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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11月27日，我生下了孩子，男孩，取名叫南造鬼雄，對外宣稱紀念那個殉國的丈夫武藏鬼雄。阮美云和我同一天分娩，也是男孩，取名叫黃正，據說是紀念他們夫妻一個很好的朋友。之后研究所接到消息，在這同一天，皇族的一個大人物也做了父親。

大人物的兒子與我及阮美云的孩子，盡管都在同一天出生，但他的這個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卻讓整個大日本帝國為之興奮。我與阮美云所生下的健康強壯的孩子，卻無法看到清晨的第一抹陽光。

也是因為這位大人物有了這個先天缺陷的兒子，才有了九日研究所之后的“替代品”計劃。計劃里的替代品中就包括了我與阮美云的孩子。我與阮美云，兩個極其巧合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人，又因為我們同時在一個不合適的日子生下了孩子，命運緊密相連。

替代品計劃

1939年1月初的一個早上，和往日一樣是個極其寒冷的清晨。外面的世界被大雪包裹著，或許，銀裝素裹分外妖嬈。可惜的是，我們生活在地下世界，不能見到。

那天早上有四輛卡車駛入九日研究所，從卡車上被帶下來的依然是遠山戰俘營中囚禁的中國士兵。他們被送到九日研究所，是用來進行活體實驗的。在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軍人眼里，他們根本不算人類，不過是一些和我們外形大同小異的低等動物而已。用土肥長官的話說：“這些戰俘和外面世界的那些支那人比起來，還算為這個文明世界的進步做出了一點貢獻。”

出乎意料的是，竟然還有十個粗胳膊肥臀的婦女，以及數十個還在襁褓里的嬰兒，一起被送進了九日研究所，當時我已經能夠起身走動及工作，跟在土肥長官身后，目睹了這些嬰兒和婦女下車的整個過程。聆聽著嬰兒的哇哇哭聲，一種不祥的預感在我心底浮出，我低聲問道：“土肥長官，這些孩子和婦女難道也是實驗品嗎？”

土肥長官那天明顯特別興奮，微笑著解釋道：“他們應該被稱呼為幸運兒，他們中的每一員，以后都有可能幸運地成為我們大日本皇族的一員。”

“大日本皇族的一員？”我疑惑不解，追問道，“意思是說他們是從本土帶過來的？”

土肥長官搖搖頭，可能認為和一個立場并不堅定的下屬透露太多情報，并不合適，便沒有理睬我了，徑直往旁邊走去。

那天下午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會議上，松下幸太郎先生出現在九日研究所。松下先生是國內一個大財團領袖人物的胞弟，在德國長大，據說是愛因斯坦先生的學生。在這個緊急會議上，松下先生首次提到了“替代品”方案，也是因為這個方案，讓我第一次有了想要背叛族人的念頭。

替代品，是為日本國內的那一位大人物產下的有先天缺陷的孩子，物色替代軀體的計劃。計劃具體方案是：在滿洲尋找到三十一個和大人物的兒子在同一天出生的嬰兒，集中收養起來，并給予良好的營養補充以及身體的鍛煉。如果大人物的那孩子不能順利長大，那么，在他夭折之前，九日研究所便會嘗試讓這大人物的孩子與這三十一個中國男嬰，進行合體實驗。也就是說，這三十一個男嬰的身體，都有機會承載那位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有著先天缺陷的孩子的思想與意識。

聽完這個計劃，我后背上直冒冷汗。如果是在一年前，我尚在特高課工作時，應該會認為這是個多么偉大與崇高的計劃。可此刻，我已經是一位孩子的母親，這么殘忍的替代品計劃，我接受不了。我坐在會議室角落，心里不自覺地感覺一陣冰涼。尤其讓我恐懼的是：我的孩子，和這些替代品方案里儲備的嬰兒，也是同一天出生的，也就是說，我的孩子也可能成為替代品。

我的擔心很快得到了證實。會后，土肥長官叫住我，要求把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一起送到專門為那三十一個嬰兒空出的嬰兒房去。我站在那兒沒吭聲，土肥長官便哈哈笑，說：“怎么了？云子，難道你不希望看到你的孩子以后有機會成為大和民族明天的偉人嗎？”

我低著頭，沒有說話。土肥長官拍拍我的肩膀，繼續說道：“少胡思亂想了，你和黃碧輝的孩子送過去一起喂養，不過是讓你和阮美云都能抽出身來，為研究所工作。再說，這三十幾個孩子的撫養，以后也就是你和阮美云的本職工作，照顧自己的孩子，還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稍微放寬了心。那天下午，我和阮美云便搬到了基地里新建的育嬰所里，負責照顧與看管那十個正值哺乳期的婦女與三十一個嬰兒。

阮美云應該也嗅出了基地里突然多出的嬰兒不是什么好事。雖然當時她和我走得比較近，但對我始終保持警惕。所以，那天她沒有主動問我什么，只是皺著眉，抱著自己的孩子，跟著我去了育嬰所。

反而是我主動安慰她道：“沒事的，土肥長官只是為了我們能有更好的資源來給予孩子。”

阮美云沒回答，默默地走在我身后。我們把各自的孩子與那三十一個孩子放在了一起，然后安排好了那十個婦女的住所。最后我找了個相對來說比較寬敞的房間，作為我們的寢室。

當周圍只剩下我們兩個人后，阮美云突然站到我面前，盯著我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道：“云子，我們帶著孩子跑吧！”

我當時就愣住了，面前這個看上去如此柔弱的中國女人，此刻目光異常堅定，似乎還有著一種穿透力，直接穿透到我的內心深處。我倒抽了一口冷氣，轉過身去，不敢直視她的眼睛。阮美云沒有動，依然盯著我看。半響，我低聲說道：“阮美云小姐，你說這句話時有沒有考慮過，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及帶來的后果？”

阮美云在我背后說道：“對于我而言，為了孩子的未來，我死不足惜。云子小姐，你和我都是為人之母，所以，我相信你不會說出去，因為孩子的未來遠比你我的生命更重要。”

阮美云的話，說到了我的心坎里。但我還是裝作無動于衷地走到床邊，伸手整理被褥，語速和平時一樣，不過聲音壓得很低：“美云，你今天說的話，我只當沒聽見。我也不會怪你，因為你是一個母親，但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否則，后果你自己知道。”

那天的談話就此結束。

日子一天天地過著，轉眼三個月過去了。育嬰所里出現了一個異常現象——我們悉心照顧的三十三個嬰兒，身高及體重，和最初來到九日研究所時，沒有任何改變。甚至于，我和阮美云的孩子依然是剛出生時的那般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