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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楚辭的《九歌》

001《九歌》是屈賦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詩篇。

它代表了屈原藝術創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國宗祖的功德和英雄業績為詩；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風物為詩；以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為詩，淋漓盡致地抒發了詩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間忠君愛國、憂世傷時的愁苦心情和“蕩志而愉樂”，“聊以舒吾憂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詠情性，以風其上”的心旨。

002從《九歌》的內容和形式看，似為已具雛形的賽神歌舞劇。

《九歌》中的“賓主彼我之辭”，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們都是歌舞劇唱詞中的稱謂。主唱身份不外三種:一是扮神的巫覡，男巫扮陽神，女巫扮陰神；二是接神的巫覡，男巫迎陰神，女巫迎陽神；三是助祭的巫覡。所以《九歌》的結構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現。

003《九歌》是以娛神為目的的祭歌

它所塑造的藝術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間的神，實質上是現實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畫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既活潑優美，又莊重典雅，充滿著濃厚的生活氣息。

004《九歌》名稱由來

關于“九歌”名稱的來歷，王逸認為是屈原仿南楚的民間祭歌創作的。朱熹認為是屈原對南楚祭歌修改加工，“更定其詞”（《楚辭集注》）。胡適則認為《九歌》乃古代“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與屈原傳說絕無關系”（《讀楚辭》）。今人多取朱說。

《九歌》由于以民間祭歌為基礎，所以具有楚國民間祭神巫歌的許多特色，《漢書·地理志》說：“（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呂氏春秋·侈樂》也說：“楚之衰也，作為巫音。”所謂“巫音”，即巫覡祭神的樂歌，這是《九歌》與屈原其他詩篇的不同之處。但是，作品中如“載云旗兮委迤”、“九嶷繽兮并迎”、“吾道兮洞庭”等詩句，“老冉冉”、“紛總總”等習用語，又與屈原其他詩作一脈相通。因此，它應當是屈原詩歌藝術整體中的有機構成部分。

“九歌”名稱，來源甚古。除《尚書》、《左傳》、《山海經》所稱引者外，《離騷》中有“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樂”，《天問》中有“啟棘賓商，九辯九歌”諸語。各書所說到的“九歌”內容雖有種種演化，但可證“九歌”乃是傳說中很古的樂章。至于屈原用它作為篇名，似乎不會跟遠古“九歌”的章數有關，也不一定跟古代“九歌”的曲調相同。可能是取其“娛神”這一點，再結合《離騷》所說的“康娛”、“樂”的意思，基本上屬于新歌襲舊名的類型。

傳說中九歌本是天樂。趙簡子夢中升天所聽到的“廣樂九奏萬舞”，即《九歌》與配合著《九歌》的韶舞。（《離騷》“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自被夏后啟偷到人間來，一場歡宴，竟惹出五子之亂而終于使夏人亡國。這神話的歷史背景大概如下。《九歌》韶舞是夏人的盛樂，或許只郊祭上帝時方能使用。啟曾奏此樂以享上帝，即所謂鈞臺之享。正如一般原始社會的音樂，這樂舞的內容頗為猥褻。只因原始生活中，宗教與**頗不易分，所以雖猥褻而仍不妨為享神的樂。也許就在那次郊天的大宴享中，啟與太康父子之間，為著有仍二女（即“五子之母”）起了沖突。事態擴大到一種程度，太康竟領著弟弟們造起反來，結果敵人——夷羿乘虛而入，把有夏滅了。（關于此事，另有考證。）啟享天神，本是啟請客。傳說把啟請客弄成啟被請，于是乃有啟上天作客的故事。這大概是因為所謂“啟賓天”的“賓”字，（《天問》“啟棘賓商”即賓天，《大荒西經》“開上三嬪于天”，嬪賓同。）本有“請客”與“作客”二義，而造成的結果。請客既變成作客，享天所用的樂便變為天上的樂，而奏樂享客也就變為作客偷樂了。傳說的錯亂大概只在這一點上，其余部分說啟因《九歌》而亡國，卻頗合事實。這里特別提出這幾點，是要指明《九歌》最古的作用及其帶猥褻性的內容，因為這對于解釋《楚辭·九歌》是頗有幫助的。少司命一說是主宰**福的神。

005《九歌》的祭祀性質

《九歌》具有濃厚的宗教祭祀性質。王逸《楚辭章句》說：“《九歌》者，屈原所為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作《九歌》之曲”楚國沅、湘之間“信鬼而好祠”，與同期的中原相比，其祭祀方式具有更強的原始色彩。所以，盡管楚辭《九歌》經過屈原加工，但其民間祭祀痕跡尚可看出。其中巫師裝扮的各位富有個性的神靈，都同中原一帶官方的祭祀樂舞有明顯差異。歷代史書大都對楚地巫風有過記載。《漢書·地理志》云：“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信巫鬼，重淫祀。”而在“不語怪力亂神”的中原地帶，對于鬼神則是“敬而遠之”。這些記載體現了楚國同中原一帶在對待鬼神態度上的差異。中原文明成熟較早，宗教祭祀與王權的政治理想結合較緊，尤其是經過西周禮樂洗禮之后，其原始色彩更加淡化。《論語·先進》中記載，子路向孔子詢問鬼神之事，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這種態度說明了儒家的治世態度，這種態度也典型地代表了北方中原一帶的宗教觀。楚地祭祀形式則因其濃厚的巫風而保留了更多原始遺風。《隋書·地理志》云：“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為制《九歌》，蓋由此也。”所以，《九歌》是在楚地巫風大背景下的產物。

聞一多曾將《九歌》“懸解”為一出大型歌舞劇，對我們研究《九歌》的戲劇因素頗有啟發。《九歌》中雖然具有娛樂與扮演因素，而且某些篇章可構成一定情節，但并非所祭祀的每位神靈之間都有必然聯系，整個《九歌》并未能構成完整的情節。巫師們時而扮神、時而媚神，其目的還是為了迎請神靈蒞臨祭壇、獲得神靈的福佑，而非為了單純的表演，故還不能把《九歌》看作一部完整的歌舞劇。另外，《九歌》雖然是在祭祀歌樂基礎上加工改編的，但屈原的文學化創作也不能排斥。現存的《九歌》主要以文學作品形式出現，是騷體詩歌。研究《九歌》的戲劇因素，不能停留于《九歌》本身，應當透過《九歌》，看此類形式在民間祭祀過程中的娛樂和扮演行為。?

（資料來源于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