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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邊“嗖”得又飛過一顆流星，尾巴拖的老長老長想著北方飛了過去，正巧這會兒一片烏云不知道擱哪兒飛了過來恰好把那顆紫微帝星給遮擋住了，查文斌眉頭微微一皺心里有了一個念想：難道……

大約十分鐘以后，我感覺到睡著的石頭晃動了一下，我以為那是在做夢，翻了個身繼續睡。不料片刻之后一陣更大的晃動直接把我從石頭上摔落下來，我的手撐在地上感覺到大地在搖晃，那座用石板片蓋的屋子上面“嘩啦啦”得往下滑落石板。

“地震！”這是一個從書上看到的名詞，僅僅是聽過而已。

據說那一晚，在中國的某個地上，一夜之間有一座城市被完全抹平，死傷人數達幾十萬。當然這是后話，我們躲在山頭上哪里知道這些。

從那以后查文斌每晚都出來看星星，他有時還會擺出石子計算。我問他看出了個什么所以然.他說，這片土地要出大事，而且很快了。

天象和人事往往會有驚人的巧合。據說在1947年陜北志丹縣，有一天下午，西北方天空中有一團很大的火球向西南方墜落。當時陜北的老鄉都說：“蔣介石快完蛋了。”果然兩年多一點，蔣家王朝就崩潰了。

1976年開春以來，周恩來、朱德兩位革命前輩相繼離開人世，唐山發生大地震，**有重病有床，這其中難道真蘊涵什么預示嗎？我不得知，或許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吧。

那年9月，**病逝，全國陷入了一片哀悼中，我們在山上，但是查文斌卻在頭一天就已經告訴我了：那顆紫薇帝星沒了。

又過了一個月，秋，四人幫正式倒了臺，全國的各種冤案都被陸續平反。當我看到我家的煙囪第一次冒煙的時候，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

家，我離開了整整一年，但是我總算還有一個家。接下來的時間是平反和無窮無盡的調查，我因為是逃離的，知青的手續還在東北，這邊的戶口又落不下，分不到糧票也拿不到工分。好在當時都知道我父親的冤案，組織上也沒太難為我，只是把我和查文斌帶到縣城里去做了記錄，登記在冊，這是我最后一次見他，那是1976年的臘月。過年前，我收到了北方寄來的照片，我、胖子還有袁小白跟查文斌的合影，不知道他們三人有沒有各自收到。

1977年農歷春節，我曾經去過五里鋪，但是查家沒有人，聽他們村里的人說查文斌走了，在一個月之前和他那個瘋瘋癲癲的師傅一塊兒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家，兩間土坯房，有一個籬笆圍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棗樹。過節，家家戶戶貼紅掛彩，唯獨這家門框上寫著一副白底黑字的喪聯。

1978年，我是在洪村度過的，父親的問題基本被調查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母親也同樣清白。但是經歷了這一波折騰之后，他們倆都老了，一下子就頭發花白，因為常年被關在陰暗潮濕的地方，我的父親得了嚴重的關節炎，以至于再也不能下地；而我的母親也同樣落下了病根，她的腰受到了重創，據說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原因是她不愿意指認我父親是個特務。

1979年，我已經成年，家道也開始中落，在農村，失去了勞動力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經只剩下半個番薯，父親讓給母親吃，而母親則說自己不餓，最后誰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開始接過家庭的重擔，同樣因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塊錢的債務，在那個年月，對于我這樣的家庭絕對是一筆天文數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實在沒辦法后，我準備放手一搏，賣掉了家里的一頭豬湊了路費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車。

深圳，那時候還是個小漁村，我的目的地是廣州。這里對我而言是陌生的，我聽不懂那兒的語言，也吃不慣那邊的飲食，但是每天都有無數像我一樣為了討一口飯吃的人來到這里，而我也正是開始了露宿街頭的生涯。

廣州是現實的，也是殘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轉著只想能夠糊口。我沒有多少文化，我也沒有社會經驗，扛過沙包，也去工地攪拌過水泥，力氣和二三十歲的比有差距，最終我謀得一份在廣州拉黃包車的活兒，也就是人力車夫。

廣州作為最早的開放城市，這里的一切對我這個鄉下土包子來說都是超乎想象的，這里的人腦子精明。比如他們從香港進電子產品回來加工，一塊電子手表的成本只要兩元錢，但是批發出去就可以達到十塊，很快當時我從那些坐在我車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這么一塊表如果帶到北方，那它的價格將會再翻兩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