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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顱底骨折，顱內的腦脊液和血會通過顱底的骨折裂縫漏到口鼻腔內，由于死者的意識模糊，所以血液和腦脊液會被死者吸進氣管，這樣死者會嘔吐、嗆咳，血跡自然會被死者嗆咳到墻壁上。”

我想起了現場血泊旁的嘔吐物，看來師父分析得絲毫不差。

師父用刀劃開死者的氣管，說：“看，不出所料，他的氣管里都是些血性泡沫。”

最后一個疑點都被師父解釋合理了，我徹底放棄了抵抗，看來死者還真的是摔死的。

“可是，”我說，“半夜三更的，孫先發為什么會從高處摔下來呢？如果是高墜的話，他原始躺倒的位置正上方就應該是他墜落的起點。”

我說完，脫下手套，走到解剖室外的辦公室里，打開了電腦里的圖片：

“那么，墜落的起點應該是靠近小樓外墻墻壁的圍墻墻頭上。他半夜三更爬自己家的墻頭做什么？”

“那，那個……既然是摔死的……”大寶因為我們的失誤而亂了分寸，“是不是趕緊要撤案啊？”

“別急，”師父說，“死亡方式是高墜，但不表示這一定是一起意外，下面我們就要搞清楚死者半夜高墜的原因。”

“死者從自己情婦的喪禮上喝完酒回家，把香煙和鑰匙放在屋內，自己又走出屋外，鎖了屋門，爬上墻頭，然后跳下來摔死？”我一邊回溯時間順序一邊說，“殉情，還是偷窺？”

看到我們都開始深入思考，師父的氣才消了一些，他被我的這個假設逗樂了：“你還真有想象力，偷窺都能想得出來，他的鄰居都是些老弱病殘，有什么好窺的。”

師父的話音剛落，偵查員就走進了解剖室：“報告陳總，按照您的指示，我們去調查了劉家辦喪事當天參加喪禮的部分人員。這些人都反映，劉家沒有給每個人發香煙，飯桌上放著的香煙是玉溪。”

我一時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這發什么香煙，和破案，不，現在應該說是對還原事件過程有什么用呢？

師父一邊脫下解剖服，一邊拿出一根煙，點上后，深深吸了一口。

我們都整齊地站在師父身邊，等他開口指示下一步工作。

突然師父說：“應該是這么回事。”

我們都是一頭霧水，我忍不住問：“應該是怎么回事？”

“你們之前說死者是進了屋以后，又出門爬墻頭，是嗎？”師父問。

“是啊，”我說，“他把香煙和鑰匙都已經放在堂屋的桌子上了嘛。”

師父笑了笑，說：“桌子上的物品，有可能是死者回到家里放在桌子上的，也有可能是死者下午離開家去參加喪禮的時候，根本就忘記帶在身上的。”

被師父一點，我恍然大悟：“哦，對，是啊！”

“是？那個，是什么？”大寶還沒能反應過來。

我接著說：“如果是死者根本就忘記帶鑰匙和香煙出門，香煙不要緊，沒鑰匙，他晚上怎么進家門呢？”

“嗯，”桂法醫抱著雙手，慢慢地補充道，“所以陳總才會讓偵查員去調查香煙的問題。目前看來，劉家給參加喪禮的人們提供的是玉溪，而死者家里放著的，是云煙。”

我補充道：“既然死者家里的煙不是下午喪禮上的煙，那么就不能根據香煙、鑰匙在屋內而推斷死者已經進了家門。這樣看來，死者下午出門的時候，很有可能就是忘記帶鑰匙和香煙了，所以他晚上就進不了自己的家門。”

“進不了家門，”師父繼續發問，“如果是你們，你們該怎么辦？”

我重新坐在解剖室外的辦公室里，在電腦上一張一張翻看著現場照片。

“知道了，”我眼前一亮，“你們看，死者墜落的地方上方是墻頭，墻頭旁邊就是小樓的二樓窗戶，別忘了我們第一次現場勘查的時候，二樓的窗戶是開著的，當時林濤還說這樣開著窗戶很危險。”

“是了。”林濤一直在旁邊聽我們的分析，這時候也開了口，“死者應該是爬墻頭想移到窗戶旁邊，翻窗入室，可是他喝了酒，手腳不穩，就從墻頭上摔了下來。”

“現在我們該怎么辦？”我摩拳擦掌，蠢蠢欲動，想趕緊彌補自己之前犯下的錯誤。

“不好辦。”師父說，“現在的一切都只是推斷，更糟糕的是，之前縣局已經立案而且通知了死者家屬。如果沒有充分的事實依據支持，我們就這樣去通知家屬，那人家一定會說是你們公安破不了案就說死者是自己摔死的，要我，我也不信服。”

我低下了頭，知道這是師父在變著法兒數落我。

“行了。”師父看見我自責的表情，又于心不忍，接著說，“現在我們去現場吧，希望能在現場找到有用的證據。”

“這事兒不能全怪冬瓜。”林濤也聽出了師父責怪我的意思，上前幫我擋了一槍，“我們痕檢也有責任。我覺得我們這次是可以找到線索的，因為第一次勘查，我們只勘查了墜落點地面和二樓的窗框，對于死者可能觸碰到的墻頭、二樓窗臺我們并沒有仔細看。”

“這不能怪你。”師父鐵了心讓我挑全責，“法醫沒有搞清楚致傷方式，錯誤重建現場，你們自然不可能在對的地方尋找痕跡，秦明這次難辭其咎。”

我又低下了頭，這次的教訓的確夠深刻的了。

到了現場，林濤只身爬上了近兩米高的墻頭，用放大鏡在墻頭上尋找著痕跡，另幾名痕跡檢驗員在二樓研究窗臺。此時此刻，幫不上忙的我只能焦慮地在院子里打轉，期待著他們的好消息。

師父的推斷又一次接近了事實，很快，林濤和他的弟兄就在墻頭和窗臺找到了直接證據。

“墻面、墻頭的痕跡已經可以證明一切了。”回去之后，經過比對，林濤高興地向師父匯報道，“雖然過去一個月了，但是現場一直封存得很好，痕跡物證都沒有遭到破壞。墻面有明顯的蹬擦痕跡，是死者上墻的時候留下的，墻頭也有幾枚死者的完整足跡，其中一枚右足足跡有變形，有擦挫，應該是滑落的時候留下的。”

“窗臺上也有死者左手的指紋和掌紋，從方向上來看，是從外到內的，也就是說死者的左手已經搭上了窗臺，但是右手沒有來得及搭上來。”另一位痕跡檢驗員說。

“我也有發現。”師父拎著死者的一雙鞋子，說，“我仔細看了死者鞋子的邊緣，右腳的鞋子邊緣有和硬物摩擦形成的損傷。方向是從下到上，這個證據也可以印證死者的腳和墻頭有摩擦滑落。”

“那么，現在看來，”大寶插話道，“死者應該是左手上了窗臺，左腳和右手懸空，右腳突然滑了，導致他仰面下落著地。這樣也就解釋了死者為什么會是頭朝墻根仰面著地的姿勢。”

我在一旁默默無語，看著他們一點點重建出現場，還原出事實真相。

有了充分的現場證據，案件很快就撤銷了。又睡了一晚上郁悶覺，我起了個大早，到師父辦公室主動檢討。

師父的態度和我想象中大相徑庭，他溫和地問：“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錯誤嗎？”

我點了點頭，說：“知道，先入為主、工作不細致。”

“嗯，總結得很好。”師父說，“你剛去，所有人都說是命案，所以你也認為是命案，但是你忘記了一個法醫最先應該搞清楚的，就是死者的死亡方式。因為先入為主的思想，所以你主觀臆斷地排除了一切意外事件的可能，最要命的是沒有細致解剖，遺漏了背部損傷這么重要的一個線索。其實，你當時要是打開死者后背，你的判斷一定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其實，是老管一直在催我快點兒結束，所以我沒打開后背。”來之前我已經想好了無論如何不辯解，結果這時候卻又忍不住為自己辯解。

師父語重心長地說：“你是省廳法醫，錯和對都要你來承擔責任，你不應該受到任何人的影響。幸好這個案子一直沒有抓人，如果讓別人蒙冤入獄，你的良心又如何得以安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