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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聲起，姑娘們陸續挑簾而出。

雖已是冬天，但她們穿著暴露，豐胸微顫，眼神顧盼，很是妖嬈，比長安平康坊的歌妓一點也不差，其中兩個似乎還帶有西域血統，高鼻深目，皮膚甚白。

最前面的一名歌妓，隨舞而唱：“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王昌齡竊笑道：“哈，我的《芙蓉樓送辛漸》！”隨即在墻壁上寫上：一絕句。

隨后，又轉出一歌妓：“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

高適看了看一旁半迷糊狀態的王之渙：“唱的是我的《哭單父梁九少府》。”高適也在墻上了寫下：一絕句。

第三個歌妓出場了，音樂聲剛起，王昌齡就說道：“估計還是我的。”

果不其然，只見那歌妓唱道：“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王昌齡的《長信怨》。他開懷地寫上：二絕句。

這時，王昌齡和高適把目光對準王之渙，后者此刻正擁著火爐，但酒已醒了一半。高適打趣道：“下一個歌妓馬上就出來開唱了，你別太緊張啊。”

“唱你們詩歌的那幾個姑娘，姿色、氣質都甚為一般，所唱也不過是下里巴人之詞，不是陽春白雪之曲，我的詩歌，俗人哪敢接近！”王之渙凝望中堂，起身指著諸歌妓中姿色、氣質最佳者說，“若此女所唱不是我的詩，我終身再不與你二人爭先！若是我的詩，你二人應在我面前拜倒，以我為師！”

不等王昌齡和高適說話，那最漂亮的歌妓已轉至堂中，起舞弄歌：“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現在，我們可以想象當時王之渙驕傲的神情。在三人的笑聲中，這邊陲小酒家有了一種獨具大唐風韻的光彩與生氣。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以詩齊名。嘗游西陲，時天寒微雪，三子共詣旗亭小飲，有樂妓十數人會宴。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三人因避席隈映，擁爐以觀焉。俄而一妓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妓唱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妓唱曰：“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笑而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色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倘是我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須臾，妓踏舞歌曰：“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即揶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妓詣問，語其事，乃競拜乞就筵席。三人從之，飲醉竟日。（《集異記》）

旗亭畫壁的三詩人中，高適的仕途最為亨通，官至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是唐朝所有詩人中官位最高的。王昌齡早年貧賤，困于農耕，年近不惑，始中進士。初任秘書省校書郎，又中博學宏辭，授汜水尉，因事貶嶺南。開元末返長安，改授江寧丞。被謗謫龍標尉。王之渙呢，性格放蕩不羈，除了寫詩外，最喜擊劍、喝酒，有豪俠之氣，但是，一生不得志，他曾長時間閑居在家，或旅行訪友。這樣看來，也許王之渙才是三人中最為純粹的詩人。

作為旗亭畫壁的優勝者，王之渙作品不少，但流傳至今的只有六首，其中最著名的是《登鸛雀樓》和《涼州詞》。關于他的詩歌，有人認為散失于“安史之亂”；有人認為，是他為了追求身后的不朽而做出了一個冒險的舉動：把自己詩歌中最佳者，挑選出來六七首，然后將其他詩歌一舉焚毀。作家格非在《涼州詞》中曾作大膽推測，雖為小說之言，但也不失為一種可能。

三人中性格上最像詩人的是王之渙，而作品最好的其實還是王昌齡。很多人說王之渙的《涼州詞》是唐詩七言絕句的壓卷之作，實在是夸大了，該詩其實并不如同題材的王昌齡的《從軍行》：“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從軍行》組詩一共七首，摘錄其中三首：“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王昌齡作為三人中詩作的最佳者，結局最慘：“安史之亂”中流離失所，遭橫禍被殺。

韓愈死亡的秘密

唐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夏，“文起八代之衰”的唐朝古文運動的發起者、吏部侍郎韓愈，病倒在長安靖安里府邸。

秋九月，韓愈病情趨重，因病退職。十一月的一天，韓愈正昏臥床上，恍惚中見一人，身高丈余，披金甲持長劍，腰佩弓箭，儀貌威然，立于床前，凝視著韓愈，良久開口道：“天帝命我與君商量一件事。”

韓愈整冠而起：“我不幸染病在床，何敢以此見大王。”

那人說：“威粹骨蕝國，與韓氏世代為仇敵，今欲討伐該國，而力不足，你有什么好辦法嗎？”

韓愈支撐著身子，說：“我愿跟隨大王征討威粹骨蕝國。”

那人點點頭，忽地便消失不見了。韓愈凝神，感到是一場夢，又如幻覺，憑著記憶，他把剛才發生的事寫下來。反復揣摩，而不能解其意。到了這一年年底，十二月二日，韓愈死去。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晝臥，見一神人，長丈余，被甲仗劍，佩弧矢，儀狀甚峻，至寢室，立于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與卿計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踞見王。”神人曰：“威粹骨蕝國，世與韓氏為仇，今欲討之而力不足，卿以為何如？”對曰：“臣愿從大王討之。”神人頷去。于是書其詞置于座側，數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宣室志》）

威粹骨蕝國？

我們不知道這個王國在哪里，也許在韓愈的夢里。不過，他一生的夢，應該是恢復儒家的正統地位。

韓愈生活的中唐時代，不說政治上的藩鎮割據，單從思想上來看，便呈現出一種佛家思想盛興，儒學衰退的現狀。韓愈的一生，在文學創作上，倡導自由的秦漢散文，反對格律的六朝駢文；在思想上，以恢復儒學道統為己任，激烈地反對佛教思想，代表作《原道》和《師說》鮮明地表達了這一點。

韓愈一直在為理想而努力奮斗。憲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對韓愈來說是他的人生轉折點。

這一年，鳳翔法門寺舉行大典，向世人展示佛骨。這種盛事每三十年一次。憲宗在這一年下詔，請佛骨入皇宮供奉，為此派人去鳳翔迎接佛骨，并在長安舉行了空前的儀式。

韓愈堅決表示反對，并向皇帝遞交了《論佛骨表》，激烈地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也就是說，若佛靈降罪，自己承擔一切后果。

韓愈態度堅決如此。

這讓皇帝憤怒，欲殺韓愈，群臣求情，韓愈最終被貶為潮州刺史。

此去出京，前路遙遙，至藍關，詩人寫下著名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后人可能遠遠低估了韓愈當時的孤獨感。

中唐時，儒學的處境比我們想象得要糟糕得多。當我們對魏晉時儒學的第一次崩潰念念不忘時，卻忽略了它在中唐于佛教壓力下的第二次坍塌。

筆記《唐國史補》中記載了一則往事，說韓愈晚年登華山絕頂，險途難返，發狂而痛哭。這何止是為前路？當如魏晉之阮籍，遇窮途而落淚，哭的是一種大的人生。韓愈華山之哭，更包含著對本土傳統思想在中唐時遭包括佛教在內的各方面挑戰的揪心。

“安史之亂”后，唐朝人的心靈格局的確發生了大變化。

為期八年的動亂滌蕩了各個領域內的秩序。在唐朝的政治地圖上，藩鎮割據的局面已形成；唐人的內心觀念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高層士大夫那里，內心開始被進入全盛期的禪宗所侵染；中下層官員那里，價值觀也已發生變遷，“義”開始大于“忠”。關于這一點，《獨異志》中的一個故事可佐證。

大歷年間，長安境內的萬年縣縣尉侯彝藏匿了身有大罪的逃犯。這聽上去有些奇怪，因為縣尉相當于現在的縣公安局長，這樣的身份還會窩藏罪犯？這俠義精神玩得有點大了。后來朝廷問罪，派御史審問侯彝，后者雖理屈詞窮，但終不坦白逃犯藏身之地。使用刑罰，仍不交代。御史也沒辦法了，道：“逃犯就在你右膝蓋下吧！”意思是，你為什么不屈服呢？

侯彝聽后，揭庭磚猛擊膝蓋，展示給御史看：“呵呵，哪里有逃犯？”

御史更怒，在鐵鍋下聚柴，升起烈火，烤侯彝的小腹。

侯彝卻說：“為什么不再加點炭？”

御史沮喪，將此事奏于代宗，皇帝詔問：“為什么隱藏國賊而自己吃苦頭到這種地步？”

侯彝答：“國賊確實是我隱藏的，但我已答應保護人家了，所以即使是死也不能說出藏身地點。”

案子最終的結果是：侯彝被皇帝下令貶為江西瑞州高安縣尉。

作為縣尉的侯彝，為了一句承諾，知法而犯法，雖承認罪行，但卻不交代國家要犯被藏匿何處，對朋友之“義”超越了對國家之“忠”。以上觀念在“安史之亂”前是很難想象的。由此可見，大動蕩后，“忠”的對象（唐朝廷）已難以承載“忠”的意義，而“義”被放大了，因為越是動蕩無常的年代，需要“義”的地方就越多。

在這個事件中，朝廷的曖昧也很有意思：明知侯彝窩藏國家要犯，最后卻沒治罪，只是把他從長安萬年縣縣尉調為江西高安縣縣尉，由“從八品下”變成了“從九品下”，官階降低了一品，職位本身卻沒有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