眾多重義輕利的君子的反對下實行不下去，那么，崇禎就開始打算如何節流。

遼餉是最大的窟窿之一，崇禎十五年，明朝又一次大敗，基于國內外形勢，崇禎打起了和談的主意，委派兵部尚書陳新甲處理此事，并再三要求他辦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讓外廷的文官們知道，否則和談就徹底沒有指望了。結果陳新甲居然把和談往來的信件隨手放到桌上，被人當作塘報抄送傳遞到政府各個部門去，成為公開的新聞。

之后東林君子們群情激憤，一起上言上書攻擊陳新甲的“賣國”然后文官們充分闡述了陳大人在任期內犯下的一系列錯誤，堂而皇之的宣告陳大人對不起大明對不起人民，最后，陳新甲被殺，“和談”——再也沒人敢提了。

后來，鑒于李自成步步緊逼，崇禎十七年正月，有人上書建議朝廷“南遷圖存”，結果——被東林君子們完全漠視了。

二月末，崇禎鼓足勇氣突然在朝堂上提出了“南遷”二字。這下可不得了了，言官們意氣風發，大道理說了一堆，最后勉強提出“太子南遷”的問題，但是崇禎不能答應。在崇禎看來，太子南遷就擺明了是要自己留守京城專為表演“皇帝殉國”，并且當堂就有人明確發出這樣的質問：你們這幫大臣是什么居心，是不是要重演唐玄宗的故事呢？

崇禎無法接受這個提議，只好散朝。但是大臣們在朝上還不夠盡興，回去后紛紛向皇帝發狠上了一系列關于皇帝絕不可以南遷的論文。其中御史李邦華明白的寫道：“在皇上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