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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五十歲多時，曾寫詩《次韻王晉卿上元侍宴端門》：“月上九門開，星河繞露臺，君方枕中夢，我亦化人來”。

蘇把自己比作“化人”，而“化人”即歐洲人種。《列子&#8226；周穆王》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凡此種種，蘇軾流著異族血液，有異國情調，當非無中生有之事。王木木對著如此顛覆自己現存的記憶中一個現實，真是得三思而行了。

王木木看了看向太后，她是咱呂宋的何仙姑，雖然她沒能系統的掌握莫爾斯，但在呂宋相處時，建立了一些約定，現在正在暗示王木木。

現在的向太后作了幾個手勢，告訴王木木，你要我核查的事情，基本屬實。

那，王木木要向太后核查什么吶？

事情是這樣的，王木木知道，難得有幸穿來大宋，在這個年代，與蘇軾的面對面是早晚的，所以，搜索枯腸，看看前世有什么帖子能有助于這個機遇。想啊想，突然想起，記得有人考證，北宋末年“六賊”之一的太監梁師成系蘇軾私生子。王木木知道，自己這種假設，在前世，一定會被蘇粉們罵得狗血噴頭。其實，這很冤枉。因為在這個年代，私生子多似乎并沒有什么不光彩，相反，這是能力巨的一種展現，是魅力強的一種表現，是魄力大的一種體現，民間傳說，還有許多日本妹妹專程跨海來渡蘇軾的種，那些種子開花結果了，不就都是私生子嗎？只是，自己的兒子去做太監了，這倒真是很上不了臺面的。

一般來講，“太監”都是出身低賤貧寒，為生計所迫，不得已才去做為人不齒的“奴才”。按說，“文豪”和“太監”之間不會發生多大的血緣聯系，不會“沾親帶故”。然而，歷史有時就很不“邏輯”。

梁師成將是將來的宋徽宗身邊的一名太監，不但深諳“奴才之道”，而且“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因而深得寵幸。后因賣官、貪污受賄、假傳圣旨等惡行而被列為“六賊”之一。關于他的身世，他本人一直“自言蘇軾出子”，即堅稱自己為蘇軾“私生子”。對此，后來所有的文史均語焉不詳，這很正常，這又不是很光彩的事，哪個文人會多事，給泰山北斗去抹黑呀。

但是，后世人，從年齡上分析，梁師成應是蘇軾中年時代的作品，蘇軾比他要長20歲以上，因此年齡上存在可能。特別是從行為上看，貪污成性又極小氣的梁師成對蘇家卻是反常地極其的大方。他給了蘇家很大的恩惠，他冒著殺頭危險竭力保護蘇軾的作品。而且“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指蘇過）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即蘇過在府庫中取錢時，一萬貫以下的不必上報，厲害不，一萬貫啊。真可謂“情至義盡”。

在宋一代，仕大夫文人的地位十分尊貴，尊崇文人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風尚，如梁師成無緣無故宣稱自己是蘇軾的“私生子”，那么這種“潑污”的言行勢必遭到世人，尤其是士子們的聲討，皇帝也不可能坐視不管，蘇家更不可能視若無睹，然而，史書上卻無類似反對的聲音出現。且，據朱熹《朱子語類》記載，“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由此看來蘇家和梁師成不但沒有“紅臉”，相反還來往甚篤。所以，后人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私生子”一說應該成立。向皇后剛才是在告訴王木木，后宮中確有梁師成此人，且真是一個喜歡舞文弄墨的一個太監。

王木木知道，蘇軾這個人，有時心管不住嘴，酒水糊涂，即興吟頌，美文佳句一出，女人醉倒了，有獻心的，有獻身的，后果就另說了。比如，在蘇軾少年在家讀書那會，蘇家有一有錢鄰居，有一女，聽到蘇軾的讀書聲，春心哄動，“一夕來奔”，欲親熱，但“蘇公不納”，不過那有錢人家的小姑娘長得也挺可愛的，所以，蘇軾“約以登第后聘以為室”。

可是呢，等到蘇軾考上進士以后，則“別娶仕宦”了，過了很久以后，有一天蘇軾突然想起了這個小姑娘，就“訪問其所適何人”，這才知道小姑娘已經“守前言不嫁而死”。

蘇軾覺得慚愧了，后來在元豐五年（1082年），蘇軾因為烏臺詩案而被貶黃州，日子過得孤獨寂寞，想起往事，有感而發，寫了一首詞，《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

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

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詞里所寫的“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就是指當年的那個鄰家女孩。蘇軾因為自己負心，現在想來，只覺“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而且，對那個女孩“揀盡寒枝不肯棲”表示無盡的愧意，現在自己只覺得“寂寞沙洲冷”，思人睹物，心底是相當的冷。

王木木在打量眼前的蘇軾，這位，在文學書畫上，登峰造極了。如來我哈佛當一文藝類教授，我也會歡迎。但是，在眼下這年代，文才好了就去考狀元，有了功名就能當官。殊不知一個政府官員，需德才兼備，且不論才有百家，只是那德，科考中就無法測量。這位蘇軾，其負面新聞不少，王木木對他的影響不好。覺得此人不厚道。

蘇軾慣會匠心獨運地托關系走后門，在考試時還會作弊。

蘇軾在科考初試時，蘇軾有個題目搞不明白，就“對案長嘆”，且用眼偷看弟弟蘇轍，蘇轍就對著哥哥“把筆管一卓而以口吹之”，蘇軾立馬明白了，“蓋《管子》注也”。

蘇軾在作文中還會弄虛作假，蘇軾的科考在禮部考試初試中，命題為《刑賞忠厚之至論》，此文后被收入《古文觀止》，例來是篇文人們津津樂道范文，也是蘇軾政論性文章的代表。但該文在圍繞論點展開地毯式論證時，生造史實。

文中有一皋陶殺人的典故。主考官梅堯臣和歐陽修不知，問蘇軾此事何典。蘇騙歐說：此典出于《三國志孔融傳》的注釋。

歐陽修回家翻書，找了半天也沒找到，于是“他日再問坡”，這次蘇軾知道瞞不住了，就忽悠著說：當年曹操搶了袁熙的老婆賜給兒子曹丕，孔融想勸曹操不要這么胡搞，就說了一句話，“昔武王以妲己賜周公”，曹操沒聽過這事，問孔融典出何處，孔融回，“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

然后蘇軾招供道：我文章里那個皋陶殺人的典故，“某亦意其如此”，只是想當然耳，“何須出處”？

歐陽修和梅堯臣兩人聽罷，都大為驚駭，這種信口胡扯的事情也敢拿出來作為論據，真是服了蘇軾了。

雖然當時糊弄了過去，但其他考生知道后，心中大為不服，應試文章哪能造假，于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訕公者成市”，聚眾大罵蘇軾，“群嘲聚罵者動滿千百”，并指責歐陽修沒有原則，直至鬧到仁宗皇帝那里。不過還好，歐陽修早在仁宗那里打過招呼，說要搞文風改革，可能會出點事情，仁宗也不懂文學，就沒有加以追究。

所以，梁啟超在《王荊公》一文中，對蘇軾的政論性文章有一個評價：“東坡之文美矣”，但是內容不純正，基本是“縱橫家之言也，詞往往勝于理，其說理雖透達，然每乞靈于比喻，已足征其筆力之不足。其氣雖盛，然一泄而無余，少含蓄紆郁之態”。“東坡學莊列，而無一文能似莊列”。

所以，梁啟超認為，“以東坡文比荊公文，則猶野狐禪之與正法也”。如果拿“荊公上仁宗書與東坡上神宗書合讀之，其品格立判矣”。

梁啟超此言非虛，歐陽修曾評荊公文章說：“王介甫之文，更令開闊，勿造語”。并有一詩贈荊公：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

再看歐陽修對蘇軾文章的評論：“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

僅依歐陽修的個人看法，即可知蘇軾行文的輕狂外露浮華冗雜與荊公之深刻簡潔冷峻內斂，兩種風格高低立明，不可同日而語。

蘇軾的策論文章，行云流水，滔滔不絕，但看多了會頭疼，美文立馬會變成《大話西游》里的唐僧，羅嗦寡淡牽強附會，真能讓人想起蚊蠅萬千愁煙萬里，那不是一般的煩心，是非常的煩心。

王木木覺得，蘇軾此人有文才，但不忠厚，法制觀念也淡薄。比如，在蘇軾在運送老爸蘇洵的棺木回家治喪途中，借英宗特批的官船“販鹽及蘇木、磁器”，還借用進京迎接知眉州新任長官的兵夫，神宗聽了很生氣，親自派人調查。

宋時鹽法嚴厲，不許私人販賣，**祖時一度曾規定，“入禁地貿易至十斤”者，“乃坐死”，是要砍腦袋的。但因為販鹽利潤大，所以犯法之人很多，頭砍不過來了，只好放寬鹽法，但處理仍然是很嚴重的，特別是對公務員來說，更要面臨撤職的危險，不是好玩的事情。

而蘇軾被舉報的，是用官船販私鹽，這個罪行更重，如果屬實，可能會先把屁股打開花，然后一腳踢到偏遠之地永不錄用……。