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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薛定諤方程的概率解釋是玻恩提出的,并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但玻恩本人對此是不太認可的。
因為他認為薛定諤已經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自己僅僅提出了一個解釋的角度,就拿了個諾獎,不太合適,甚至有點生氣。
玻恩本人一直認為自己應該和海森堡、約爾丹一起拿矩陣力學的諾獎。
薛定諤、狄拉克、海森堡等人獲獎時間是緊挨著的:1932年海森堡,然后1933年是薛定諤與狄拉克兩人。
諾貝爾獎委員之所以這么安排,是因為他們的功勞很難評判高下,都太重要,甚至先后頒獎都不太合適。
所以諾獎委員會的解決辦法是把1932年的物理學獎一直留到1933年一起頒發,這樣大家就挑不出毛病,幾人能在同一次頒獎儀式上一起被表彰。
網上還有薛定諤、狄拉克、海森堡三人一起到斯德哥爾摩的照片。
但這又引出兩個問題:
其一,為什么對矩陣力學同樣很重要的玻恩以及約爾丹沒有被授獎?
其二,如果獎項只準備給海森伯、薛定諤和狄拉克,為何不讓他們分享同一年的物理學獎?畢竟諾獎委員會的原則就是一次評獎可以最多有三人。
最有可能的解釋是在1933年初,諾貝爾獎委員會就已經決定把1932年的獎頒給海森伯、玻恩和約爾旦,而把1933年的獎頒給薛定諤和狄拉克。
但作出初步決定的幾個月后,德國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小胡子希特勒當上總理了。
小胡子在德國強勢掌權,而約爾丹在這時候加入了鈉脆!
諾貝爾獎委員會不愿意被視為與一位公開支持希特勒活動的人站在一起,就把玻恩和約爾旦一起剔除出考慮之列———因為不可能把他們共同的工作割裂開而單獨給其中一位授獎。
這件事對海森堡本人來說是非常尷尬的,因為他知道,沒有玻恩和約爾丹,矩陣力學根本不可能創建。
而玻恩作為哥廷根團隊的領頭人,更是將此視為對自己的羞辱。
海森堡收到諾貝爾獎委員會的信后,立刻給玻恩寫了一封信。
但玻恩此后多年還是對諾獎委員會的做法耿耿于懷,1950年代他曾經給愛因斯坦寫過一封信:“當時海森堡對矩陣是什么根本沒有任何概念,直到我告訴了他。正是他獲得我們共同工作的所有榮譽,比如諾貝爾獎。我沒有在1932年和海森堡一起獲得諾貝爾獎,當時深深地傷害了我,盡管海森堡寫來了一封很友好的信。”
當玻恩終于在1954年以72歲高齡獲得諾貝爾獎時,海森堡才感到一些寬慰。
但這可以看作諾獎委員會的補發,雖然給出的理由是“概率解釋”,但人家玻恩最大的貢獻就是矩陣力學。
而且概率在20年代的量子領域,已經被哥本哈根所接受,后來也是哥本哈根把這個理念真正發揚光大。
可以類比于諾獎委員會給愛因斯坦發獎,理由也不是相對論———就是隨便找個借口唄,因為人家的貢獻早就值得諾獎。
所以此時李諭提出來概率解釋,沒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沒法當作諾獎級發現……
當然了,概率解釋本身很重要,此后融合了概率解釋、不確定性原理、波粒二象性、不相容原理、互補原理等深刻到近乎哲學的物理思想的哥本哈根解釋,給量子力學帶來了一次最深刻的革命。
此后的幾天,大家把討論的方向隨之轉向了李諭提出的這個怪之又怪的概率解釋。
李諭順便還寫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論文。
眾人沒有達成共識,大家決定回去準備準備,下一次會議再行商議。
但總體看,玻爾、海森堡對此表示了極大熱情,并準備進行細節上的補充。
唯獨愛因斯坦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量子力學現在固然是堂皇的,然而我的內心卻有一個聲音告訴我,它還不是那回事。雖然這個理論描述了很多東西,但它并沒有真正地帶領我們更加接近那位“老頭子”的秘密,我無論如何都深信那位“老頭子”不是在擲骰子。”
愛因斯坦口中的老頭子,就是上帝。
這句話便是著名的“上帝不擲骰子”的最初來源。
——
結束這次哥本哈根的小聚會后,李諭準備去柏林看看普朗克,與愛因斯坦、薛定諤同行。
愛因斯坦自然是回去繼續上班;薛定諤則去柏林大學開個講座,順便參加“面試”。
今年普朗克就要退休了,他的柏林大學理論物理教授一職需要找個繼任者。柏林大學對此非常重視,因為這個職位幾乎是歐洲大陸理論物理學的最高職位,他們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愛因斯坦肯定不在委員會考慮之列,他已經是柏林大學一個特殊的物理教授,而且是沒有教學任務的教授。
李諭肯定也不行,他在歐洲待不了這么久,更何況還不是德國人。
海森堡有被委員會考慮過,可他太年輕,只有24歲。
所以最終進入名單的只有兩人:薛定諤與玻恩。
委員會更加偏向于薛定諤。因為玻恩在哥廷根的職位也不算低,不見得會放棄;其次,今年堪稱薛定諤“奇跡年”,波動力學橫空出世,驚世駭俗,柏林大學非常看好他。
愛因斯坦笑道:“應該要提前恭喜了,將來我們就是同事,可以在學術上有更多探討。”
后來的世紀大辯論中,愛因斯坦是和薛定諤一個陣營的。
薛定諤說:“就像你當初離開蘇黎世一樣,我還有些猶豫,畢竟蘇黎世這個小城的生活太愜意,對我的肺部也很友好。而柏林不僅有緊張的政治氛圍,工業化的污染空氣更讓人呼吸困難。”
李諭說:“你說的都是事實,但這個職位太吸引人了,不是嗎?”
“的確很難拒絕,”薛定諤有些糾結地說,“蘇黎世大學在得知柏林大學對我的邀約后,竭力挽留,愿意給出一個蘇黎世大學與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聯合教授席位,薪水翻一倍。”
“教學任務哪?”李諭問。
“很遺憾,教學任務也要增加一倍。”薛定諤苦澀道。
他每周的教學任務已經是11小時,增加一倍就要超過20小時了,根本沒有時間再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