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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地主和農(nóng)民并不是天生的,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就像中國解放后中國大多數(shù)人都一樣,但慢慢的現(xiàn)在就分化出企業(yè)家,下崗工人,工人等。其實古代也是一樣的。
現(xiàn)在的農(nóng)民工人也有可能變成企業(yè)家,古代的農(nóng)民也有可能變成地主一樣。姓趙的小地主就是個這樣的人,一輩子勤勤懇懇,好不容易立下家業(yè)。
當然,就遇到吝嗇摳門的姓趙地主,張春波十年來,為了給妻兒填肚子,打長工的張春波就會餓肚子。長期餓肚子的張春波,身子自然也不會太好,得點小病就很容易變成大病,然后撐不過去。崇禎十四年底張春波的妻兒去山上摘野菜給野獸叼去了是就是這么沒的,只剩下他。
對親人的離去,張春波哭了一場,病居然好了。他又去姓趙地主當長工。
崇禎十三年辛苦一年打下的糧食。崇禎皇帝又要加響。(崇禎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數(shù)次繞境蒙古長驅(qū)直入內(nèi)地打草谷及屠城,楊嗣昌提議征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
崇禎十年前,遼餉最高時,一年也就是65o萬兩;分攤在每畝地上,一畝地也就多收一分二厘的銀子(o.o12兩)。
崇禎十二年后,崇禎皇帝的大明朝已到最后的瘋狂,所謂的三餉全算上,分攤在每畝地上,也就三分銀子(o.o3兩銀子))。這筆銀子,按當時的物價算,最多也就能買五六斤米。
按理說,一畝地多收3斤米的稅,并不會讓老百姓小地主,感覺難以活下去。問題是,在崇禎十三年,姓趙小地主被差役收過之后什么也剩不下,感覺難以活下去了。
為什么會生這種事呢?無非是因為,在縣城的差役收稅的過程中,經(jīng)手的官員,永遠是不會按大明內(nèi)閣的指示辦事。換而言之,他們總會想盡辦法,把既得利益的集團的稅收,轉(zhuǎn)嫁到底層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機會,大國難財。
這種事由來已久了,絕不是新鮮事;事實上,在遼餉出現(xiàn)之前,它就存在了。而且這從來就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在這種背景下,最后就出現(xiàn)了一種怪事。“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吝嗇摳門的姓趙地主,一百多畝田納餉最少也要千把兩銀子,可憐姓趙地主賣了田地補住了餉,就生病了,過了幾天居然過世了,他的五個兒子就分了不多的財產(chǎn),張春波自然沒人要了。就這樣,張春波聽說南方,春暖花開張春波決定向南走,些許有活路。
張春波離開了村寨,此刻窮漢就變成了流民。在往南的路上作為流民的張春波,一路上受盡了土匪流民老大的侮辱跟踐踏,本來身上就只有破爛成縷的衣裳會被土匪搶走,至于貼身收藏的一兩把草籽樹皮,也會被流民老大搶走。張春波見到無數(shù)的流民夜里受不住凍餓,早上爬不起來的,就會成為別人可以繼續(xù)走下去的食物。老弱的流民,本來就是隊子里可以走動的吃食。張春波秉守著做人最后的底線,不吃人肉,當了鐵血軍的官員后甚至連紅肉都不吃,只吃魚肉。
經(jīng)過半年的跋涉終于翻越雪峰山,來到了西江流域的銅茶鎮(zhèn),剛好碰上了清茶門教暴亂。本來來到銅茶鎮(zhèn)要飯的張春波餓的前胸榻后背,好不容易從其他的老弱流民手里搶了清茶門教給的一半張燒餅,正要咬著的時候。
突然燒餅的那幫清茶門教的教徒們,慌慌張張散開一條路,給從銅茶鎮(zhèn)碼頭開完會來的鐵捕頭木凌讓位。
鐵捕頭木凌下了馬,親兵教匪給鐵捕頭木凌搬了把太師椅,木凌就在張春波的身邊坐下,此刻,流民們不斷從鐵捕頭木凌身邊走過去,鐵捕頭木凌有意無意的打量著正在咬燒餅的張春波。(未完待續(xù)。)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