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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要求下，專案組提前召開專案會議。這種不按規定召開的專案會議，通常只有一種情況，那就是調整偵查部署。

當我宣布完我們的發現，確定兇手在殺鄭巧慧的那天夜晚穿的是紅色雨衣時，會議室里發出了一陣噓聲。

“我們都正在努力做調查，”一個偵查員說，“把我們叫回來說的就是這個？有用嗎？下雨天，有多少人穿紅色雨衣知道嗎？我們英城城區就有將近兩百萬人口，難道要一件一件地找紅雨衣？這不是拿我們偵查部門開涮嗎？”

面對偵查員的奚落，我沉吟了一下，說：“大家請看這張圖片。現場發現了多枚這種形態的鞋印。雖然發現的時候死者已經死亡一周，但這些鞋印留下的足跡是已經干涸了的、淡黃色的泥土。”

我見偵查員們依舊不服氣地昂著頭，點燃了一根煙，接著說道：“這樣的足跡形態，說明兇手在進入現場的時候鞋子上沾滿了稀泥，所謂稀泥，是指泥巴和水的混合物。”

“下雨天，這很正常。”偵查員說。

“那么，問題就來了。”我說，“下雨天，一般都是什么人群穿雨衣？”

“騎自行車、騎電動車、騎摩托車，”偵查員說，“這樣的人多了去了。”

“如果是騎車到現場，”我說，“鞋子上會有這么多稀泥嗎？”

“你是說，”丁支隊眼前一亮，“你是說兇手是走去現場的？”

“是的。”林濤說，“初次勘查的時候，在現場東邊五百米的地方，有一處修路的泥坑里發現了和現場形態相似的足跡。雖然沒有認定條件，但是從形態上看還是非常相似的。當時你們只考慮了兇手是從東邊走到現場的，但是沒有發現雨衣的線索。”

“兩者結合起來看，”我點點頭，說，“兇手是穿著雨衣走去現場的。這樣的人不多吧？”

“不多。”偵查員恍然大悟。

“如果從現場周圍的監控尋找徒步穿著雨衣的人，我相信不會找到很多。”我轉頭問祁法醫，“鄭巧慧的死亡時間定下來沒有？”

祁法醫說：“當時我們根據尸體身上的蛆的生長程度，判斷鄭巧慧死于九月二十一日。”

“通過調查，”偵查員說，“也印證了法醫的推斷，二十二日早晨就有人注意到鄭巧慧沒有開門，但是因為不熟悉，所以也沒有人去關心。”

“我說的是具體的死亡時間。”我說。

“具體死亡時間，只有通過胃內容去推斷。”祁法醫說，“死者胃內容基本排空，只剩極少量食糜，所以我們推斷死者死亡距其末次進餐有四至五小時。”

“這個死亡具體時間問題，”丁支隊插話道，“我們當時沒有重視。法醫和偵查也沒有碰，其實偵查已經調查清楚鄭巧慧最后一頓飯是在隔壁小飯店里吃的，當時是大約晚上七點鐘的時候。”

“時間很吻合。”我說，“和陳蛟被殺案一樣，兇手選擇的時間都是深夜。鄭巧慧既然是二十一日晚上十一點到十二點左右死亡的，那么調取當天從晚上十點到凌晨一點這個時間段附近路口的所有監控錄像，尋找徒步穿著紅色雨衣的人，這個不難吧。”

“不難，”偵查員躍躍欲試，“給我兩個小時的時間，我們能找到嫌疑人的視頻資料。”

比想象中順利許多，四十分鐘后，偵查員拿著一塊硬盤走進了專案組。他揚了揚手中的硬盤，眉飛色舞地說：“找到了！”

視頻中，一個穿著紅色雨衣的人匆匆從攝像頭前經過。后面一段錄像，這個人又匆匆從攝像頭前反方向經過。后面一段錄像中，紅色雨衣的側面垂下來一個東西，隨著這個人的步伐而擺動。

“看，”我興奮地說，“這個東西，不出意外的話，就是死者的外套！”

“你們注意到沒有，”林濤把視頻暫停，走到幕布前指著穿紅色雨衣人的說，“這個人的后背，好像有個凸出來的地方。”

“難道是背著一個包嗎？”丁支隊說。

我走近看了看說：“不是包，應該是個駝背。如果是包的話，背包的位置不應該這么靠上，而且這個人走路的時候，有明顯頭部前傾的跡象。說明，這個人是個駝子！”

“你要是不說是個駝子，我還不太敢認。”轄區派出所民警說，“我們轄區有個環衛工人就是個駝子，走路有些跛。剛開始看這段錄像，我就覺得他跛的姿勢很像那個環衛工人，可是監控模糊，不太敢認。”

我抬頭笑了，問：“丁支隊，你看是先抓人呢，還是先搜查？”

“反正我們手里有嫌疑人的dna樣本，不怕他不交代。”丁支隊說，“依我看，人抓來，同時對其住處進行搜查。”

“那就交給你們了，”我笑著說，“我們得回去睡覺了，大寶最近累得都開始夢游了。”

“什么夢游？”大寶瞪著眼睛說，“明明是你幻視！”

第二天一早，我們走進專案組辦公室就覺得氣氛不對。

專案組里煙霧繚繞，偵查員們都紅腫著眼睛，疲倦地翻看著卷宗。

“怎么，”我問，“出現問題了？”

丁支隊顯然一夜沒睡，伸了伸懶腰，說：“這家伙嘴硬，拿不下來。”

“搜查也沒有結果嗎？”林濤急著問道。

丁支隊說：“沒有。紅色雨衣、血衣、鄭巧慧的外套，都沒有找到，連鄭巧慧被害現場的鞋印，都沒有在孫建國家里找到類似的鞋子。”

孫建國就是那個駝背的環衛工人。

“那dna比對上了嗎？”大寶問。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兩起命案中交叉dna確實屬于孫建國。”丁支隊說。

“那不就得了，”我高興地說，“之前我們有詳盡的判斷，這個dna應該就是兇手的。既然這個dna是孫建國的，那么我們就沒有抓錯人，他應該就是兇手啊！”

丁支隊無奈地聳聳肩，說：“可有什么用呢？他死活不交代。”

“交代不交代有什么關系？”我說，“我們有物證啊。”

“這個物證沒有證明效力啊。”丁支隊說，“孫建國很狡猾，他承認自己去過這兩家美容院嫖娼，但是堅決不承認他殺了人。我們的物證也就只能證明他去嫖過娼，而不能證明他殺過人。”

“監控錄像也說明不了問題嗎？”我問過后就知道自己的問題有多么蒼白無力。

丁支隊盯著我，沒有說話。

“我去看看孫建國。”我說。

孫建國是個四十歲的長相丑陋的男人，見我走進審訊室，賊眉鼠眼地瞟了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