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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21世紀，中國的歷史學家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現代理論得出了幾點西晉王朝短命滅亡的教訓。

一是民生最重要。在西晉社會連綿不斷的動亂中，受害最深的還是老百姓。老百姓在戰亂中流離失所，四處逃亡，大量人口死于戰火或逃難途中。西晉戰亂，究竟使多少人死于非命，無法統計。

由于戰亂不已，政府無暇顧及民生，導致保障農業發展的基礎建設如水利工程得不到維護，所以當自然災害來臨時，由于災害防御能力低下，水利工程失修，衛生預防全無，加劇了自然災害破壞程度，人民更加痛苦。

二是生命最可貴。在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和建立晉政權的過程中，許多士人也遭到殺戮，他們自以為參與政治，可以“治國平天下”，到頭來卻陷入了權力之爭的殘酷游戲。士人不斷被殺的慘痛教訓，人口大量死亡的慘狀，使他們漸漸清醒起來。他們意識到，人世間最珍貴的是生命，最舒心的生活是“貴適宜”。他們逐漸認識到“自我”，產生了與所謂“政治”的疏離感。他們追求屬于自己的生活，張揚個性，珍愛自我，行為舉止，標新立異，形成了內涵豐富的“魏晉風度”。在文學史上，這被稱為“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

為了避免自己以后的新朝廷也進入這個死循環當中，作為穿越者的劉堯必須在這里面吸取教訓，打開一條新的道路來。劉堯不僅想起了在北周興起，由隋唐時期出現的科舉制度和近代發展的公務員考試制度的框架。在經歷了西晉的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以及東晉十陸國，南北朝對立的分裂局面后，上陳統治者也明白了世家豪門的危害，他們通過科舉制度來改變魏晉以來以九品中正制來錄取官員的標準.

科舉是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具有分科考試，取士權歸于中央所有，允許自由報考(即"懷牒譜自薦于州縣"，與察舉制的"他薦"相區別)和主要以成績定取舍三個顯著的特點。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后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1300年。

科舉是中國官制史上的巨大進步趙鐵信科舉制度是中國歷史上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他淵源于漢朝，創始于隋朝，確立于唐朝，完備于宋朝，興盛于明、清兩朝，廢除于清朝末年，歷經唐、宋、元、明、清。根據史書記載，從隋朝大業元年（6O5）的進士科算起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式廢除，整整綿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國內外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中國的官制史上看，科舉制度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和巨大進步，也有人認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曾采用過各種方式，建立過各種官吏制度選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祿制”，均為血緣世襲關系，難以得其優秀人才，其結果是“龍生龍，鳳生風”老百姓的兒子“面朝黃土背朝天”。漢朝的“察舉”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襲制，由州、郡地方長官向朝廷舉薦人才，經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詔選任官吏，這自然是一個進步。但仍是地方長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人為因素很大。由于掌握選官大權的官僚們注重門第，官官相護，朋比為奸，徇私舞弊，出現的嚴重問題是：“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出身底層的好人才還是不能被選拔上來。

而魏晉南北朝實行的九品中正制”。是由政府選派有聲望的官員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評一些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將其所管轄的地區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薦給朝廷，任用官職。這在當時多少改變了州、郡地方長官隨意左右，為所欲為，受賄營私的狀況，到是選拔出了一些比較有才能的人進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來卻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訪人，唯問中正”，實際上已成為大地主、豪族勢力控制選官的工具。家世、門第成為評定官品的唯一標準。從而出現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場之外。從隋朝至明清的科舉制度，它所一直堅持的是“自由報名，統一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取，公開張榜”的原則，徹底打破了血緣世襲關系和世族的壟斷，對我國古代社會的選官制度，特別是對漢代的察舉和征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個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給中小地主階級和平民百姓通過科舉入仕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機會和條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們—一登上歷史的政治舞臺，成為統治階級的棟梁之才。

在這個時代，科舉制度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緩和士族和寒門宿族的階級矛盾。讓那些出身并不是很好的才學芝士進入國家機關為國效力.也給還在苦讀的學子一個希望。

劉堯在實行科舉制度的同時，也不忘記建立武舉制度來選拔軍事人才，同時宣傳精忠報國的思想，提高武將待遇和社會地位，避免出現宋王朝和明朝那樣歧視軍人，導致對外作戰連吃敗仗的局面。

國歷史上的武舉制度創始于唐代。武舉的興盛是明清兩代，特別是在清代。明朝武舉創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沒有確定下來。清代情況大不相同，重視程度大大超過明代。加上封建國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嚴密，錄取相對公正。因此，民間習武者對武舉考試趨之若鶩。

宋朝，首開武舉殿試之先河，形成了解試、省試、殿試的三級考試制度。宋武舉一改唐武舉只重武藝，不問文章的做法，注重考察武舉子的軍事理論素養，欲選拔出才兼文武之儒將。宋朝雖然歷經坎坷，但終將武學制度化，并編訂了教材<武經七書>。而朝廷頒布《補官差注格法》，又將武舉授官與軍隊建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從選拔軍事人才的觀念看，宋朝武舉更加理念化，更具進步色彩，宋朝文武并重，打破了以弓馬選將帥的傳統，開辟了在和平條件下選拔軍事人才的新路，對從高門貴族子弟中選拔將領的傾向形成了沖擊。然而，宋朝“重文輕武”的社會背景，“以文制武”、“將從中御”的統兵體制，使宋代武舉難以避免地表現出“錄取人數不多”，“武學規模不大”，“武進士不愿從軍或學非所用”等弊端。終宋一朝，名臣、名將中無一人出自武進士。靠武學培養，用武舉選拔優秀將帥以提高軍官素質的理想未能得以充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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